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倦的出版人刘硕良
得知刘硕良前辈离世的消息，我不愿相信，或者说不愿接受，不能接受。这是一个生命力多么旺盛的老人啊！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创造出奇迹。老天应该再给他几十年，让他继续陪伴我们前行。他即使在后面看着我们，也会让我们力量倍增。有他在，那个辉煌而理想的时代仿佛就离我们不远。
刘老不是我的领导，也不是我的老师，甚至连同事也算不上，但又什么都是。近4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他的关怀中。我的每一个小小进步，身后都站着他，而他的每次华丽转身，我几乎都是见证者。
刘硕良(1932-2023)
一、初见于美好时代
初次见到刘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他来开组稿会议，浙江与外国文学有关的人士基本上都到场了。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当时的漓江出版社，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座圣殿，现在出版社的老总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甚至有点诚惶诚恐。进入会议室，只见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正忙着给大家分发水果。有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硕良先生。
刘老没有架子，所以我们会后就留下来跟他攀谈。我的师兄吴笛当时已小有名气，刘老热情地向他约稿，我忍不住也毛遂自荐，向他推荐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诗人普律多姆的作品。我知道漓江社正在开发这套丛书，希望自己能够加入。他听了我的介绍，当场拍板。后来我问他，这么重要的书，你怎么放心让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来译。他回答说，你的导师已经替我把关，能考上他的研究生的，我都放心。当时，我的导师飞白先生正在替漓江社编写《外国名诗鉴赏词典》和《诗海》，刘老极欣赏飞白师的学术水平和翻译质量，早就想把我们师生“一网打尽”。后来他也的确达到了目的，我的师兄师弟很多都成了他的译者。普律多姆的作品我选编翻译了近三年，取名为《孤独与沉思》，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认可，粗略统计，被百种以上的报刊和出版物转载或选发，包括《读者》。
二、十多年一路追随
毕业后我去了深圳。当时，深圳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在国内领先，各地出版社的重点图书或精美画册都要来深圳印刷，“漓江”也不例外。刘老每次来，都会联系我。他是找帮手，我是拜师父。他在厂里看校样往往一坐就是一天，晚上在路边小店随便吃点东西，回到旅店继续看稿。他不懂外文，但对外国文学的感觉非常好（这一点也是神了）；对文字也很敏感；非外国文学专家，整体把握能力却很强。那段时间，我俨然是“漓江”的编外人员，同时也继续替“漓江”译书。这种美好的合作让我非常享受，也在业务上获益匪浅。然而有一天，刘老向我宣布，他离开“漓江”了，要去南宁创办一本杂志。很快，他就带着新出的创刊号来找我了，希望我能替这本叫做《出版广角》的杂志编译一些国外文化新闻和书讯等。我当时刚好订有法国的《读书》杂志，里面的很多内容都适合《出版广角》，尤其是该杂志评选的年度二十佳图书，我每年都编译，很受欢迎。后来我去法国，刘老要我去找选题的同时，也做些采访，说能译能写还不够，还要会收集信息，多交朋友，这些将来都是很重要的资源。在刘老的鼓励下，我在法国采访了很多出版人和作家，除了在他的杂志上发表外，也在其他报刊开了专栏。
就在《出版广角》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刘老又华丽转身了。新千年过后不久，他又带着一本新杂志来找我。只是，这本叫做《人与自然》的杂志不再与文学有关，甚至与出版和书都无关。不对，刘老说，这本杂志其实面更广，也更灵活。他让我去找和大自然有关的外国图书和报刊，编译、介绍都可以。我在法国的《周末三日》杂志上发现了一篇关于《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介绍，图片非常惊艳。刘老看了以后，出版人的直觉就来了：怎么不把这本书引进来出版呢？他马上安排人去谈版权、翻译。开印之前，我问他准备印多少册？他说五万。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但刘老就是刘老，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书出版之际，他请来了作者，几个月后又把书中的主人公小蒂皮也请来了，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小蒂皮”狂潮。第一次印刷五万册很快告罄，连忙安排重印。最后，该书销售了恐怕连五十万册也不止，连海峡对面的出版人也被惊动了。这事让我反思了很久，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判断力呢？这么好的选题为什么会视而不见？现在我想，我也用不着自责，有的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翻越的。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巨大成功，让他立即动手组织相关选题，很快就推出了《寻找濒危野生动物》《树顶世界》《猫鼬情怀》《荒漠天使》等。值得一提的是大型画册《迁徙的鸟》，那是法国两位摄影师花了多年时间把大雁养大，然后乘简易飞机与大雁一起飞一起拍摄的。我先在巴黎看了纪录片，那种美，那种震撼，让我终身难忘。我马上向刘老报告，并预先告诉他版权费可能会很高。刘老说，既然好，那就不惜代价。然而法国出版社却对我们不放心，要求中译本的印制达到相当高的要求，尺寸不能改，色彩不能偏。刘老气吞山河地告诉我，你对他们说，我们的印制质量一定不会比他们差，甚至有可能比他们的好。他们的很多画册就是在中国印的。果然，中文版出来后，质量完全不逊色于法文版。
在杂志方面，他一方面替《人与自然》约请奚志农等国内一流的野生动物摄影家和环保人士撰稿，另一方面对接世界，把目光瞄准国外的同类杂志，介绍和引进新的环保理念，讲述全新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我在法国发现一本叫做《野生大地》的杂志，不但内容出彩，而且图片非常精美。刘老说，我们不要满足于小打小闹，去跟他们谈合作，不仅仅是交换稿件，还可以在资金、人员和出版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我约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主编，对方非常感兴趣，最后终因各种复杂原因没能如愿，但刘老的远见卓识到现在也不过时。
三、“硕良文化”与文化人硕良
2004年，刘老竟然去北京成立了硕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不理解他都七十多了为什么还要去“北漂”，但我知道出版是他唯一的爱好，也是他生命的意义。每次转型，他都会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力量。他住在老国展旁边的左家庄，我每次去北京出差，他都要我住在他租的套间里，方便晚上聊天。他在北京资源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做了很多成功的书。有不少书，他知道市场回报不会太好，但只要有价值，他就愿意投入。看到好的选题，他就眼睛发亮。他和作者、合作的出版社都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愿意替他做事，因为他不会光替自己着想，首先会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感受。他骨子里就是个文化人，所以才会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去做那些艰难的书。他从不气馁，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发牢骚，而是永远面对现实，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出国定居后，跟他联系少了，只知道他回广西了，直到有一天，他打了越洋电话来，欣喜地告诉我，老东家漓江社又要有大动作了，要我赶快提供选题，把能用的稿子都给他。我简直不敢相信，快八十岁的人了，热情还那么高，还那么拼。我想起了当年跟他跑印刷厂，跑书刊批发中心的情景。其实他那时就已经不年轻了。
2014年国庆，我专程去南宁看望他。他那时身体有点不好，腿脚也不方便，我知道他肯定会留我在他家住，便谎称当晚的飞机就要回去。我在他家待了大半天，黄阿姨忙前忙后，给我做好东西吃。刘老则带我参观他的书房，到处都是资料和书稿，旁边放着剪刀和放大镜。他正在编广西文史资料，我说这方面我是彻底帮不上忙了。在客厅巨大的书架前，我又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出版的那些好书和无数奖状，不禁回想起与他相识的美好时光。眼前的这个老人，他是幸福的，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出版的辉煌和发展；他也是富有的，创造了那么多奇迹，留下了那么多遗产。那次告别，我答应他以后每年去会看他，但屡屡食言，只是不时会给他打电话。他却不断地给我惊喜，《三栖路上云和月》《春潮漫卷书香录》《与时间书》相继出版，总结了他数十年的出版经历与成就，其中还收入了我当年写给他的信和我们同学去漓江社拜访他的照片。
2020年的一天，他突然来电话，几乎是哭着对我说，黄阿姨走了。从此，他自己的精神好像也垮了，身体每况愈下。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给他打电话。他接受不了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离去的事实。疫情当前，我很担心他的生活。他因糖尿病双目渐渐失明，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又如何安慰得了他？对一个以文字为生、视书为命的人来说，看不见了，等于生命被抽空了。去年他过九十大寿，我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低落，便请我的导师、他的老朋友飞白先生给他打个电话。飞白先生比他还年长几岁，让两个九旬老人叙叙旧情，互相鼓励，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安慰。飞白先生听从了我的建议，给他打了电话，两人聊得很亲切。回头想想，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我做的最得意，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