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箫声》题写了诗句？
《北京晚报》2023年10月9日刊登的《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之际徐悲鸿与盛成交往考》（以下简称《交往考》）一文中，笔者对盛成的有关表述进行过一番考订，其中就对盛成所称“瓦莱里在徐悲鸿《箫声》画上题诗”一事提出了质疑，当时限于文献资料不足，未展开论述。近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向我提供了一张徐悲鸿《箫声》素描画照片，在这幅画的左上角有两行法文题词，签名清晰地显示了题词者并非瓦莱里，而是法国诗人、评论家费尔南德·格雷格（Fernand Gregh）。
失实陈述
关于徐悲鸿策划主办的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盛成在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中有多处失实陈述。但关于“瓦莱里在《箫声》画上题诗”一事，不光盛成有失实陈述，就连徐悲鸿当时的夫人蒋碧微也有失实陈述。经过近些年来报刊、书籍、网络的反复引用、渲染，使得历史真相进一步受到遮蔽。
盛成在1983年所写的《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不过更有力的帮助还是来自法国的友好人士瓦莱里和莫诺。他们收到我写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不仅对这一幅幅出自中国近代画家之手的佳作极为赞赏，瓦莱里还在悲鸿1926年画的一幅蒋碧微肖像画《箫声》上欣然题了两句诗。此事一下轰动了法国艺坛，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画展受到了很大重视。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并卖出了十二幅画，这才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
十年后的1993年，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中，盛成对前述文字加以修订、补充，对这件事又作了新的表述：
徐悲鸿夫妇租了房子，不来不去，处境困难，只好找瓦莱里的志愿秘书曼努（Monot）。曼努是一个银行家，他看了我的信后，便带徐悲鸿见了瓦莱里。晚上，瓦莱里和曼努随徐悲鸿去他的住处看了他的画。当时没有电，他们二人爬了很多层的楼梯上去。瓦莱里在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题了两句诗。曼努回去后，立即给巴黎的各大报社打电话，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曼努又买了徐悲鸿的画。这样，徐悲鸿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
与前一表述相比，后者有一处重要的修改，就是没有再提瓦莱里在其上题诗的那幅画的名称。
比较离奇的是，徐悲鸿当时的夫人蒋碧微在自己的回忆录《我与徐悲鸿》一书的《附录》中也这样写道：
《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绘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伐莱理见了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需要指出的是，徐悲鸿1926年为蒋碧微所创作的油画肖像画《箫声》，作为徐悲鸿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现在早已公之于众，画上并没有所谓瓦莱里（即“伐莱理”）的亲笔题诗。蒋碧微与盛成（在1983年回忆文章中）之所以言之凿凿地称瓦莱里在油画（肖像画）《箫声》上题诗，大概因为油画《箫声》一直收藏在中国大陆，而蒋碧微在写书时身在台湾，盛成在写上述文章时也刚从海外回到国内不久，都没有机会见到油画《箫声》的原作或者图片。待到1993年盛成出版回忆录时，油画《箫声》图片已公之于众，所以盛成就不再提这幅画的名称，而只是笼统地说“瓦莱里在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题了两句诗”。蒋碧微则因为已于1978年去世，其表述没有机会得到修订。
值得注意的是，蒋碧微在回忆录正文（发表于1964年）中并没有提及1933年在巴黎时瓦莱里去看望她和徐悲鸿的事，更没有提及瓦莱里在油画《箫声》上题诗。她在《附录》中为何要加上这样一条失实信息，其文献资料来源于何处，是值得学界加以研究的。
另据蒋碧微《我与徐悲鸿》，1933年这次她与徐悲鸿到法国巴黎，住的楼层并不高——“算算在巴黎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住旅馆既不方便，耗费又大，我们就在十五区租了一间小小的画室。同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一位中国女画家黄女士。……当时黄女士住四楼，我们住在二楼。”由此看来，盛成回忆录中所说的“当时没有电，他们二人爬了很多层的楼梯上去”显然也是想象虚构之词。
传播误导
近些年，各类媒体和出版物上出现的在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之际徐悲鸿与盛成有关交往的描写，尤其是有关“瓦莱里在徐悲鸿的油画《箫声》上题诗”，大体都延续了盛成、蒋碧微的上述失实陈述。
还有一本名为《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的书则将“瓦莱里为徐悲鸿画作《箫声》题诗”之事安排在了1927年，书里写道：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其实保尔·瓦莱里早在1925年就已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27年还称其为“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显然是对瓦莱里生平缺乏了解的结果。
《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紧接着还对“瓦莱里1927年题诗”一事的“背景”作了进一步交代：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其实在1927年，盛成还不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据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一书，盛成写出《我的母亲》后，“送到各印书局，候了两个多月，音讯全无。”后来在加皮夫人的指点下，盛成将书稿送给瓦莱里，“过了两天，他给我一封信，介绍印书局的。”随后各家印书局纷纷表示愿意出版盛成的《我的母亲》一书。1928年6月，《我的母亲》由巴黎亚丁阶印书局出版。由于书前有瓦莱里所写长达16页的序言，“此书一鸣惊人，轰动法国文坛，盛成于同年加入法国文人(作家)协会。”（据朱安平《盛成传略》）
由此可见，盛成是在1928年6月以后才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而徐悲鸿却早在1927年4月就已离开法国，在新加坡停留一段时间后，于当年9月回到上海。在徐悲鸿离开法国之前，盛成自己声名尚弱，是没有能力给徐悲鸿“介绍法国朋友”的。
另据盛成回忆文章《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他与徐悲鸿虽同在法国留学长达十年，但是两人却没有任何联系，“那时，悲鸿是得到北洋政府公费资助的留学生；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大都从心理上对官费生没有好感，在法度过的十年中，我没有去找过悲鸿。”这也再次证明盛成不可能在1927年为徐悲鸿“介绍法国朋友”。
很显然，《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是将盛成所讲述的1933年之事移花接木到了1927年。但由于盛成所讲述的1933年之事也并不属实，这就导致相关内容可谓错上加错。
真相并不复杂
近日，我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徐悲鸿嫡孙）谈及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相关事宜。据徐骥介绍，徐悲鸿先生1933年到法国巴黎去办这个展时，并没有携带油画。徐骥还说，馆藏的素描画《箫声》上确实有两行法文题词，并向我提供了素描画《箫声》的照片。可以看到，题词位于这幅素描画的左上角，经辨识、翻译，题词大致意思为：“那分钟是音乐家画的，风景看来是从笛子里出来了。”
“巧合”的是，这两行题词的意思与某些媒体以及《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所描述的“瓦莱里的题诗”内容完全一样（不考虑翻译过程中的辞藻修饰）。然而题词的签名却不是瓦莱里的法文 名 字 Paul Valery，而 是 Fernand Gregh（国内一般译为费尔南德·格雷格）。
费尔南德·格雷格，1873年10月生于法国巴黎，1960年去世，法国诗人、评论家，是《追忆似水年华》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好友，《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费尔南德·格雷格于1902年创立“人道主义流派”。他是维克多·雨果的热烈崇拜者，他曾经创作了大量雨果体的诗歌，并于1950年汇编成集。他还发表过一些文艺评论集，如《打开的窗户》《法国诗歌的面貌》《维克多·雨果的生平和著作》。他于195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由于相关中文文献资料的匮乏，目前尚难以知晓徐悲鸿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何种考虑而请费尔南德·格雷格为他的素描画《箫声》题词。不过可以确认的是：蒋碧微所称“法国大诗人伐莱理在油画《箫声》上题了两句诗”是失实的；盛成所称瓦莱里在徐悲鸿画作《箫声》（不论油画还是素描）上题诗之事也是子虚乌有的。目前很多书刊、媒体上所传播的“瓦莱里为徐悲鸿画作题写的诗句”，都是将费尔南德·格雷格在徐悲鸿素描画《箫声》上的题诗错误地移植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