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贾芝先生（1913年-2016年）是成就卓著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曾任中国文联第七、八、九届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在长达80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贯注重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为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自称“草根学者”，始终坚守民间文艺阵地，深入乡土开展研究工作，将书桌放到田野中。

2023年12月12日是贾芝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民协根据其家属意见，不举办纪念会。中国民协特邀请刘魁立、刘守华、郑一民、金茂年4位贾芝先生的生前亲友、专家学者书写回忆文章，刊登于《中国艺术报》以表纪念。

播谷飞鸣，草根振宇。作为一位勤勉的学者，贾芝先生是民间文艺界的“播谷鸟”。我们纪念先生，纪念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理想信念，纪念他深入群众、深入民间，坚持“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学术精神，也纪念他以“草根”之身拓荒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灿烂一生。“百年勤朴留典范，永世功业传后人”，正是对贾芝先生的最好评价。

贾芝（1913年-2016年）

永恒的怀念

□刘魁立

一个人的成长，除掉本人应具备的相应资质作为基础，并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奋进之外，还要有好的机缘。而这种机缘又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明白地说，就是要顺应客观环境和满足时代需求，在多数情况下，或许还要有前辈或者师友的提携和帮助。

我是幸运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几位让我永生感恩的贵人，在重要的转折关口，以他们的榜样力量，教育我、引导我，让我多作贡献，让我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尊敬的贾老，就是我永远感念的前辈和引导者。接受贾老教诲、与贾老相处的许多珍贵瞬间，时时萦怀在我的心头，成为永恒的记忆。

1958年，我刚刚进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幸回国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贾老作关于新民歌的报告，在和平饭店的一间会议室，受到贾老和李星华同志的接见。那次谈话成为我学习期间强劲的鼓舞力量，那一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永志不忘。

20世纪70年代，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工作期间，多次到演乐胡同贾老的寓所去看望他老人家，深深地被他关心国家命运、关心人民文化事业的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5月，感恩贾老的多方努力，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就更直接地与贾老接触。那两年正是民间文学领域恢复工作、重建组织，看到他为民间文化事业操劳筹划、积极工作的忙碌身影，我深受感动。有几次看到他在蜂窝煤炉前，端着一碗稀饭，一面进餐，一面和来访的同志商量工作的情景，我钦佩和感慨的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到了今天，每当想起这些场景，总会沉思良久。

在参与热火朝天的民间文学事业的同时，贾老还特别注重扩大中国民间文学的世界影响，努力开拓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国际交流。贾老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应该被历史所铭记。

1978年末，经贾老筹划，邀请以臼田甚五郎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日本汉学家和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伊藤清司、直江广志、野村纯一、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10余位代表，和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会见、交流，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交流的先河。随后又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苏联、美国、芬兰、冰岛、韩国的民间文化界，建立了学术联系和组织联系，这些文化交流间接地为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为我们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1983年9月，我陪同贾老出访北欧。我们从赫尔辛基乘火车到达土尔库。在土尔库火车站，贾老刚下车，一个高高大大的芬兰人迎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您的到来、我们的见面，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位芬兰朋友就是知名的民俗学者劳里·航柯。他时任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北欧民俗学会主席、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土尔库大学教授。后来他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参加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起草与制定工作，从中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

在冰岛访问期间，贾老碰到冰岛女作家奥尔加，奥尔加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贾老回答说：“我作为中国人第一次被您看到，感到非常荣幸！”贾老这次出访北欧，开辟了我国学术界同芬兰民间文化领域以及冰岛文化界的广泛联系，为后来两国的学人互访和文化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每到一个国家，贾老都借机宣传和介绍我国的藏族史诗《格萨尔》、演唱《格萨尔》的民间歌手以及时下的搜集研究情况；同时介绍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这些信息的传达对树立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宝贵史诗传统的形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贾老的每次出访和发表演讲，对宣传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成就、加强国际交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秋季的一天，时近中午，我和贾老赶往芬兰驻华大使馆，一进门，大使在门前迎接，刚寒暄几句，就见航柯教授匆匆赶来，他一面抚平着自己褶皱的衣服，一面抱歉地说，他从芬兰赶来，刚下飞机，在旅馆未及熨整衣服，深感歉疚。大家落座，茶叙未久，随之大家起身步入隔壁的一间像会议室一样的房间。大使怀着敬意对贾老说，您对中芬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芬兰政府和芬兰人民对您表示敬意和感谢，特别向您颁发奖章。说着大使从航柯教授的手上接过刚从芬兰运送过来的一枚奖章挂在贾老胸前。随后贾老致辞答谢。接下来大使和夫人又设宴款待贾老和我。

进入21世纪，我和贾老见面很少。虽然有时也到干面胡同贾老寓所去探望，但时间都不长，仅仅报告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而已。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贾老，贾老及夫人和来人商谈工作，时间已过中午，大家还饿着肚子。我趁机来到厨房，见有现成的猪里脊肉，便动手做成炸猪排，盘子不够便装在大碗里，端来给大家吃，大家交口称赞，我像一个受到夸奖的孩子，高兴得忘乎所以。

2001年12月，贾芝（右二）与白庚胜（左一）、杨亮才（左二）、刘魁立（左三）、王平凡（右三）、金茂年（右一）合影

2000年12月12日，是贾老的米寿纪念日，我去看望贾老。我们竟日长谈。我向贾老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贾老对我谈及他的人生态度。贾老说他从青年时代就矢志革命，虽不是永远都处在顺境之中，但遇事不汲汲戚戚，一是学会了超脱，二是始终乐观，抱定伟大目标，不停向前。贾老讲起许多往事，虽然是自己的回忆，但在我听来却是深刻的教诲。

贾老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许多教诲，还时时响起在我的耳边，他的光辉形象鼓舞着我，让我在生活的道路上永远能汲取到不竭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刻骨铭心的追思

□刘守华

在纪念贾芝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随从他不息耕耘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不禁思潮涌动、浮想联翩。

我因上世纪50年代初参与搜集洪湖革命歌谣，而被吸引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队伍中来，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本科到毕业留校任教，到后来分别兼任湖北省民协主席、副主席达15年之久，学术研究及工作开展中，有较多机会和长期主持中国民协领导工作的贾老接触。我们每有新的学术发现，均及时向他报告，他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点赞支持，如就湖北推出的“三家三村”（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三位故事家和伍家沟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青林寺谜语村），他不但应我的请求题词“点赞”，还远赴宜昌等地考察。他为《孙家香故事集》题词：“孙家香婆婆是土家族的第一个故事家，善于随机应变，讲述富有教育意义的童话幻想故事及其他传说，大放异彩。她的学艺经历与‘讲经’也足以令人看到土家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可歌可贺。”题词并非应景信笔，而是阅读后着笔，常含真知灼见。

贾老虽献身于繁杂的组织领导工作，仍以老当益壮的豪情关注中国各族民间文学的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他介绍我结识了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积极引介丁乃通引进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从母题类型解析入手作比较研究的故事学研究范式。他帮助邀请丁先生来华中师大讲学，推荐我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92年他率领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赴奥地利参加国际民间叙事学术年会，他青春焕发地同几位年轻学人打成一片，甚至与大家一起泡从武汉带去的热干面充饥。

贾老在中国跨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所焕发出的对中外民间文艺学科新成果的热情追索和奋力开拓，使我深受激励。他对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积极关注与认真评述人所共知，而就我所熟知的比较故事学领域，贾老执着的投入和对其的真知灼见更堪忆述。我在丁乃通先生指导下连续撰写了几篇比较故事学论文，受到学界好评，便辑成《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1986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贾老欣然命笔作序。该书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篇序文并没有停留在对文章的评点上，而是别开生面地就在中国各民族间广泛流行的“猫狗结仇”这个著名故事类型的15种口头异文试作比较，他特别指出，“对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说，我以为首先应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比较研究；思想内容的比较研究与结构形态的比较研究都是很重要的，而结构形态的研究，最终也会促进对思想内容的研究”。

1985年2月，贾芝与德国学者海西西、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共同参加在芬兰举办的《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讨论会

还有一件事也是铭刻于心、恒久难忘的，就是他于1961年6月30日写给我一封约两千字的长信，就我在当时时代环境下写成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长篇学术论文初稿进行了坦诚的批评讨论。他说，“对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批判，没有花功夫较多的专门研究或研究不足，便不易以理服人。我觉得你批判胡派的立场，似乎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看的材料较多，立论注意有根据，这是好的，但在批判错误论点方面还显简单一些，所以打得有时不准或不充分，理不服人。引用的材料多而自己独到的论点不很多……”此信还特别提到，“在批判这些人的学术观点时，与政治立场问题如何联系，是需要加以斟酌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联系，但不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应区分而不加区分甚至硬把它们归纳在一起，便不能对他们作出有力的批判。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现象。”这篇稿件自然被废弃，在贾老忠告之下，我也就花更多工夫致力于开展民间故事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耕耘，慢慢在故事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贾老于2002年3月20日在我的笔记本上随手题词：“在民间文学的采录与研究工作中您一直走在前面；祝您健康长寿，更上一层楼！”贾老对我这个出身于乡村的民间文艺学后辈的鼎力扶持，不能不让我刻骨铭心！

（作者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追思守望民族民间文化的旗手贾芝

□郑一民

在共和国文化星空中，有许多让人永远缅怀和敬仰的名师大家，被世人亲切称为“贾老”的贾芝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抗日烽火中投身延安，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他那音容笑貌、充满传奇的人生，毕生浇灌和守望民族民间文化的事迹，仍在神州大地上传颂。

我结识贾老，是在1984年11月于北京参加由中国民协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编纂、出版工程工作会议”上。那时，他是中国民协和三套集成工程德高望重的领导，虽然年逾70岁，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会上会下不断发表精辟、博学的讲话，赢得了大家敬佩的掌声与笑声。他身上虽然罩有光环，却没有大学问家和领导的架子，待人处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重情重义，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常令人陶醉，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能给人输送温暖和力量。从此，他成了我崇敬的领导和导师，也成了我的忘年交。

1980年9月，贾芝在广西金秀大瑶山采风

我一直在河北从事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据统计，自1984年至2006年，为落实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和出版工作，贾老曾先后23次到河北讲学、考察、指导工作，为13部县卷本和个人专集作序，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

轶事一：为普查者正名。那是在1985年的冬天，在强调“群众性”的三套集成普查中，位于冀中平原的藁城县中发现了一个“耿村故事村”。该村因历史上地处交通要道而形成了店铺林立的“小村大集”奇观，南来北往的商家在这里留下钱财的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口传文化，仅有1200人的小村庄，能讲、善讲故事和歌谣者竟多达150余人。对从事普查工作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发现了一座罕见的民间文化“富矿”。之后的几年，引起了媒体和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但一些对民间文化价值缺乏正确认识的管理者，却认为这是“大呼隆”“浮夸风再现”，命令“停止普查”“撤回普查队”，16名普查队员闻知，含泪联名写下“血书”抗争。贾老得知后打电话向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李文珊反映，才使“耿村故事村”普查得以顺利进行。为支持深入发掘这种罕见的村落文化，贾老曾三次到耿村，串村走户与故事家交谈，题词“愿耿村民间艺术之花常开，为国争光”激励普查者，并于1989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口传文学年会上向世界学界介绍中国“耿村故事村”的普查成果，从而引起海外学界对中国民间文化发掘整理工作的热切关注，促成于1991年5月成功召开“中国耿村故事村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轶事二：四审河北歌谣卷。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机构中，贾老既是总编委会的副主编，也是“中国歌谣集成编委会”的主编。原以为贾老是位诗人，性格和蔼慈祥，且年事已高，卷本好通过，万没想到他审阅卷本竟一丝不苟，一字一句、一页一篇、一图一表都认真推敲，连标点符号和注释也不放过，每次审卷一坐就是两三天，年富力强的人都感到疲劳，他却依然精神矍铄，一部150万字的卷本上他留下的批注多达264处。省卷本编委们翻看他用红笔圈点勾画的一处处字迹符号，聆听他用浓重的山西话讲述修改原因，无不敬佩地点头称赞，叹服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敬爱的贾老啊，您这是用心血绘制和严把构筑国家文化长城的每一块砖的质量和水平啊！河北大学教授许来渠感慨道：“说是审卷，实际是贾老将我们关进屋子里，手把手教我们做人做学问，吃小灶长知识哩，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轶事三：搭建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贾老是位学问家，也是一位文化使者。为了祖国统一大业，他通过与台湾著名学者金荣华多年的友谊，搭建起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机制，先后在河北和台湾两地举办了八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研讨会”，吸引了近千名学者参加，促进了两岸文化认同、祖根认同，将和平统一的信念播种到每位参会者的心中。

忆贾老，往事如泉涌，仿佛他的音容笑貌、讲不尽的轶事和言谈举止又重现眼前，其人其事不仅处处闪烁着文化大家的风采与魅力，也展现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品格与家国情怀。霎时，我想起贾老家中挂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贾老光辉一生最生动的注释和写照！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

扎根民间 走向世界

□金茂年

1949年5月，贾芝从延安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会上精英荟萃，激情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解放了！要建设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新中国，属于人民自己的新文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间文学的崛起往往同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相连，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间文学从备受歧视跃上艺术殿堂。

贾芝被分配到文化部文艺局负责通俗文艺与民间文艺工作。贾芝和同事继承了革命文艺的红色基因，秉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他们的工作中，推广普及、直接服务人民与社会永远是第一位的，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不同于西方早期民俗学以学术研究为主要追求的做法；民间文学理论亦于搜集、整理的实践总结升华，再回到实践之中，指导搜集、编辑、出版与研究工作，随之提升到更高一层的理论，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日臻完善。

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大规模的全面发掘抢救的工作从此开始，少数民族文学有如奇峰突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贾芝致力拓荒，一个民族不能少，一个地区不能少。由贾芝参与筹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此时应运而生，民研会成员编纂民间文学丛书，出版《民间文艺集刊》……1953年，将《洪古尔》列为民研会丛书出版。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洪古尔》就是史诗《江格尔》的一个章节，却以此推动了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以及30多个民族的创世与英雄史诗的逐步发掘问世。1962年还筹办了由民研会、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合作成立的《玛纳斯》工作组。

1951年，民研会随贾芝从文化部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之后，贾芝和孙剑冰又带着民研会投奔了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几经辗转，直到1954年，贾芝拿着编辑出版的一套民间文学丛书找到时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阳翰笙，民研会才得以落地中国文联，成为其团体会员。1958年贾芝在民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16字方针，获一致认可。

改革开放后，经历过批斗与劳动改造的贾芝初心不改，全力以赴。1979年，贾芝主持恢复民研会，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组织成立七省区《格萨尔》抢救小组并召开工作会议，组织召开由45个民族的123名歌手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1980年创办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提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发动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地县的搜集抢救出版工作；1982年创办《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编纂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三集已收全56个民族的作品。

贾芝提出，中国民间文学必须走向世界，他也身体力行去实现这一理念。1978年，贾芝接待了美籍华裔学者、民间文艺学家丁乃通，接待了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哥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副主席小泽俊夫。1980年，贾芝接待了从1950年起就致力于翻译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日本学者君岛久子。1983年，贾芝初见芬兰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劳里·航柯，提出将中芬两国学者联合考察列入两国文化协定。1985年，贾芝在于芬兰举办的世界史诗讨论会上宣读论文《史诗在中国》，从根本上推翻了黑格尔等西方学者“中国无史诗”的谬论，各国学者一致惊呼：“中国是一个富有史诗的国度！”“史诗在中国还活着！”芬兰当地报纸、电台纷纷报道来自中国的信息，贾芝受到芬兰总统接见并获银质奖章。

1996年4月，贾芝（中）在主持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期间，与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雷蒙德（左一）交谈，右一为金茂年

贾芝先后出访日本、苏联、芬兰、挪威、冰岛、丹麦、瑞典、美国、加拿大、匈牙利、奥地利、印度、德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1996年，贾芝在北京组织举办了由25个国家的学者出席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雷蒙德盛赞这个会议“是有史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贾芝少有时间撰写专著，除了工作报告、个人研究评述，他还给基层工作者包括民间歌手、民间艺人、民间故事家作序逾百篇、题词与书信数千件。将解答问题变为专题研究，自然升华的理论如行云流水，似家长理短，地地道道的“草根学者”！他从来不是一个人，他与各地各民族同仁，包括无数民间文艺工作者实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梦想。

贾芝11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告慰。

（作者系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