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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作为人类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的一种自觉文化追求，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与社会开放程度等息息相关。福建自受中原文明熏染开化以来，出版业从无到有，从最初西晋的零星书肆蹒跚起步，到唐代抄书缮经的盛事，再到宋明建阳刻书的繁荣鼎盛，乃至福州、泉州、连城四堡等地书业在后期的一时之盛，既是历代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时也是本省之地理形势、移民迁徙、科举教育、闽学思想等多种因素发生合力作用、推波助澜的结果。

福建僻处东南一隅，开发较晚，早在周时尚属蛮夷“荒服”之地，其文化历史一直未纳入中原王朝的主流视野与正史体系当中。其后被汉朝征服，立国92年的闽越国旋兴旋灭，其土著闽越族人大部被汉武帝迁徙至江淮间，闽地早期社会与教育发展受到抑制。东汉末年，中原动乱，部分士民迁徙入闽，户口有所增加。东吴孙氏五次用兵闽中，汉建安十二年（207年），“分东候官县之地为建安县”（《八闽通志》上册）。“建安”本为汉家年号，以此立为县名，可见此地开始受到重视。吴永安三年（260年）改设建安郡，在建瓯覆船山下建全闽第一座郡城，辖领建安、建平（阳）、侯官等十县，建安因称闽中首郡。此后三百多年，闽地基本和平无事。而此时的中原，三国鼎峙攻伐，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十六国之乱，侯景之乱，一直板荡不安，人民四散流离。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后，世家大族衣冠南渡，八族进入八闽。这是中原入闽的一次人口大迁移，直接改变了闽地的人口结构与文化生态。这期间（西晋），闽中已有大家开办私学。而至南朝刘宋时期，晋安郡始办官学。有了私学官学，闽中社会才有了自己的教育与文化事业，也才有以经营图书等文化产品为业的书肆书铺，而以生产图书为志业的出版事业也开始起步。而这一时间，足足比中原地区晚了六百年。经过南朝一二百年的经营，闽地出版事业已基本跟上中原的步伐。

隋时，闽中三郡合一，仍为建安郡，郡治设在闽县，说明政治中心已东移。唐取代隋后，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此时始有“福建”之名。有唐一代三百年，中原饱受“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之苦，但福建一直相安无事，未受太多侵扰，只于唐末经历黄巢起义军过境，损失不大。此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繁，文教大兴。社会上图书需求旺盛，基本以纸写手抄本为主，抄书之风极盛；雕版印本直至唐末五代才引入，较中原为晚。后人推测，“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天目琳琅书目》续编卷二仪礼图注语），各县多有开设书店经营图书。如确有其事，这些图书可能也是从中原带入或传抄而来。

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分裂，五代十国，先后主宰一方。其中王审知兄弟带领大批中原固始人入闽，并建立闽国。从率军入闽，至闽国为南唐所灭，王氏前后主政福建约60年，先后以长乐府（今福州）、建州（今建瓯）为都。王审知治闽期间，大兴文治，开发福建，发展经济，大力倡导教育，建四门学与四门义学。同时尊崇佛教，让人广搜典籍，以泥金银万余两，缮写四部金银字《藏经》共二万余卷，成为福建出版史上的一件传奇盛事。

唐末五代时，福建闽县与建安麻沙已出现雕版印书，此由在王审知手下担任掌书记的徐夤“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钓矶集》卷六《自咏十韵》）诗句可得到印证。两宋时，福建刻书出版业空前兴盛，刻书机构众多，形成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北宋王朝崇尚文治，社会一度承平，户口激增，文教兴盛，福州成为与汴京、杭州、成都齐名的全国四大书业中心之一，尤其是刻经最负盛名。此时朱熹理学兴起，对书业有推波助澜之功，影响深远。靖康之难后，朝廷南迁，福建出版中心转移，建阳成为南宋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祝穆《方舆胜览》），参与雕版印书的匠户，当以数千计，其中余、刘、蔡、黄、虞诸氏成为刻书大族。

由宋入元，蒙古族以武功开拓天下，铁蹄所及，一直偏安的福建也未能幸免，尤其是东部沿海一带，人民大批流亡，户口与耕地大量减少，加上其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本地经济遭受重创。后期元廷管治稍为宽松，推崇朱子理学，并定朱熹《四书集注》为科举程式，兴学立教，使刻书业得到复兴，建阳仍为东南刻书中心，但官私刻书均不如宋代繁盛。

明代朱氏立国，偃武修文，休养生息，通过设立儒学、博求旧籍等大兴文教，商业经济与市民通俗文化迅速发展，同时免除书税，使刻书业达到鼎盛。麻沙书坊因毁于元末战火，建阳书业重心转至崇化里书坊街，福建刻书数量仍为全国第一，门类齐全，尤其是八股时文与通俗文学出版特别发达。

清人入关南下，在武力上对反抗者实行血腥镇压，南方生灵涂炭，福建作为反清主战场之一，备受其害。闽北理学之邦，反抗尤烈，又经耿精忠叛乱，建安、建阳两城先后沦为废墟。在文治方面，清廷又大兴文字狱与禁书之策，加上以编《四库全书》之名收剿查抄禁毁图书，使文化出版事业出现倒退，建阳刻书业基本没落凋零，其地位被连城四堡取代。四堡刻书兴起于明中晚期，力挽福建书业于乱世，一度成为与北京、汉口、许湾（江西）并列的全国四大出版中心之一。在坚守传统刻书业最后的黄昏之后，四堡书业亦于光绪年间落幕，传统雕版刻书逐步让位于近代大都市之石印、铅印等新兴出版。

图书出版业首先兴起于福州、建安，又在宋代以后于建阳等地兴盛数百年，与福建所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这里偏居东南，负山面海，自然形胜，对抗外来入侵有着天然的屏障，社会环境相对安静，可以相对独立保持本土文化特色。而刻书业、茶业、陶瓷业等在闽北兴盛数百年，还因为这里位处入闽陆路孔道，分水关、杉关、仙霞岭等通关要隘均由此出，是中原移民和往来客商停留的第一站，形成了很好的商贸集市。除陆路外，这里还凭临闽江最大支流建溪，水路交通便利，借助舟船万里，即可入河出海，通过福州、泉州港把图书等商品运至各地，甚而北上远至朝鲜日本、南下南洋欧洲的海外。同时这里还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梨枣竹木丰富，刻书所需之纸版笔墨等均可自行生产供应，不需外求，加上从事刻书业的百工人力富足等，所有这些一道形成稳定的刻书产业链，历时几百年而不绝。

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福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弱控制之下，每当中原处于战乱动荡或王朝更替之时，闽地受到的冲击影响都相对较小，甚而充当起中原百姓的避难所，接受其大批撤退逃亡的移民流民。历史上中原大规模迁徙至福建的移民有几批，包括东汉末年吴国移南部都尉府官兵五千人于建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的中州八姓入闽，南朝萧梁“侯景之乱”后中州人民人口数倍于前的入闽（后称福佬人），唐初河南光州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率兵入闽征蛮开发闽南，唐末河南固始王审知兄弟带领中原三十六姓数万军民入闽，以及宋元之际蒙古人铁骑南下之时驱逐南方各地遗民入闽（后多集中于闽西，称客家人）。此数次移民，直接引起福建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士族文化，极大改变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化教育水平，也为福建刻书业引入丰富的文化人脉资源与图书品种及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手工技艺等，是推动书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

此外，福建自纳入中原王朝管理之后，受其文化习气熏染，重视文教，兴办官学私学蔚成风气。而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更是极大提升了闽地文化教育水平，也使更多的士人走上政治前台。据统计，福建参加科举及中进士人数，自宋以后位居全国前列，宋人有称“福建秀才，天下第一”（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中进士的人数，占全国五分之一。元代文化教育各方面虽有消退，但闽籍进士仍占四分之一，高于南方各省。明代福建仍是科举大省，文风兴盛。而宋代朱熹在建阳提倡理学，开办书院，四处讲学，著书立说，及门弟子至数千人，延续数传，朱子理学的兴起，成为天下显学，对当时及后世社会教育思想文化影响均至为深远。其对书业的直接影响主要有四：一是在以建阳为中心的各地开办众多书院，大兴讲学读书与藏书著书之风，直接带动当地图书的市场需求；二是朱熹本人亲自参与刻书，所刻之书有三十多种，多为理学、经学与小学类著作；三是朱子闽学后人有不少从事刻书业，并以此成为家传，著名者有刘氏、蔡氏、叶氏、黄氏、魏氏、熊氏等；四是朱熹《四书集注》等著述被元、明、清各代统治者命为科举考试之教材，被所有读书士子奉为圭臬，从此理学、经学类图书更是风行天下。

一千多年来，正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福建书业从零起步渐至兴盛，虽历经数代沿革兴替，却能随世转移与时变迁，并在后期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刻书出版中心和图书商品交易集散地。也正是因为有着如许深厚的书业历史文化积淀和相对稳定良好的书业文化生态，福建也形成了融合中原传统文化、本土地域文化及山海商业文化等多种文化特色于一体的出版历史文化传统。如从刻书历史传承而言，建阳坊刻曾经最多最发达，知名刻书家、书堂最多，存世书堂刻书历史最长，如余氏、刘氏、熊氏、陈氏刻书一直从宋代延续至清初。宋元明建本流传至今，也是目前国内各图书馆中保存最多的古本（其中被列入国家级善本的建本有近1500种）。从图书出版内容而言，一是福建一直秉承中原王朝缮刻佛经的历史传统，如唐代王审知请人缮写两万卷金银《藏经》；宋代福州素称佛国，东禅寺、开元寺、万寿观分别雕刻《崇宁万寿大藏经》《毗卢大藏经》《政和万寿道藏》三大佛经道藏近二万卷；明代至民国，福州鼓山涌泉寺一地即刻经360多种，至今仍有不少经板存世。二是朱子学首倡于闽北，理学、经学类图书在建阳得到大量刊刻，进一步促进闽学的传播与兴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三是宋代以来科举场屋应试类刻书发达，尤以类书、时文数量众多，并流通全国各地，对士子影响至大。四是福建地方民俗民间文化丰富多样，受此影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类图书出版也是数代兴盛，品类繁多。五是因中原移民众多，为追宗溯源、修史存世，编纂刊刻族谱、方志类图书之风盛行，尤其是明清两代数量尤多。而从图书流通而言，福建图书贸易发育较早，形成了良好且悠久的出版商业传统。早在宋代,“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甚而出现“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宋末熊禾《上梁文》）的商业盛况，其对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外文化交流之影响及至于今。

昔日，建阳人刘芳在面对崇化书坊胜迹“书林笔峰”时，曾吟咏出“书林文物自兹传”的诗句，一派书业盛世的豪情，如在眼前。数百年后的今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出版业也是与时俱进，已然步入现代化、数字化新时代。当我们重新梳理福建出版业的前代历史，追溯其盛衰兴替的时代变迁，其中那些已经融入传统出版历史文化经脉中的重要文化基因，包括经学、朱子学、地方俗文学及方志史学等，及其所承载的厚重出版精神，仍应值得当代出版人重视与传承，并发扬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