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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赵树理、曹禺等人谈《张羽煮海》
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 陈铃  2023年12月11日08:33

1953年2月号的《说说唱唱》,发表了王亚平以唱词形式写成的《张羽煮海》。这个故事改编自《元曲选》中的《沙门岛张生煮海》。3月,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又以“新鼓词第四集”的名义,由宝文堂书店推出单行本。同时,艺人采用各种形式上演。为了讨论《张羽煮海》的创作经验,并进一步推动通俗文学的创作活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作委员会通俗文学组先后于8月21日和9月1日举行两次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邵荃麟、沙汀、老舍、王亚平、袁水拍、严文井、张天翼、赵树理、穆木天、安娥、李之华等四十余人, 还有数位音乐工作者参加。为了便于从内容到形式上全面的讨论,讨论前特邀请名艺人白凤鸣、高凤山、关学曾、刘田利等人演唱了《张羽煮海》和流传已久的《草船借箭》。

北京宝文堂书店1953年3月初版封面

评书大家连阔如先生

讨论会开始时,老舍说:《张羽煮海》是创作上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诗人、音乐工作者在观摩中多多发掘问题,分析研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使通俗文艺的创作更加提高一步。

赵树理说:元曲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很多庸俗的东西,《张羽煮海》就是故事庸俗、人物没有性格的一个;亚平同志的成功,是在这些方面超过了元曲的水平。不过,沙汀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叙述过多,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还嫌不够。故事情节上也有些地方不太合情理,如赵树理发言中指出:张羽煮海时,把龙女也煮在海里,这实在不妙,如果老龙王顽固到底,不交出琼莲,那结果就会把琼莲也煮在里面。袁水拍认为张羽煮海时气势太凶,使人感到他并不是被压迫者,反而觉得他是在压迫龙王。这就会使人减少对张羽的同情,削弱作品的感染力。

关于张羽煮海的语言问题,大家认为基本上是好的。曹禺说:通俗文艺主要的就是文字上一定要深入浅出,使人一听就懂,《张羽煮海》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老舍指出:《张羽煮海》文字上很顺当,但词句不够精炼,还缺少能抓住听众、感动听众的有力词句。特别是在《张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的演唱以后来比较,就更加清楚。

大家都觉得,旧词经过了艺人们长期的锤炼,在语言上是简练的、丰富的,而且能够在最紧张的时候抓住听众。它的音韵节奏之美,和人物形象的生动,都是值得学习的。但旧词的语言还是存在重大的缺点。曹禺说:《草船借箭》中有些地方,不仅不是诗,也不是话,而是文字不通的,如果拿来作为通俗文学的标准,我是不同意的。袁水拍也说:《草船借箭》中有很多词句,只是为了讨好听众,而对人物的刻画并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有破坏作用。连阔如也指出,《草船借箭》因为有很多地方是为了押韵,所以显得特别勉强,如“白费情由”“文武双全,武备文修”,这些地方都是不通的。

讨论会上先后用四种形式演唱了《张羽煮海》,即西河大鼓、琴书、快板、梅花调。每种形式各有其优缺点,其中梅花调,因为规格很严实,不能用王亚平的原词演唱,艺人白凤岩将原词改编。梅花调本来是产生在北京的一种贵族曲艺,旋律优美,婉转动人,但因为过于追求音韵之美,只拖长腔,而内容空洞无物,所以逐渐没落。白凤岩把《张羽煮海》这个长的故事装了进去,并恢复了原来的牌子。老舍评价说:“救活了一步死棋。”赵树理、安娥、柳倩等人则认为,白凤岩把死去的东西复活起来的努力是好的,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梅花调这种形式不适于表现有斗争性的内容,所以更重要的是把原来的形式加以消化和创造,突破它的限制,使它适合于新的内容。

曲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唱词,而唱词就是一种说唱诗,它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讨论中,也涉及到诗的形式问题。老舍对此发表意见说:“现在有人认为新诗一定要按照五言或七言的格律来写,这是不正确的,《草船借箭》并不是七字一句,但因为它是七字的音节,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有节奏,抑扬顿挫,很为动听,所以不管它几字一句,要紧的是掌握语言的音节,而不必在音节之外求‘格’,语言的音节就是格,而我们的新诗中所缺少的,正是这种音韵节奏之美,这是我们要向民间文艺、古典文艺学习的。”

《张羽煮海》的改编、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文艺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北京市文联的老舍、赵树理、王亚平等人创办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及会刊《说说唱唱》则是推动通俗文艺发展的重要平台。《张羽煮海》讨论会,会聚了一批知名的作家和民间艺人,方法多样,既接地气,又重实效。将《张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用演唱的方式作对比,很具有创新性,不仅与会者有说话的由头,而且也能让作者知道差距在哪里。老舍非常注意语言的锤炼。他认为还要再下功夫修改《张羽煮海》的词句,让它变得更加吸引人。用西河大鼓、琴书、快板、梅花调四种形式演唱,除了艺术表现力的差别,还有一个难题是每种曲艺有固定的程式,演唱前很可能需要二度改编。改编得好,老树发新芽。老舍称赞白凤岩的改编是“救活了一步死棋”。赵树理、安娥、柳倩等人则希望直接改造梅花调的形式,这个要求有点过高。老舍还专门谈到诗的形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五言或七言,“要紧的是掌握语言的音节”,形成一种“音韵节奏之美”。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通俗文学组举行讨论会这一时期,大概就是王亚平写评剧《张羽煮海》的收尾阶段。因为这个剧本在9月号的《剧本》月刊上发表。同月,华北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所以,大家的意见对王亚平而言是有切实帮助的。评剧《张羽煮海》出版后,即由北京市评剧一团于9月末排练演出,连续上演一百三十余场,观众十三万余人。接着,天桥的两个评剧班社,唐山、天津、吉林等评剧班社相继演出。截至翌年2月中旬,全国各地(河北、河南、安徽、太原、上海、大连等地)以地方戏及皮影戏演出此剧者已有三十余处,观众约在百万以上。此外,单行本于1954年4月再版后,又编入“评剧丛刊”,转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同年11月印行。1955年3月,宝文堂书店印了一种普及本,专门销行到小城镇和农村。1960年6月,宝文堂书店又出了新的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初,通俗文学组曾特请连阔如表演评书《三请姚期》,并进行两次讨论。参加讨论的除了邵荃麟、沙汀、王亚平、孙伏园、王尊三、孟超、连阔如、马连登、柳倩、李岳南、端木蕻良、苗培时等人,还出现了汪曾祺。大家一致认为:《三请姚期》所反映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也就是有一定的人民性;说书艺人必须拥有优越的表演艺术,才能完美表达出评书内容;《三请姚期》用三请的方式,深深吸引住听众,符合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三请姚期》中对人物的刻画,给人以新的启示;运用语言上,除了通俗易懂,有不少地方用得很准确、精练,活泼有力。汪曾祺当时在《说说唱唱》做编辑。这一年,他在王亚平的建议下,根据《儒林外史》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汪曾祺在他后来写的《老舍先生》一文里,也专门提到老舍对在北京的民间艺人的尊重和对民间艺术的喜爱。因此,汪曾祺参加《三请姚期》讨论会,虽然不清楚他具体讲了什么,但也能推断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理念与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