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 构建新时代抗美援朝战争文学书写新范式
柳建伟
王 筠
柳建伟：刚读了你的长篇小说新作，十月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阿里郎》。继《长津湖》《交响乐》之后，这部同样是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小说有了新的变化和推进。作为原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班同舍的同学，我要为你的坚守和收获鼓掌。今年又恰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因而我们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 筠：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学的记录和书写来看，我的这几部小书显得微不足道。
19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这时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发兵中朝边境鸭绿江，对新中国带来巨大威胁与危害，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一众宵小正面对垒，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了亚洲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大国的成就和地位，与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锻造和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息息相关，这一伟大精神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当下以及将来，也依然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精神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这一场伟大战争的文学书写从来没有缺席过——不管它们是多是少，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往回看是为了走得更远
柳建伟：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70多年来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主要历程：第一个是战争初期。诗歌与战地通讯方面，有顾工的《一把炒面一把雪》，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依依惜别的深情》；小说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上甘岭》，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等，掀起了抗美援朝文学的第一个热潮。总体而言，它们为凝聚抗美援朝精神和新中国形象的宣传，对于激励、鼓舞中国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毋庸讳言，这一时期还主要是战地枪杆诗、战地通讯和小说的急就章，艺术成就有限。接下来是“文革”前后期，主要有巴金的短篇小说《团圆》以及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随后还有孟伟哉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和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呈现出现实主义典型塑造，全景式宏观叙事和表现手法的精致与完善。《东方》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是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集大成者，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客观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出现了新的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影响，距离这场战争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都还有一段距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书写开启了新的篇章，代表作主要是王树增的长篇非虚构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和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这期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经典之作，但较之于这场伟大战争本身，它的书写、解读、再现，都还远远不够。而在中美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作品更少了，或者说鲜有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书写问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或缺憾。与此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及韩国，对朝鲜战争的解读却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体量很大。而影视化的演绎解读，像电影《长津湖》《狙击手》《金刚川》《志愿军：雄兵出击》等，也只是最近几年间的事情，而在文学创作方面，特别是大体量的文学创作，仍然缺少有力之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以不同于以往此类作品的新的文学样貌相继问世。面临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面临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面临着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梦想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文学书写，需要为伟大事业贡献文学力量。
王 筠：70多年来诞生了一批耳熟能详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对于我们的成长、世界观的建立、情感的滋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后来者有关这一场战争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有益的观照。经典的文学和电影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烙印，也是那个时代的播火者、引领者。
我大概是从2008年前后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先是为着写作做功课，研究战史，遍访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然后来写。首先是《长津湖》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之后是《交响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到目前的《阿里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还有手头上正在打磨的《鲜花岭》，大概有200万字。
柳建伟：2008年至今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会促使你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
王 筠：这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我当时所在的原济南军区有4万余名官兵紧急驰援震区抗震救灾，我也到了震中映秀至汶川一带。我当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军队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或是其他方面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使然，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但这不是我们的主业。军队的主业是什么？是准备打仗，是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是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提供强大有力的保障与支撑。当我们这个民族即将进入到新的时代，我们太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太需要书写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纵观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战争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力量源泉。同时，随着战史研究和走访了解的深入，我也对此有了更多的认知和发现。有幸的是，在我的从军履历中，曾在20集团军服役——就是当年浴血奋战在冰寒雪冻的朝鲜盖马高原的长津湖畔，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生死对决的那个九兵团的20军。朱向前老师对我说，这是你的宿命。我觉得它不仅是宿命，更像是一种使命。
柳建伟：确实，你已经出版的这几部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都饱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呼应着强烈的时代呐喊，洋溢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展现了你作为一个军旅作家的使命与担当。小说不仅用现实主义手法还原了历史的框架和细节，也包含着你对于战争的理解与阐释，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和刻画。这个当然是建立在对这段历史的不断挖掘与积累的基础之上。所以当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开阔的视野和细致入微的描画，体会到空间与时间的饱满与张力，体现出很强的复杂性、立体性。
王 筠：有些人将我的写作归入革命历史题材，有的将其纳入主题出版，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于我而言，我是在进行着一场战争文学的跋涉，这条艰难曲折的路途事关人类的生与死、战与和、爱与恨。它是一块画布或舞台，在这个画布或舞台上描画、表演的还是人类的战争与和平。战争文学的初衷或要义是什么？是揭示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践踏，呼唤正义与良知，表达人类的和平愿景。
既要有中锋正笔，也要有慢工细活
柳建伟：战争文学是军事文学的中锋正笔。在我们的文学书写中，文体虽然很多，但是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来书写我们这个民族的重大历史和事件，当然也包括书写战争，同样是一种中锋正笔的写作。用多部头长篇小说全景式书写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你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这个选择无疑是对的。
王 筠：长篇小说这个文体主要是写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抗美援朝时期，我们以举国之力，党政军民，全国上下，共同参与到这一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繁衍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中，所以需要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来写。
从文学这条历史大河往前看，长篇小说与之前的文体完全不同。史诗是写远古，写人类先祖的宏伟业绩，像《格萨尔王》《江格尔》，像《罗兰之歌》，还有《荷马史诗》，都写得比较远。长篇小说这个文体多写更近的更普通的人，而不是只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长篇小说是写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最合适的文体。写抗美援朝战争，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长篇小说，或者说，就应该是用多部头长篇小说组织起来的一个完整系列。当然这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于我而言，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只脚。
柳建伟：在我们这个民族进入到新的时代以后，我们会发现，文学对于我们的复兴大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我个人认为，你也是一个新时代文学的攀登者，从2008年到现在是15年的时间，已经有4部200万字的作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作家，找到了书写新时代的一种范式，其中包含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还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我觉得构建新时代的新范式，一个是要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个要有工匠精神，不能浅尝辄止。如果对这个时代了解不多，对当代中国了解不全面，对中国人了解不深刻，看不到中国前途命运的主潮，肯定不行。15年就干一件事，其中的孤独、艰辛、专注和无奈可想而知，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读《长津湖》《交响乐》和《阿里郎》，读者都能体会到我所说的这种精神。比如像《交响乐》，在75万余字的篇幅里，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从大事件的步步演进到典型战斗的逼真还原做到了无重大遗漏；五次战役中敌我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有细致入微的表达，其重要人物甚至都有完整命运的泼墨描画。敌我双方使用的大小口径的轻重武器不下二三十种，竟无一不是当年用过的真东西。从中能够看到你创作上的认真与严谨。写战争小说写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座富矿，你先是找好了一个富矿，再找好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你不是写一己的杯水之欢，不是写风花雪月，你是要去挖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富矿里面的金子。
王 筠：在写作上，我是个懒人和笨人。有评论家评论我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写作，是在“用一种榫卯式的结构搭建一座古典建筑”。榫卯式，手工活，慢功夫。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来评价，其实我也在尝试着用不同的办法讲好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中国故事。当然，你所说的工匠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当年军艺文学系有句话，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耐得住寂寞，要能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才行。
家国情怀永远是文艺作品的正音主旋
柳建伟：读你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文本之内涉及或设计的所有人物的情感都非常饱满。我大致数了数，《长津湖》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差不多50个，《交响乐》是20多人，《阿里郎》虽然少一点，有名有姓的也有10来个，个个都不相同。将近百余人的这么一个战场人物群雕，喜怒哀乐不尽一致，又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当他们集合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却凝聚成一种共有的情怀，那就是让身后的祖国和祖国人民过上安详和平的好日子。
王 筠：我一直认为，在所有门类的文艺作品中，最感染人、打动人的是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文学不写人类的情感写什么呢？或者说，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果写不出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因为从文学的起源和本质上看，家与国都是文学需要服务的主要对象；从文学体裁形成的先后和每种体裁从出现到发展成熟的过程看，家与国也都是最重要的描述对象。
柳建伟：是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在史诗、戏剧后衍生的一种新的体裁，而且在它成熟以后发生了一种现象，即较其之前出现的一些文学体裁和后来出现的电影、长篇电视剧，也都不同程度地“长篇”化了，这些新出现的艺术门类，均同长篇小说一样，以表现家国大事、抒发家国情怀为正音和主旋。家国大事，亘古不变的是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家国情怀，亘古不变的是歌颂人民的团结、吟诵英雄的庄严肃穆，是对美好爱情的呼唤，对人类的良知与尊严的小心呵护。文艺永远都在歌颂人类值得珍惜的那些价值观念。
王 筠：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的世纪之变，更需要呼唤和建构我们的家国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几年我也时常应邀到作战部队、军队院校讲课，我总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时光如何改变，我们这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情怀不会变，听党指挥的军魂不会变，这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战争文学，不书写这种情怀写什么呢？我想这也是我当初下决心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写作的因由之一。
柳建伟：在从“高原”迈向“高峰”的旅途上，最不应忽视对于家国情怀这一正音主旋的当代性发现与现代性表达。人类的文艺出现几千年了，并不是每个时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一直能理解文艺是有不变的正音主旋的。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家国情怀在文艺作品中的重要性，其实很有必要。因为某些行走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本来应在中国文艺中高高唱响的家国情怀这一正音主旋，一度声音微弱。而《长津湖》《交响乐》和《阿里郎》对此作出了有力回答。
王 筠：一位志愿军前辈给我讲，当年迈过鸭绿江的那一刻，他感觉到特别踏实和自豪。脚下的朝鲜满目疮痍，耳畔回响着隆隆的炮声，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硝烟味道。而鸭绿江对岸，身后的祖国，风雪弥漫中一片安详。因为此时此刻的他们正挺立于此，祖国和身后的亲人们才能安然成眠。
前几年我到沂蒙山看望一位94岁高龄的志愿军老兵，他住在汶河岸边的一处老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是他1954年从朝鲜复员回来时盖的，当时民政部门给他发了600斤麦子算作复员费。他用这个麦子换来的钱盖了这个低矮的小屋，春播秋收，夏打冬藏，娶妻生子，整整居住了60多年。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在县城里生活，老两口还住在这里。虽然现在民政部门每年也发下来一些国家补贴，但是条件依然很艰苦。老人家当年是志愿军27军某连的一个电话兵，打长津湖的时候冻掉了三个脚趾头。老人一边把鞋子脱给我看，一边对我说：“没打好啊，都冻毁了，又冷又饿，爬不起来了……对不起国家啊。要是不挨那个冻，美国鬼子一个也跑不了啊！”
我的眼泪差点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军前辈，他们舍生忘死战斗在陌生的朝鲜半岛，九死一生，从来没有抱怨，没有委屈，唯一能想到的是能不能完成好祖国和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大任。这样的情怀怎么能不叫人泪流满面？写不好他们的家国情怀，愧对我们的志愿军先辈。
讲好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中国故事
柳建伟：我注意到你的写作中出现了两个地域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是皖北的八里庄，一个是沂蒙的汶河村，不仅写到这两个地方的乡土景观、生活习俗、方言口语、乡风民约，更写到这里的文化、禀赋、性格和精神世界。男女主人公都是生于兹长于兹，并带着浓重的乡土印记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的。军旅生涯的足够长能使一个人全方位地来思考军人与战争、军人与和平、军人与大地的关系，我们在《长津湖》《交响乐》和《阿里郎》中，处处可见这种对于战争、对于和平、对于大地的思考。这些带着皖北八里庄和沂蒙汶河村地域文化基因的思考，使得你这几部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品质。
王 筠：我在《交响乐》中写了一组皖北八里庄走出来的志愿军官兵，包括男女主人公李八里、王翠兰和主要人物马永礼、喇叭刘父子，在《阿里郎》里写了沂蒙山区汶河之滨汶河村走出来的志愿军女主角赵玉兰、男主角朱仕旺（朱贡献），最新修订的《长津湖》也会从苏北吴家集变成皖北八里庄。正在打磨的《鲜花岭》也写到了沂蒙汶河村。在已经完成的四部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中，前两部是皖北八里庄，后两部是沂蒙汶河村。以后的写作也离不开这些地域，还会有新的人物源源不断地从这两个地方走出来。我想这与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柳建伟：从威廉·福克纳密西西比州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开始，文化故乡与精神原乡这样的文学概念便进入到人心深处。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延津，迟子建的东北漠河等等，作为一种文学符号，脍炙人口。其实，从《长津湖》开始你就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把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限定下的中国故事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讲出来。《长津湖》还是自发，到《交响乐》《阿里郎》变得更加自觉了。
王 筠：皖北这个地方是我的生养之地，我祖籍是皖北灵璧，18岁离开灵璧到沂蒙山区当兵，在沂蒙山前前后后工作生活了26个年头。我的爱人就是沂蒙人，我的孩子也是在这里出生长大。所谓故乡，这两个地方于我而言都实实在在。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乡风民俗，方言土语，人们的衣着打扮，饮食偏好，村头上的鸡飞狗吠，露天集市上的烟火吆喝，我都再熟悉不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举国壮举，我们的志愿军指战员包罗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都带着自己那个地域的性格、文化、作风。因此，写自己最熟悉的就显得意义非凡，因为你在写故乡的时候也是在写自己，你打量或审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实际上也是在打量和审视你自己。
柳建伟：作家为什么要寻找这样的一个东西？一是他熟悉，二是他能够写出他那个地方的特点。把故事与人物放在文化故乡和精神原乡的实体之中观照，用现代意识加以照耀，是文学能够成就的一个坦途。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在进行文学创新的同时，要不断地回望根之所在。这方面你是有成就的。强烈的文化故乡、精神原乡意识成就了《长津湖》《交响乐》和《阿里郎》，使其具备了很多的现代性，你是从皖北八里庄和沂蒙汶河村出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演绎。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这几部作品当中都无一例外地写到了美国人、美国军人，并对他们赋予同样的人性考量。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这是中国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不多地给予美军以公正而正面的描写，超越了简单的对于敌人的仇恨，将其人性的一面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胆识与胸怀。
王 筠：时间过去了70多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与我们正面对垒的最为强大、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在70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是我们最主要、最重大的对手，我们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博弈，相互对抗也互为依存，都是对世界具备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百年未有的变局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博弈举足轻重。这样的一种认识，无疑也会返照到70多年以前的朝鲜战场。同时，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应是以文学人物的形象出现，他们除了是敌人、是对手之外，从“人”这个角度来讲，与我们的志愿军官兵并无二致。像《长津湖》里的一些美军底层官兵，哈里斯中校、麦卡锡中尉、刘易斯二等兵、麦克劳克林少校、弗雷特随军牧师等；《交响乐》里的库克中校、纽曼中尉、托马斯中士、小蒙特黑人二等兵；《阿里郎》里的皮特·路德（赵比德）、詹姆斯·温纳瑞斯等，都是如此。
柳建伟：我看到有评论家在论及你的创作时写道：“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觉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这是你对于中国当下战争文学的推进与深化，或者叫开拓也不为过。
王 筠：这只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鞭策而已。书写抗美援朝伟大战争，中国作家特别是我们这些被称为军旅作家的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还是那句话，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一只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