《杜晚香》与晚年丁玲的时代意识
1982年3月11日，因《“牛棚”小品》荣获《十月》散文奖，丁玲出席授奖大会，并即席发表获奖感言。出人意料的是，丁玲的感言不像为《“牛棚”小品》而发，反而像是为另一篇作品《杜晚香》正名。演讲的最后，丁玲说道：
不过，昨天，今天，我反复思量，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自然，这里并没有绝对相反的东西，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杜晚香》。是不是由于我太爱杜晚香，人民更需要杜晚香的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1]
上述声明经过后人反复回味成为建构晚年丁玲[2]“老来左”形象的一个重要例证。王蒙在《我心目 中的丁玲》一文中就谈到这一点[3]。然而，他认为晚年丁玲不是真正的“左”，那些看似“左”的行为主要出于“利害的考虑”。所谓“利害”，既有要与当时青年作者一争高下而发出逆耳之音的“竞争意识”[4]，更重要则是出于多年的文坛斗争经验——特别是在“新时期”，周扬再次成为文艺界执牛耳者时，丁玲“要与之抗衡”就必须与之相对[5]——可见，王蒙将丁玲对《杜晚香》的重视视为某种权宜之计。
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也对晚年丁玲偏爱《杜晚香》感到不解。当回忆起丁玲所说的“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有更多杜晚香这样的人物”时，张凤珠坦言：“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研究丁玲的人，无法评论她这种坚持妥当与否。”[6]面对晚年丁玲历经磨难后展现的“豪气”和“锐气”，她则表示“我不胜惊奇，却没有很深的理解”[7]。但在谈起《“牛棚”小品》 的阅读感受时，她却颇为动情地说道：“人世间能有这样真挚的情感，是多么感动人啊！”[8]显然，相较于《杜晚香》，张凤珠更喜欢《“牛棚”小品》。
可以说，王蒙和张凤珠对晚年丁玲的看法代表了两种典型的情感态度：“不相信”和“不理解”。王蒙联系到丁玲和周扬的“宗派”恩怨，张凤珠追溯到丁玲的“右派”经历，两者都是基于她此前的生命经历，却忽视了这个决定与其所处时代也即80年代初期的内在关联。
在讨论丁玲为何要坚持写《杜晚香》而非《“牛棚”小品》时， 一个未被察觉却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这个决定并非在两篇作品甫一写作与发表时就内在于丁玲心中，而是有一个逐渐成型的过程。不妨先回顾一下两部作品创作与发表的经过。《杜晚香》原题为《垦区标兵邓婉荣》，最初写于1965年，但初稿后来全部失散。1978年，丁玲在山西被摘除“右派”帽子后，开始思考通过写作向群众献礼的问题，考虑再三后决定重写这篇作品作为重返文坛的“亮相”之作。8月底，丁玲写完重写版初稿，标题也改成《杜晚香》。文章先后辗转多家刊物，最终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牛棚”小品》则写于1979年3月，当时丁玲正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心血来潮下落笔成文，前后花费不过十天。丁玲原本没有想急于发表，一个意外让这篇散文提前面世。为了落实政策，中央指示丁玲复出后的第一篇作品最好在《人民文学》发表，《人民文学》编辑部因此取走了已被《十月》录用的《杜晚香》。为弥补这一阴差阳错，丁玲就把刚写完不久的《“牛棚”小品》给了《十月》杂 志，发表于该刊当年9月出版的第3期。可见，相较于随性而就、意外刊发的《“牛棚”小品》，《杜晚香》的创作和发表与丁玲复出之路紧密相连，她 确实对后者倾注了更多心力。从这一点来说，丁玲重视《杜晚香》甚于《“牛棚”小品》似乎不言而喻。但是，直到1982年丁玲发表获奖感言之前，她并未明确表示更想写《杜晚香》而不愿写《“牛棚”小品》。
1979年9月，丁玲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曾谈及《“牛棚”小品》。当时的她没有将《“牛棚”小品》与《杜晚香》进行比较，也未表示将来不会写前者这类作品，反而认为《“牛棚”小品》这类“抒发当时环境下个人的感情”的作品是“有趣的东西”[9]。到了1982年4月， 也即丁玲发表获奖感言后不久，她再次与北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进行了谈话。当学生们问丁玲是不是对得奖的《“牛棚”小品》比较满意时，她强调只能“偶一为之”，并再次声明“要努力写《杜晚香》 式的作品”[10]。相比三年前谈起《“牛棚”小品》时较为积极的态度，这次回答对这类写作的否定更为明确。
如何理解丁玲的这种变化？如前所言，丁玲的确从一开始就更重视《杜晚香》，但从其对《“牛棚”小品》前后的态度来看，最开始的态度不是决定她在三年后两次声明要写《杜晚香》不写《“牛棚”小品》的根本原因。并且，丁玲在获奖感言中强调“人民更需要杜晚香这种精神”，说明这两次态度一致的声明，不只出于她个人的喜好，更关乎其所理解的时代需要。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深入剖析晚年丁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体认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意识，从而找出促使她做出上述改变的内在原因。
一、80年代的青年精神危机与丁玲的思考
如何理解晚年丁玲的上述判断？她所言一“旧”一“新”两个障碍的实质所指是什么？她又为何对年轻人的处境特别关注？
在《十月》杂志颁奖大会召开前不久，丁玲刚刚完成对美国的访问[11]。要了解她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可从《访美散记》第一篇《向昨天的飞行》中窥之一二。这是丁玲到达美国后所写的第一篇散文，真实披露了她离开祖国时生发的万千感慨：
祖国呵，长期的苦难堆压在你的身上，你现在真是举步维艰，旧的陈腐的积习，不容易 一下摆脱；新的、带着“自由”标签的垃圾毒品，又像虫虱一样丛生。……年轻有为的一代，正在经受考验。……年轻人呵！快些长大，不要消沉，不要退缩，不要犹疑，不要因循。要坚定无畏地接过老一代的火炬，你们是国家的顶梁柱，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你们一代年轻人的肩上。[12]
若从主流的历史叙述来看，当时的中国应该正处于迈向新生的阶段。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13]。但丁玲依然对中国当时的处境忧虑重重。在她眼中，此时的中国正在遭遇“举步维艰”的困境。困境源于当时存在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无法摆脱的“旧的陈腐的积习”，另一个是正在丛生的“新的、带有‘自由’标签的垃圾毒品”。在两个障碍之下，丁玲对“年轻的一代”寄予厚望。如何理解晚年丁玲的上述判断？她所言一“旧”一“新”两个障碍的实质所指是什么？她又为何对年轻人的处境特别关注？可以说，这段话是把握晚年丁玲在80年代初期独特时代意识的切入口。
有论者曾引入丁玲1982年4月给一位青年的复信做出过解读[14]。这封复信与《访美散记》中《海伦的镜子：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一文有关[15]。兰州铁道学院大学生达克在《人民日报》 读到这篇文章后，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达克在信中陈述了他看到的文艺不良现象，认为当下青年思想空虚的主因在于“政治宣传”和“文学艺术”，从而提出了“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的建议[16]。针对达克来信，丁玲当即写了复信。在信中，丁玲首先表达了对一部分青年精神苦闷的理解。随后，在谈到“作家的堕落”时，丁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正是这段分析，被相关论者作为理解前述一“旧”一“新”两个障碍的重要参考。
丁玲提到，当时新出现了“一小股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思潮”，从历史中又遗留下来“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17]。前者的含义比较明确，自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国内确实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崇美风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民主”话语也一度甚嚣尘上。相较于前者的明确所指，后者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表述则显得较为隐晦。丁玲没有直接给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这样凝练的判断，而是用了五个词语“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来描述她看到的一部分人 们的外在表现。相关论者将这五个词语与“五四” 时期丁玲的思想进行勾连，认为“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正是“其早年创作小说集《在黑暗中》的主题”，从而将丁玲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指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话语”的全面复苏[18]。问题在于，能否脱离历史语境，仅就语词上的相似做出思想勾连的判断？上述判断忽略了晚年丁玲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换言之，丁玲在《访美散记》和复信中表达的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隐患的认识以及对青年精神问题的关注，并非肇始于此。在此之前，丁玲就对这些问题形成了自身的思考脉络。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有关青年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丁玲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讨论，却以自己的方式响应了这股时代潮流。同一时期，她在各类访谈和演讲中开始频繁表达对时下青年面临精神危机的担忧[19]：
现在有些青年人就是缺少信仰这样一种东 西，单纯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20]
据说，由于“四人帮”的长期祸害，青年中逆流搏斗的不乏其人，但垮掉的也不少，这样的人没有信仰，失去信心，只讲个人吃喝玩乐，总嫌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21]
现在有的年轻人我们是看不上眼的，觉得他们有些庸俗，到处讲关系，缺少革命意志， 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但是，我们应该体贴他们，做些疏导工作。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一套思想作风？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22]
丁玲深刻认识到“新时期”初青年面临的普遍精神危机：革命意志衰退、缺少信仰以及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这应该是她之后赴美时想到“年轻一代正在经受考验”的具体所指。但是，忧虑中的丁玲也保持着对青年处境的“同情之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一套思想作风？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也就是说，不能将青年们的精神危机仅归咎于个人品质的不端，更要看到他们浸淫在怎样的社会历史环境里。在追溯青年精神危机的原因时，丁玲着重强调了弥漫在青年周围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思潮[23]。“资本主义”思潮对应着1982年复信中提及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封建主义”思潮则联系着丁玲在“新时期”初频繁提及的历史遗留问题，用她在当时回顾历史时的说法，是所谓“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还没有彻底肃清的”[24]“封建主义的残余”[25]。因此，从上述思考脉络来看，丁玲在《向着昨日的飞行》中提到的中国不易摆脱的“旧的陈腐的积习”并非指“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当时的另一种隐患：“封建主义的残余”。
二、“封建主义的残余”与丁玲的“新时期”意识
在丁玲的“新时期”意识中，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更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潮流共同导致的时代危机。
若要准确理解晚年丁玲频繁提及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关键在于厘清它与“新时期”主流“反封建”思潮的关系。因为，从“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到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反封建”始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
“思想解放运动”的命名与主流话语对“文革”性质的界定密切相关。“文革”的性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主流话语中发生过一些变化[26]。正因为“文革”被视为与“封建主义”有关，“思想解放”的潮流才顺应而生。据王学典的研究，最早认为“文革”与“封建主义”有关的是历史学家黎澍。黎澍从重评“评法批儒”运动入手，指出“四人帮”批孔，不是反“封建”，而是鼓吹法家的“封建”[27]。在之后发表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中，他将“封建”所指对象从“四人帮”扩大到了意识形态领域遗留的“封建思想”，并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意义上重新启用五四运动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源，“新时期”也因此与五四时期有了直接关联[28]。随后，党内也开始反思制度和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成为当时推进党领导制度改革的口号[29]。可以说，从“文革”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封建”的内涵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封建”指认对象从“四人帮”等逐渐扩展到现实中存在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主义”现象。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封建”所指对象进一步扩大。1986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将“封建主义”的复辟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缺乏“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30]，导致了“封建主义”有可能复辟。因此，在李泽厚的论述中，“反封建”与“补资本主义的课”一体两面。但正如罗岗强调，李泽厚的“补课说”不是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走错了才要“补课”，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野出发进行的一种“回溯性的建构”。李泽厚在此基础上提出“转换性创造”的主张，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换为‘现代化’对‘小农经济’的克服”[31]，这正是李泽厚理解的“新时期”应该进行的“反封建”任务。
如果把丁玲当时有关“封建”的论述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会发现她对“封建”的理解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农村社会发生的“封建思想”回潮现象。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丁玲专门谈到农村社会依然存在的大量封建陋习，诸如“阴婚”“求神拜佛”“宿命论”等[32]；其二，丁玲所言的“封建”不仅指遗留的“封建思想”，更关乎“宗派主义”。1979年11月8日，丁玲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反封建”时，直接将其等同于反对“宗派主义”：“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33]。
若仅从丁玲的表述来看，很容易将她对“封建”的理解归入上述主流“反封建”思潮。有研究者就从这个视角出发，认为晚年丁玲依然坚守着“五四”传统，从而对其形象进行了拆分式解读：一面是高举反“封建”大旗，呼应“思想解放运动”的“五四”的女儿，一面则是坚持“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革命者[34]。这类二元对立的解读实际上抹杀了丁玲所言“封建”的复杂性。一方面，虽然丁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新时期”主流对“封建”的理解，如她也从思想角度去认识农村中存在的“封建”现象，而且晚年丁玲对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她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和发言中，多次表达对中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期望[35]，但是，丁玲与黎澍、李泽厚等人最大的不同是，她从未经由“反封建”简单地将“新时期”与五四时期相勾连。丁玲曾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做过题为《我的生平与创作》的演讲。在发言中，她回顾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经历。其中，五四运动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发挥作用的，正是这场运动让她走出狭小的书斋世界，“走长沙，闯上海，进了共产党最早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认识了一些著名的革命人士，接受他们的教导和影响”[36]。因此，丁玲在讨论“五四”时更偏重革命而非思想解放的内涵，这一点不同于黎澍。晚年丁玲不随主流重返“五四”的原因，还在于她独特的“五四”经验。正如贺桂梅所言，丁玲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进行写作的，在勘破了“五四”现代性虚妄幻象之后，她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左翼”革命之路[37]，所以，很难再让丁玲以为回到“五四”就能为80年代寻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主义”，丁玲也有着不同于主流的看法。首先，丁玲和李泽厚都将某些官僚主义现象视为“封建主义”[38]。但是，两者对“封建主义”内涵的理解实际上截然相反。丁玲始终立足于革命政治内部，从未将“反封建”与“补资本主义的课”相联系，而且在她看来，“封建主义”故鬼重来的根本原因，不是李泽厚所说的“个人的生活和意识”被压抑，而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有可能凌驾于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之上。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她对“宗派主义”的反思中。丁玲将“封建主义”和“宗派主义”联系起来，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进行了追溯。她指出，“宗派主义”早在20年代末就已存在，例如鲁迅与“创造社”“《语丝》派”的论争。但是，“那个时候，这不可怕”，到什么时候“宗派主义”演变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呢？丁玲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有了权，就什么都有了（这种情况，就连农村妇女，都是看得清楚的）。有了权再搞宗派这就可怕了，到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文艺见解的问题了。不是这个了，而是要在这里面争权。”[39]这里触及的是由丹尼尔·贝尔提出的“革命的‘第二天’”难题[40]，也即革命要如何面对革命之后的境况。
需要强调的是，在丁玲的“新时期”意识中，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更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潮流共同导致的时代危机。这一时代危机的具体表征就是青年遭遇的精神困境。在1982年给青年的复信中，丁玲将社会上出现的“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思潮”视为“极端的个人主义”[41]。应该说，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埋下铺垫的，就是“封建主义”和“宗派主义”及其所致的理想与现实的对峙。青年们高远的集体主义理想无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真正落实，如潘晓感叹：“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42]正是在这样的落差中，一部分青年才会表现出丁玲所称的“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底里”，这是对现实和理想失去信心的表现。失去信心的青年转而沉入日常生活寻求物质安慰，随着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风行，更出现了“尔虞我诈，尽情享受”等被丁玲视为极端利己主义的现象。
三、“杜晚香就是我自己”与晚年丁玲的“人民文艺观”
当丁玲在1982年决定要坚持写《杜晚香》时，与其说她是要经此重返“十七年”，毋宁说她是想激活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资源。
访美经历加深了丁玲对青年精神困境的认识。她发现，即使在物质水平发达的美国，青年精神空虚问题依然存在：“我到美国的一些地方，无论在城市、在农村，我碰到的普通美国人，都谈起现在青年人中比较普遍地缺乏信仰，精神空虚，不关心他人，他们为此感到不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冷漠，利害竞争，弱肉强食，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这些就像人体上的癌症。”[43]这一发现让丁玲明白，美国式现代化无法为解决中国当时的青年问题提供有效途径，中国需要从自身的主体经验中寻找克服危机的资源。
事实上，丁玲在“新时期”初关注青年精神危机的同时就开始思考应对策略。她一方面主张作家的写作“要能使读者得到力量”，“去和一切黑暗势力、旧影响作斗争”[44]；另一方面，她则从个人生命经历出发，分享着克服精神空虚的切身经验。丁玲认为，“要使自己不空虚，生活过得扎实、有意义，一定要树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45]，她正是在不断“深入生活”中看到了“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46]，从而很少感到空虚。美国之行无形中强化了丁玲对上述经验的确信。对丁玲来说，青年精神危机问题思考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出现[47]，她希望青年也能像她一样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克服精神危机的同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丁玲才会在访美结束后两次声称要坚持写《杜晚香》而非《“牛棚”小品》，这个决定同样意在回应青年的精神危机。
《杜晚香》和《“牛棚”小品》都关联着丁玲的北大荒经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塑造了杜晚香这个人物形象。丁玲在获奖感言中曾谈及杜晚香的现实意义。她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百业待举， 百废待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同时，需要大批具有这种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人”[48]。杜晚香是丁玲设想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主体，而她具备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正是“新时期”初陷入精神困境的青年所缺乏的。关键在于，杜晚香具有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如何能帮助青年克服精神危机？
如前所言，在丁玲的“新时期”意识中，青年之所以会出现“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不仅因为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诱导，更在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导致的理想与现实的对峙。杜晚香恰恰提供了一种将理想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可能。丁玲没有把“杜晚香”塑造成一位有着惊心动魄事迹的英雄，而是凸显了她扎根日常生活的一面。作为转业军人的家属，杜晚香本可以不参加劳动，但她却主动承担起了许多工作。从扫公共厕所、扫马路，到帮其他家属带孩子、做家务，再到收拾粮食，伐木开渠……杜晚香做的都是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然而，“说起来事情很平常，但一思量，人人都会觉得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49]。之所以“不容易做到”，是因为这些“小事”背后涉及如何处理“公”与“私”关系的难题。当家人不理解杜晚香为何坚持把拾到的粮食上交给场院时，她说：“这是国家的粮食。我们是国营农场的工人，要看到六亿人口呵！我们农场职工的口粮标准，已经比哪里都要高。”[50]这种“公”的自觉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最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因为具备这种自觉，杜晚香才能形成一种“为人民服务”的“主人翁”精神，实现“大”（理想）与“小”（现实）的有机贯通，在一件件“小事”中，实践着社会主义的理 想。这种自觉的“主人翁”精神可以为身处困境的青年指明另一条道路。虽然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对峙确实存在，但这并不必然指向革命理想的失落。青年应当像杜晚香那样，在“公”的自觉中，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信中，化被动为主动，以自身的行动将理想真正落实到现实中。可以说，这就是丁玲渴望通过杜晚香这个人物传递给“新时期”青年们的期望。
进而言之，丁玲的这个决定不仅意味她要继续书写杜晚香这样的新人，而且涉及更深层次对《杜晚香》意义的把握。晚年丁玲在谈到自己与杜晚香的关系时强调：“杜晚香就是我自己，虽然我不是标兵。我没有、也不能有她那样的成就。但那种体会、那种感情是我的，就是写的我自己，是写杜晚香也是写我自己。”[51]因此，《杜晚香》这个文本所蕴含的意义不只体现在文本内杜晚香这个人物身上，还关联着丁玲的主体改造经验。如何理解丁玲所说的“杜晚香就是我自己”？这一表述与她对三种写作内在一致性的确认构成某种同构关系。丁玲指出，“写自己所熟悉的”“写广大劳动人民工农兵的生活”“写自我”三种观点看似互不相容，其实“从作家的创作实践来说，应该是一致的”[52]。因此，当丁玲说出“杜晚香就是我自己”时，体现的是对自我与人民关系高度自觉的认知。访美之前，丁玲曾重回北大荒并在延安文联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明确论述了作家和人民的关系：
你就是写你自己，你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就是人民的一个代表，你写你自己，也就是写人民，应该把自己化为人民的一部分，把自己融汇到人民当中去，这就是改造。……因此，写自己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 也就是写广大的劳动人民，这都叫政治。政治并不只是政策条文、报告、决议。作家是 要体会条文，更重要的是体会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要求。[53]
这段话显示出丁玲坚持的“人民文艺观”：作家应该“把自己化为人民的一部分，把自己融汇到人民当中去”，所以“写自己”就是“写人民”，她希望恢复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基于知识分子主体改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传统。在此基础上，丁玲所理解的“政治”，不是“少数人的政治”，也“不只是政策条文、报告、决议”，而是一种“人民的政治”。因此，当丁玲在1982年决定要坚持写《杜晚香》时，与其说她是要经此重返“十七年”，毋宁说她是想激活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资源：一方面，青年只有在发挥自己“主人翁”精神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人民群众，才能够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曾有效抑制了“官僚主义”“宗派思想”“特权观念”，也即具有丁玲意义上的“反封建”效应。然而，丁玲关于“群众”的想法在当时渐趋“告别革命”的时代氛围中明显“不合时宜”，晚年的她也被贴上了“老左派”的标签。
从前述丁玲对“杜晚香”的态度和青年问题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理解。首先，晚年丁玲始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54]，访美经历更让她亲眼目睹了美国式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分裂，她由此更加确信，中国要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美国的经验。其次，在丁玲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其所需要的主体不是西方式的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像“杜晚香”这样有着“公”的自觉，能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落实到生活中的千千万万具有“主人翁”精神的普通人。
1980年，丁玲曾在一次大会上对聆听讲话的青年发出灵魂三问：“现在在中国究竟走哪条路？究竟自己信仰什么？自己在国家里站什么位置？”[55]这也是晚年丁玲思考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轨期，她深刻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往何处去的难题。今天回过头来看，丁玲无疑有其局限，对于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下重新实践“群众路线”，她没能给出清晰又系统的思考。但不可否认的是，晚年丁玲对时代危机的体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考的确有别于当时主流的现代化叙述，是当下进一步理解“新时期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历史经验，也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源。
注释：
[1][48]丁玲：《〈“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丁玲全集》第9卷，第299页，第29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中忱曾将“晚年丁玲”界定为“复出以后”的丁玲，并以1979年3月丁玲在《汾水》发表《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为开端，本文认同这一界定。参见王中忱《“新时期”的文艺与政治：重读晚年丁玲》，《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第231页，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
[3][4][5]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左右说丁玲》，汪洪编，第204页，第205页，第20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6][7][8]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左右说丁玲》，汪洪编，第257页，第254页，第257页。
[9]丁玲：《解答三个问题》，《丁玲全集》第8卷，第6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292页。
[11]1981年9月至1982年1月，丁玲受邀参加了由聂 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夫妇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她为此一共写下了25篇访美散文，在 1984年集结为《访美散记》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丁玲：《向昨天的飞行》，《访美散记》，第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第432页，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4][18]倪文婷：《反观中国主体的美国视野——重读丁玲〈访美散记〉》，《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5]该文最初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的《新观察》，后被3月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
[16]《附：这位青年的来信》，《丁玲全集》第12卷，第19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41]丁玲：《致一位青年》，《丁玲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89页。
[19]主要文章如下：《谈自己的创作》《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生活·创作·时代灵魂》《谈谈文艺创作》《随谈》《恋爱与文艺创作》《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丁玲全集》第8卷，第80— 90页、第93—97页、第98—111页、第112—120页、第128—136页、第137—141页、第200—201页。
[20][24][54]丁玲：《谈谈文艺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116页，第113页，第116页。
[21]丁玲：《随谈》，《丁玲全集》第8卷，第135页。
[22]丁玲：《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丁玲全集》第8卷，第202—203页。
[23][25][44][55]丁玲：《生活· 创作· 时代灵魂》， 《丁玲全集》第8卷，第100页，第105页，第101页，第100页。
[26]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7]王学典：《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第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8]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9]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5页, 三 联书店2008年版。
[31]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2]丁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丁玲全集》第9卷，第391页。
[33][39]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73页，第76页。
[34]参见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第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35]参见丁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丁玲全集》第9卷，第389页；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丁玲全集》第9卷，第110页。
[36]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访美散记》，第140页。
[37]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38]丁玲的相关论述参见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全集》第8卷，第105页；李泽厚的相关论述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2—33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4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第75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42]《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彭波主编，第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3]丁玲：《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访美散记》，第136页。
[45][46][47]丁玲：《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丁玲全集》第8卷，第97页，第94页，第97页。
[49][50]丁玲：《杜晚香》，《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51]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丁玲全集》第8卷，第182页。
[52]丁玲：《答〈当代文学〉问》，《丁玲全集》第8卷，第161页。
[53]丁玲：《延安之行谈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19—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