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章黄学派与现代“龙学”的诞生
来源:光明日报 | 李平  2023年12月11日08:27

章黄学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开山宗主章太炎,被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黄侃则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师推崇,被赐名为“天王”;而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追踪黄侃,诵习师说,被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章太炎、黄侃、范文澜三代嫡传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初,曾前赴后继,共讲《文心》,协力“雕龙”,不仅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直接促成了现代“龙学”的诞生。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授《文心雕龙》

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东适日本,在东京主《民报》笔政,并开办“国学讲习会”,为青年讲学,受业者达数百人。在章氏1908年开始的有系统、多序列的讲学活动中,就有《文心雕龙》的专门讲授。钱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记,记载了章氏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大致情况,并说明讲授地点就在《民报》社章氏寓所,黄侃也曾参与听讲。进入21世纪,又发现尘埋于上海图书馆的章门弟子记录章氏讲授《文心雕龙》稿本两种,其中还附有一张教学进度表,注明讲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拉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意义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间,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现代改造。所办“国学讲习会”,亦发布《章程》,将科目分为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这与早期北大文科的体制和科目颇相近,已具有现代学制的特点。其次,章氏选择讲授《文心雕龙》,也有因应时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内学界客观精神大行,科学主义日盛,成体系的要求开始抬头。于是,《文心雕龙》特受青睐,成为传统与现代联结的桥梁。因为人们发现这部书具有客观理性精神,重标准模式,有规模体系,即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也毫不逊色。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章太炎。再次,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亦颇有契合时代潮流和现代精神之处。如认为“《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强调文学要关注时代,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而解释《辨骚》“楚人之多才乎”,则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一样,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入手,颇显时代风尚。至于讲解《诸子》时所言,“《论语》《孝经》,亦子书之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则洋溢着对传统经学的反叛意识,深契现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讲学,章氏在日本的讲学活动,无疑具有开风气的意义。而其所讲《文心雕龙》,虽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处,但毕竟促进了传统“龙学”的现代转换,使现代“龙学”雏形初现。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

1914年,黄侃受聘担任北大教授,并在校讲授《文心雕龙》,名声大震,以致他在课堂吟诵的声音,被学生称为“黄调”并模仿,晚上响彻校园。听他讲《文心雕龙》的学生,除了国文系的,还有哲学系的;除了文科的,还有法科的;甚至还有只在家看其讲义,而成为私淑弟子,最终走上治学之路的。黄侃在北大执教时间一共五年,若以讲授《文心雕龙》为线索,以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词章学”课堂上,以《文心雕龙》为诠释文本,主讲《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并编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后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上,主讲“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同样撰写了相关篇目的《札记》作为讲义。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既继承了太炎师的某些传统,又有明显的发展提升。继承方面,黄侃明显效法太炎师讲解文本时采用的总评、解句加简单校注的方法,编写其授课讲义《札记》,且保持其师校注简洁,不做烦琐考证的风格。发展方面,首先针对其师的泛文学观,提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的观点,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废者”。这就将其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的纯文学观综合起来,宏通圆润,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文”。不过,在黄侃看来,《文心雕龙》所论,重在有韵文饰之文,所谓“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这正符合了20世纪初文学独立和专门化的潮流。

与此观点相一致,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重点,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他认为《文心雕龙》下篇特别重要,而且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妙奥义;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也只收录《神思》以下创作论二十篇。作为当时的听课者,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中说:“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后期在“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目下,黄侃又主要讲授了《文心雕龙》上篇“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概论”是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时,从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课程名目,当时的文学门还是首次开设这门新课。黄侃尝试在一门新潮的“舶来”课程中,讲授传统诗文评的经典之作,致力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共通处,并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现代“龙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文澜在天津北京讲授《文心雕龙》

1922年,范文澜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受其师黄侃的影响,范文澜在南开开设的课程“文论名著”中,主要讲授《文心雕龙》,课本为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讲疏》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充满了黄侃《札记》的痕迹,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一目了然。该书不仅体例上以“黄札”为准,内容上也“于黄氏之说,唯恐或遗”。他对“黄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说明其“龙学”研究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老师的充分尊重。除了继承性,《讲疏》对《札记》的发展也有目共睹。范文澜明确说:“《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他要在传承师说的基础上,补足“黄札”缺略的另一半内容,并在文体上将“札记”推进为“讲疏”。“五四”前后,学者常以“讲疏”的形式,阐释古代学术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是古典新义背景下的一个潮流。范氏在书中常常联系现实,既放眼世界又关注当下,使这部古典讲疏之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7年底,范文澜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辅仁大学等校兼课。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课上,他接续讲授《文心雕龙》。在北京诸高校讲授《文心雕龙》的同时,范文澜也开始在《讲疏》的基础上,为《文心雕龙》另作新注。1929—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在文化学社本出版之后,范氏又对其进行修订,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龙注》,这也是他本人修订的最后定本。从此“范注”与“黄札”各自独立,花开两朵,成为两部既相关更有别的现代“龙学”经典。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与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出现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宋本《太平御览》和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新材料,为其《文心雕龙》校注增色颇多。就新方法来说,“范注”在借鉴“黄札”三结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以注为论”的新方法。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首倡《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是儒学古文经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的影响等。而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体系的揭示,则是“范注”又一重大贡献。

章、黄、范合力开创现代“龙学”

学界通常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搬上北大课堂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这种看法并不错,但完整、严格地说,20世纪初,现代“龙学”的诞生,是由章太炎发其端,黄侃扬其波,范文澜殿其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章黄学派一脉相承的三代学人(章、黄、范)前后配合、鼎力相助的结果。不过,从现代“龙学”诞生的过程来看,章太炎、黄侃和范文澜三个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为开山宗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开”——开疆辟土,创立门户。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文心雕龙》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可以借此开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故而披挂上阵,登坛开讲。然而,从现存的记录稿本来看,则多为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

黄侃犹如一员征战沙场、冲锋陷阵的大将,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龙学”的旧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并与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阐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题旨的意蕴阐释为主,思想上标举刘勰的自然观,内容上突出《文心》的创作论,且“札记”随写随发,并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体例的规范。

真正成为《文心雕龙》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因为范文澜重在“立”,以“黄注”为底本而补苴超越之,取“黄札”之长处又丰富发展之,在前贤与新锐的基础上“参古定法”,在时代与现实的感召下“望今制奇”,从而确立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范式。首先,“范注”开创了新式校注体例,采用全录原文,以数系注,校注并施的方式。其次,“范注”将乾嘉实证学风与“五四”科学精神相对接,综合利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著成考订详赡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故远超“黄注”。

(作者:李平,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