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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忆德公
来源:上海文化 | 李洱  2023年12月03日08:22

以后去上海,再也见不到德公了。

德公是程永新叫出来的。程永新是职业编辑,给小说改题目、起标题,给小说中的人物改名字、起绰号,常有“杰作”。这习惯难免会带到生活中来,比如给熟人另起名号。“德公”也是其“杰作”之一,“杰”在既是昵称又是尊称,老少喊起皆为相宜,而且上口。德公对这个称号应该是比较受用的。你叫他德公,他就吐口烟,笑着问你何时到了上海,怎么安排,晚上一聚?

我认识德公很晚,只是还不认识德公的时候,就常常听人谈到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某篇小说如果被德公评论过,小说和作者必定暴得大名。那时候的德公,是文学界的裁判,时常出任小说界冠亚军决赛的主裁。身份如此“显赫”,在传说中的德公却是个沉默的人。有人描述那时的德公,少言寡语,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人们又说,德公眼力好,能够辨认出作家的潜力,预测他有着怎样的前景。这倒是真的。他的第一篇评论写的是贾平凹,他是王安忆“雯雯世界”的最早阐释者,他是莫言小说的首评人。这里顺手引用几段他最早评论莫言的话,让我们见识一下他的好眼力:

这是一个联系着遥远过去的精灵的游荡,一个由无数感觉相互交织与撞击而形成的精神的回旋,一个被记忆缠绕的世界。

莫言的作品经常写到饥饿和水灾,这绝非偶然。对人的记忆来说,这无疑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阴影,而一旦这种记忆中的阴影要顽强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又成了作品本身不可或缺的色调与背景。

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时代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

后来对莫言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早期莫言创作心理与基本方法的文章,大抵没有超出德公最早的评述,只是更加学院化罢了。有此卓异的艺术感觉和判断力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沉默的人呢?以我后来对德公的认知,他最早的沉默,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不说话。他说话,一句没少说,只是在肚子里说;他当时的沉默,只是在初入文学批评职场时,对文学批评和同仁所保持的敬意和谦虚。你看他多能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写下了关于汪曾祺、林斤澜、张洁、王蒙、韩少功、铁凝、王安忆、陈村、余华、残雪、李杭育等人的“作家论”,而且均是他们的首批评论者。我当然不能说,这些人后来的成就与他的评论有关,但他的评论有利于作家更早认识到自己的经验和才能则是肯定的。1992年,莫言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公的论断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

评论家像火把一样照亮了我的童年,使许多往事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流氓皇帝对他的谋士刘基说的话:原来是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

德公不仅写下了关于那批重要作家的首批评论,而且将他们的作品聚拢在一起,以小说集的形式出版。从发现作品,到评论作品,再到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德公与原发刊物和出版社合作,有力地推出了一批杰出作家。有关他与吴亮编辑出版《探索小说集》《新小说在1985》的情况,已有多人评析,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重复一点:在1985年前后,德公与他的批评家同仁是中国小说话语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和作家、编辑家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人们短时间内形成了新的观念性的想象与理解。而当“骤雨初歇”,探索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高潮落下,德公一定有着“都门帐饮无绪”之感。他显然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在编辑《文学角》期间又接着组织相关评论,试图将文学探索继续推进。前天晚上,陈村发来了他自己亲手录入的《文学角》总目录,我看到其中有关张炜、格非、苏童等人的文章,以及作家本人的文章。无奈《文学角》很快被停刊了。此时的程德培,或许感受到了何为“报国无门”。因为报国无门,所以酒量大增?在德公的批评生涯中,这或许是一段无奈的停歇,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但这同时意味着,“声暂歇”之后他还将发出强音,成为更纯粹的批评家。我说的“更纯粹“是指,当很多人不再从事文学批评,甚至倒过来对文学、对文学批评极尽冷嘲热讽之时,德公却仍然把文学批评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危机论,或者以此生发的焦虑与虚无,因为来自不同的评价系统,也来自不同的社会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应该对守望者致以敬意。

我无意也无力对德公的批评进行评述,但我想提到一个事实:在上世纪80年代,德公是最早的小说本体论者。关于小说本体的阐释,从来都是学院派的活儿,但德公从来都不是学院派。虽然,根据他的朋友们的描述,他早年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学院派著作,而且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德公与学院派还是有很大差异。德公从来都是围绕着某篇小说展开评论,那是一篇新小说,那是一篇因为艺术性而入他法眼的小说,它或是名家作品,或是某个新人的处女作。然后,他才有兴趣去调动他的“理论资源”展开论述,以证明他对作品的感觉是有理可依。

90年代末,当我有幸认识德公的时候,他已经做起了图书生意。是林建法先生带我去见德公的,地点就是德公在新世界的那个办公楼,当时朱小如也在场。那是我第一次与德公同进晚餐。德公只喝酒,不吃菜,更不吃主食,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保持着。那天我首次见识了他的热情、周到、豪爽,还有反讽能力。德公拿自己开玩笑,也拿朱小如打麻将的事开玩笑。厚道的朱小如嘿嘿笑着,露着牙,牙有黑有白,还间杂着金属的颜色。与早年传说中的程德培不同,此时的德公抽烟很凶,抽的是中华烟,抽烟的姿式很有派头,过滤嘴不是夹在指根,而是夹在中指和食指的关节位置,他还会随时给你扔一根烟过来。推杯换盏之际,谈起与众作家交往的细节,他话语滔滔,无所忌讳,但他又是宽容的,对同行保持着尊重,只论趣味而不评介人品。他的衣着很有品位,衣衫挺括,领带考究,裤子刚刚熨过,皮鞋锃光发亮,加上他本人眉清目秀,相貌堂堂,我都有一种见到老牌帝国大资本家的感觉了。他捕捉细节的能力是一流的,从他嘴里说出来极为有趣,令人捧腹。捧腹大笑的,首先是他本人,他会一手夹烟一手捧腹站起来,然后再在笑声中坐下。在德公那里蹭饭,无疑是愉快的事,双方都很愉快,他本人好像更加愉快。如果你再给他提供一些细节,他的愉快就更是无以复加。他会倾身向前,请你再重复一遍,随之大笑。那不是黑暗中的笑声,而是朝霞中的笑声,有着孩童式的好奇、天真和无邪,甚至灿烂。他无疑是极为善良的人。这样的人,做生意若能成功,当是举世之奇迹;这样的人,成为批评家其实也是奇迹,因为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自己的热情、才华、敏锐与勤勉。

再见到德公,已是新世纪了。2002年春天,拙著《花腔》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人文社编辑委托朱小如联系场地,不知道朱小如是不是喝高了,会场竟安排在金色年代夜总会。我和人文社编辑赶到会场,发现会场没有桌子、椅子,只有茶几、沙发,灯光则是镭射的,花红柳绿,如入魔境。与会者进入会场,个个表情复杂。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与上海娱乐界挂上勾的?我说就在此时此刻。人文社领导和编辑责备我还有功夫开玩笑,催促服务员重新布置灯光。这时候,西装革履的德公大驾光临了。他说,有得搞了,蛮好的,蛮好的。我已记不清嘉宾们会上都说了什么——可惜林建法先生远行了,不然他定能找到记录稿。我能记得的,是会后去吃饭,德公说,就在这里吃好了。那天不少人确实在那里呆到很晚,搞得人文社和赞助会议的朋友有点紧张。德公和朋友举杯唱和,令我感到这就是德公的主场。当时我与德公没有谈到拙著,但此后几年,我多次听他谈到《花腔》,并表示他要写篇长文。听朋友们讲,他曾多次与人谈到拙著,不管人家说好说坏,他都要人家“再说说看”。魏微那篇关于《花腔》的长文,现有多人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源于德公的建议。德公也曾在文中提及此事,只是说得相当委婉:

魏微关于《花腔》的两万多字评论可称得上“珍贵”。我极少在微信上与人讨论问题,而几年前关于《花腔》却和魏微有过几个来回,此事在一次闲聊中被《上海文化》同行获悉,他们正想开个作家写作家的栏目,于是便向魏微约稿。谁知魏微并未如期交稿,直到两年后才履行约定,其认真可想而知。当然,这仅是我的一面之辞,魏微原本做如何打算和安排,我不得而知。

正因为他对拙著有偏爱,我们随后有了更多接触,甚至曾在一起掷骰子喝啤酒,也会互相打听在干什么。2014年春天,我在巴黎偶遇金宇澄。聊到德公,老金说德公还问你,长篇写得如何了。又说,上海作协和文艺社推荐德公的一篇评论参评“鲁奖”,你看胜算几何?若能评上,或可解决德公退休金问题。我说,德公的文章写得好,写得认真,尤其是那篇《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写得好!要相信评委是识货的。我还开玩笑说,他评的是刘震云,说的却是德公自己,德公本人就有一张利嘴嘛,对象一方,主体一方,难得同构。后来德公的《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果然获得了“鲁奖”的理论批评奖。“鲁奖”的授奖词,当然没有写到我的“玩笑”,但对德公的批评特色的评价倒还中肯:

评论集《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贴近文本,贴近阅读体验,贴近关于研究对象的创作史、批评史,有效构成了多维对话,细腻地呈现出新世纪汉语叙事变化的内在轨迹。程德培自觉地继承和刷新传统的作家论、作品论,审美嗅觉敏锐,批评态度认真、耐心,言说方式灵动、活泼、率性,他的这部论著表明,把批评变成一门艺术是完全可能的。

颁奖活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报告厅举行的,我作为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看到德公上台前被迫化妆,我开玩笑说,人这一生,最少要化妆两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火化前。众人侧目,但德公大笑。说起来,我与他真正有较多接触,就是在我调到现代文学馆之后。在文学馆十一年间,我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负责客座研究员的工作,二是负责“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联络工作。因为上海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中心,所以我每年都要与上海的老师和朋友联系,希望能把客座研究员带过去,与上海批评界展开对话。感谢陈思和先生和复旦朋友相助,我们与复旦大学合办过一次关于文学教育的研讨会,后面几次会议则与《上海文化》合开。每次,我都尽力邀请德公到会,因为他的到场和发言,总能引起青年批评家的兴趣,他也常常留下与青年批评家同餐共饮。他在酒场上的豪迈与机锋,常使伶牙利嘴的年轻人自愧不如。客座研究员例会在上海之外举行的时候,我也常通过黄德海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2015年7月,我们与河北作协合作,在河北崇礼召开“文学如何书写城乡变化”会议,德公终于请到了。他开玩笑似的发言依然犀利,依然能够准确击中七寸。他说,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高晓声用两部小说就概括完了,一个是“李顺大造屋”,一个是“陈奂生上城”。我补充了一句:造屋上城,还有卖地。半场休息时,他站在楼头台阶上,说:造屋上城,还有卖地,卖地卖地。众人大笑。有年轻人调皮捣蛋,说不只是卖地。话题顿时有点丰富多彩了,本来话多的德公却不再言语。这个细节说明德公确是个老派的人,很有道德感、分寸感。我至今还记得,回京路上他来不及吃饭,急着赶火车回上海。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那个斜坡上匆匆离去的背影。翌年5月,现代文学馆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开“新世纪文学批评与文学出版”论坛,我又把他请来了,并请来了他的“双打搭档”吴亮,还有与他合称“二程”的程永新。德公在发言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成名作家在新世纪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性;新作家的出场方式与前辈作家不同,他们直接面对市场,也给出版带来了不确定性。他的发言表明,他对文学现场非常熟悉。晚上,刘醒龙请外地朋友在湖边饮茶,德公对我抽的荷花牌香烟很感兴趣,我顺势胡吹一通,更激起他孩童般的兴趣。我当即委托宋嵩上街买了两条,说是从北京带来的,送他品尝,然后趁机邀请他参加下次例会。至于我为何要屡次麻烦他出来开会,除了他没有公事羁绊,还因为我想告诉客座研究员,做批评家,有个现成的榜样,那就是德公。这个榜样,谈到四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有一段“夫子自道”:

阅读和写作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并不是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各种各样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本。它们延伸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它既丰富也改变了我对自我人生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批评多么崇高,但也不否认批评应具有独立的使命感:那种执著而不带有偏见,随时准备孤身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

有着如此诚恳的“夫子自道”的人,不是榜样又是什么?确实需要客座研究员倾听,当然也值得我等写小说的人倾听。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提到的“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他的批评文体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最近十年,在杂志和朋友圈,我时常与德公的文章相逢,他依然围绕着某篇具体的小说展开论述。即便评论的是文学新人,他的文章中也时常谈到旧事,流露出对往事的缅怀,对友情的眷顾。而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文章中大段引经据典,仿佛不同时代的诗学在此汇聚,却与评论对象若即若离。我以为,他并非以此展示博学,而是他的文体因为多年的积淀而出现了必不可少的变化:早年的读书笔记与如今的夜读偶记、纷纭的思绪与片刻的凝神、整体的怀疑与片断的肯定,在此借叙事性作品某个线索一起涌现。可以认为,这些溢出具体小说文本的断章、讽喻、箴言,以及不停地将故事转为概念,将概念转为意象,将意象变成回忆,不仅使他的写作成为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和记录,也是在召唤逝去的灵韵。若将这些文字整理成册,便是德公的批评性随笔。

有那么几年,德公每次见到都会问,新长篇怎么样了?他说他要写篇评论,把《花腔》与新长篇放到一起来谈。因为我拖稿时间越来越长,他似乎怕我难堪,后来就不再问了。有一次在北大开会,黄德海向我传达程永新旨意,别改了,必须尽快交稿,并说德公已经写了几万字关于《花腔》的评论,就等着新长篇呢。我当场立了“军令状”,下周四交稿。到了那天,稿子发走,我心中突然忐忑不安,不知道这写了十三年的作品,在程永新与德公眼里能否过关。过了几日,程永新电话告知已经读完,又说德公已看,同期将配发德公宏论,德公要从《花腔》谈到《应物兄》。他果然兑现了几年前的诺言。我只是没有想到,删节后竟然还有六万字之多。我很想报答这份盛情,就在与人文社的出版合同中加了一条,要求出版德公的评论,人文社也慨然同意。我没有料到,德公竟然婉拒了。再托黄德海去说,他还是没有答应。老牌的新潮批评家,自尊如此!

去年,我在工作变动之前,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了有关“唐弢奖”的合作协议。我知道,这是上海朋友的美意,颇为感动。虽然我已经调离,文学馆还是希望我参加首次在上海举行的颁奖活动,而我之所以乐意前往,就是可以去看望身体欠安的德公。颁奖仪式结束后,我随黄德海前往德公家中。主持活动的李敬泽因无法走开,特意交待我代向德公问安。元宝兄知悉此事,亦提出陪同前往。我记得同去的还有弋舟、李宏伟、哲贵等人,他们都曾受到德公点评。据说德公多次婉拒朋友探望,此次慨允,或是考虑到外地朋友见面不易。德公当时气色还好,只是稍显消瘦。我们进门时,他正跷着动过手术的脚,手持遥控器在看球赛。他端坐在高靠背沙发上,与我们聊了一会儿,依然谈笑自如,风度不减。只是我们出门之后,德公夫人在电梯口悄声相告不太乐观,不过“伊蛮乐观的”。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德公。

回忆与德公交往的点点滴滴,真应了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从不联系,见面有事说事,无事则以闲聊为乐,然后把酒临风,持螯望月,不亦快哉。想到往事不可重现,怎能不黯然神伤?最近半年,我曾向朋友打听德公近况,听说身体日渐好转,心中有安慰,念中有期盼。今年8月底,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本想让黄德海陪我去探望德公,却因各自时间难以错开而未能如愿。不料中秋节前夜,忽接陈村微信,说德公已经远行。我心中惘然,在窗边坐了很久,此时正有冰轮转腾于苍茫云海间,令人顿觉冷清,顿染寒气。

有朋友发来陈思和先生送别德公的悼词,悼词中说:“在场的很多年轻朋友,应该会记得程德培对大家的扶持、提携和奖掖,他不仅敏锐地辨识出年轻写作者的才华和实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荐、鼓励和表扬。或许正是因为有程德培的身体力行和倾心扶植,上海文学评论的年轻一代才得以健康成长。落红有情,春泥护花,这就是程德培一直在做的工作。”对陈思和先生的这段话,我深有同感。这些年德公对张定浩、黄德海、李伟长、木叶以及在高校任教的年轻同行的爱护,朋友们都看在眼里。而且德公的言传身教,还使得上海年轻一代批评家,保持着与学院派批评的某种张力,这在我看来意义非凡。其实,还有更多没能到场的年轻朋友,不管是从事评论的,还是从事小说创作的,都会念起德公的恩惠。德公远行之后,我特意上网查阅了一下“德培”这个名字,有着怎样的寓义。网上说,德培名字五行为水土;火土组合,火生土,土旺。这种组合的人,有礼有节,稳重踏实,富有进取心,做事积极主动;其人意志坚定,能够乐观奋斗,耐性佳,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说的倒是贴合,只是德公哪有什么资源,他的资源就是他的敏锐,他的豪迈,他的踏实,他的道德。他以德培人,所以他是德公。

在那篇题为《洋葱的福祸史——从〈花腔〉到〈应物兄〉》的结尾部分,德公以少有的抒情语调写了一段话:

每一代人都有责任赋予文化史以意义。最让人悲哀的事实可能成为记忆和持续情感的胜利,成为静谧、长眠、和解、满足、阴冷、孤独黑暗中停留和产生爱的地方。让我们记住作者在谈论《花腔》时的那句话:“爱的诗篇和死亡的歌谣总在一起唱响。”

德公曾经多次对我开玩笑:在严肃的前额下,你有一张嘲笑的脸。每次说过这话,他都要问一句:不生气吧?然后又找补说,拉伯雷也有这样一张脸。这话他后来也写到了文章中。德公,我怎么会生气呢?德公,当我写下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我不仅没有嘲笑,而且只有敬仰。

没有德公的上海,就是另一个上海了。

2023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