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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文脉:鲁迅与浙东学术的过渡环节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 丁文  2023年11月28日13:44

周氏兄弟文学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杂学,这在二人的文章与学术脉络中分别结出了各具异彩的果实。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将自身杂学资源的获取,描述为受到“一个远房的叔祖”[1]的影响,周兆蓝(字玉田,1844—1898)[2]被书写成开启鲁迅杂学源头的启蒙者。这为研究者在探讨周氏兄弟杂学资源的问题上,提供了家族影响的视角。

正如有论者指出,《朝花夕拾》在“文献材料的维度上”被研究者“过于倚重”,其“文章修辞与叙事技巧”[3]则多被忽视。进一步辨析,会发现作为“文献”的《朝花夕拾》所包含的鲁迅生平史料有一种“厚叙述”(thick desperation)[4]的状态:即“文献”以一种高度概括、提炼、浓缩的形态被叙述,“史料”本身便呈现出一种值得辨析的“叙述”形态。倘若研究者对《朝花夕拾》中的“文献”未做抽丝剥茧般的解剖,则获取的史料有可能流于表层。如关于玉田叔祖的描述,如果仅将其解读为鲁迅在少年时代由于机缘巧合,受到某位家族成员的影响、对杂学发生兴味,这一史料信息可能是有限的。

以这一视角引入周作人的“朝花夕拾叙述”,会发现它为打开《朝花夕拾》文本的深层空间提供了钥匙,还原出了作为“文献”的《朝花夕拾》背后的文献。周作人指出了浙东学派的影响与流变如何波及到了周氏家族,家族成员的杂学趣味又如何映现了浙东学术的某些特征。浙东学术的影响力经由家族文脉这一转换中枢,塑造了周氏兄弟的杂学面貌。《朝花夕拾》中鲁迅从玉田叔祖处获取的杂学启悟,经由周作人的补叙,被拓展成为“鲁迅与浙东学派”的学术史命题。本文试图辨析“浙东学术——家族人物——周氏兄弟的杂学资源”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探讨家族影响在“地方与文艺”[5]中所发挥的隐性而关键的作用。

一、家族文脉的重溯

1942年,周作人在“桑下丛谈”系列短文的末篇,提到自己高价收购《左腴》三卷,此书为“讲《左传》之书”,作者为潘希淦。《左腴》并不出名,周作人却对它十分看重,原因是家族成员周以均(1804—1871)、周锡祺(1826—1854)、周以墉(1810—1862)均参与了此书出版。周作人特别提及书中两处校刊者的信息:“下卷末页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锡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孙婿周以墉鸿卿校刊”[6];而在《左腴》卷上末尾也有“年再侄周以均一斋校刊”的字样[7]。

玉田叔祖已为《阿长与<山海经>》的读者所熟知,而周以墉是玉田的父亲,周以均与周以墉二人的祖父为亲兄弟;周锡祺与玉田为不同房份的族兄弟。周作人在“桑下丛谈”中引入的三位家族人物及其刊刻地方文献的事迹,使得玉田的书斋成为周氏家族文化的象征与隐喻,并在史料层面牵涉出更多的家族人物,展示出玉田周边的周氏家族文脉。

周以墉与潘希淦之子潘尚楫是儿女姻亲。潘希淦是一位“讲习经史,工制艺”、“有经师之誉”的博学宿儒,他的儿子潘尚楫是“嘉庆庚申举人”,官任“山东曹州府知府”[8]。周以墉之父(即玉田祖父)周塋(筠轩公)曾“请业”于潘希淦门下,潘尚楫看重周塋是“笃望”“修德力学之士”,且“蠡城周氏”为“诗书为业”“忠厚承家”[9]的望族,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周塋的次子周以墉。潘氏与周以墉共育有九子、二女,玉田是第五子。科举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叠加,使周、潘两家关系密切,因此周作人将《左腴》“覆盆桥周氏刻本”视作“吾家故物”[10]。

周作人强调了周以均、周以墉与周氏兄弟所属房份的关系:“一斋公为曾祖八山公之从弟,曾重刊《越言释》,鸿卿公则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11],即二人与周氏兄弟同属“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1931年4月7日,周作人在马廉购于北平书肆宝伦堂的《越城周氏支谱》第六号上题词,署名为“会稽周氏清道房公允派四支十四世周作人”[12];1938年5月6日,周作人又在自己所藏的《越城周氏支谱》第二十号上题字:“十四世周作人谨藏,廿七年五月六日题签”[13]。面对家族脉络绵延,周作人表现出强烈的宗族谱系意识。根据《越城周氏支谱》中《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14],可以整理出从第八世周渭(熊占公)至第十四世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谱系示意图:

在周氏家谱中,周以墉的名字是之錞(字鸿卿)。由上图可见,周以墉的父亲周塋,与周氏兄弟的曾祖父周以埏(苓年公)的父亲周珄(瑞璋公)是亲兄弟;周以均(一斋公)的祖父周鑑,与周氏兄弟曾祖周以埏的祖父周宗翰(佩兰公)是亲兄弟。结合周氏家谱,会发现周作人从家族谱系视角,交待了从玉田的父辈(周以墉、周以均)开始四代人与周氏兄弟的关系。

首先是第十一世周以均与周以墉。

以均,字一斋,号赞平,一字仲笙,晚号澹香,行一。道光甲午科经魁……生嘉庆甲子三月廿九日未时,卒同治辛未三月初二日午时……生子二,锡祺、锡嘉……[15]

之錞,原名谟,字汝嘉,号鸿卿,行四。会稽学廪贡生,候选训导。生嘉庆庚午六月四日酉时,同治壬戌八月初十日酉时殉难。恩衅云骑尉,世袭恩骑尉罔替,入祀浙江省城忠义祠。配头陀庵前潘氏,嘉庆庚申恩科举人、山东曹州府知府,赏戴花翎尚楫次女……生子九:麒麟、达、庚铭、咸禧、庆蕃、兆蓝、锡恩、庆祁、元祉……麒麟夭、达殇。[16]

其次是第十二世花塍(1839—?)、椒生(1843—1917)[17]、玉田(1844—1898)三兄弟,属仁房三派(礼义信)中的义房,是周氏兄弟的三位叔祖:

庚铭,原名邦彦,字花塍,行十二。会稽学附生,兼袭云骑尉。生道光己亥正月初七日卯时,配观音寺前胡氏广西候补按察司照磨世袭云骑尉起元长女,生道光乙未闰六月廿一日寅时。[18]

庆蕃,字椒生,号杏林,行十八。会稽学附生,光绪丙子科举人。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亥时,配峡山何氏道光癸卯副贡生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彬长女,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戌时,卒同治壬戌八月十四日未时,继配萧山瞿氏临颖县典史继昌女,生道光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亥时,生子二:凤藻、凤苞。[19]

兆蓝,字肖云,号玉田,行二十。会稽学附生。生道光甲辰五月十五日丑时,配朱氏女,生道光丁未正月初六日戌时,生子二:凤珂、凤琯。[20]

花滕、椒生、玉田三人均与鲁迅的启蒙、阅读乃至接受新学思潮关系密切。除了玉田外,花塍担任过鲁迅的“开蒙”先生,周氏兄弟都曾在其门下读书: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21]

如果说玉田启发了鲁迅的杂学兴味,那么花塍则承担了周氏兄弟的启蒙教学,后者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人物。比玉田年长一岁的椒生也被鲁迅写入《琐记》:他协助过鲁迅去南京求学、却反对鲁迅接受新思潮,以顽固守旧的“本家的老辈”[22]的形象被定格在鲁迅文本中。三位叔祖,要么对鲁迅的“开蒙”、阅读有过培育之功,要么对鲁迅新学兴趣进行了扼杀与钳制、对鲁迅接受新思潮起到反向推动作用,均与鲁迅的成长经历关系密切。

除了义房十二世的三位叔祖之外,周作人在“桑下丛谈”又补充了中房十二世的周锡嘉(1839—1890),他是周以均次子、“曾重修本族的家谱”[23],周作人幼年曾见过他[24]。周以均的两个儿子周锡祺、周锡嘉的生平简况在《越城周氏支谱》中有记载:

锡祺,字春农,号兰侯,行二。会稽学附生。生道光丙戌四月十四日未时,卒咸丰甲寅七月初三日亥时……生子三:起凤、鸣凤、铿凤……[25]

锡嘉,字揆初,号拙君,行十四。捐职翰林院侍诏,议叙同知衔,指分江苏试用县丞。生道光己亥十一月初十日卯时,卒光绪庚寅十月十四时申时……生子三:寅恭、曾泽、超凤……[26]

第三代是周锡祺的三个儿子起凤、鸣凤、铿凤,分别字念农、慰农、忆农;以及周锡嘉的三个儿子寅恭、曾泽、超凤,分别字笙孙(桂轩)、仲孙、赞孙,他们是周氏兄弟的叔伯辈。周氏兄弟的父亲伯宜公与桂轩[27]、慰农[28]均颇为要好。值得一提的是,伯宜公与慰农都有为大殓之前的死者“穿衣服”的技能:“他们两人有一回曾为本家长辈(大概是慰农的叔伯辈吧)穿衣服,棋逢敌手,格外显得出色,好些年间口碑留在三台门里。”[29]鲁迅不仅继承了伯宜公这一本领,曾为祖母蒋氏大敛之前“穿衣”,并把这一细节写进了小说《孤独者》,成为魏连殳为祖母“穿衣”情节的本事[30]。

桂轩1893年便已去世[31]。与桂轩同辈、与周氏兄弟的生活与文本相关的家族人物,还有凤岐、凤琯、凤桐。凤岐(鸣山)是致禖的次子[32],与周氏兄弟先后去往南京学堂求学。凤琯为玉田叔祖的次子,同样被写进鲁迅文本,成为《琐记》中“打旋子的阿祥”[33]。凤桐是致祎的儿子,其轶事被剪裁进入《阿Q正传》,成为阿Q向吴妈求爱的本事[34]。

第四代,便是周氏兄弟的族兄兰星,本名周寿颐:他是周以均的曾孙、桂轩的儿子。兰星与鲁迅是三味书屋的同窗[35],与鲁迅关系不错。当兰星的恋爱受到“伪道学的长辈”非议时,鲁迅出于对这些人的“厌恶”反倒对兰星“特别亲切接待”,进行过“无言的声援”[36]。尤其重要的是,《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到的“那时最爱看”的《花镜》,正是兰星“以二百钱代价”[37]卖给周氏兄弟的,时间大约为甲午年间,版本为“木版大本”的“翻刻”本[38]。

以玉田叔祖为起点,周作人重溯了前后四代家族人物。从义房十一世开始,周以墉和他的几个儿子:玉田、花塍、椒生;以及自中房十一世开始,周以均——周锡嘉——桂轩——兰星,他们或对鲁迅有过杂学启蒙、或提供书籍,好几位人物均与鲁迅学术趣味的培育有着渊源关系,一些人事被写入了鲁迅文本。玉田之父周以墉、族伯父周以均在地方文献传播中的功绩、玉田外祖潘希淦在经史上的深厚造诣等,使得玉田的书斋成为家族内外几代人学术积淀的缩影。周作人铺叙了浓缩在《朝花夕拾》中玉田叙述背后的史料,展现出周氏家族文脉的内在图景。

二、蠡城周氏:从“章句”到“诸书”

周氏家族中,考上举人的不乏其人,考中秀才的则更为常见。周以均、周以墉、周锡祺三人均取得过举人或秀才的科名。以“诗书为业”著称的“蠡城周氏”又多选择与当地有功名、有社会地位的人家结为姻亲,家族文脉成为一种世代累积的、渗透在家族血脉与家庭氛围中的遗传基因。周以墉52岁死于太平天国战乱,但留下了七个儿子,子孙绵延保证了家族文脉成为可延伸与复制的文化谱系。

以周以均为例,他是一位举人,并且是“道光甲午科经魁”[39],但三次会试都没有考中[40]。虽然未能取得进士科名,他却“以经史有用之学教授乡里,士之敦实践者翕然奉为经师、人师。凡经教授,先后掇科第以去”[41]。在其自订“年谱”中,周以均提到了他在举业传授方面的辉煌成绩:“同治六年丁卯(按:1867)六十四岁”,“与在院肄业诸人讲求实学,自是同志者来游益众。本年甲子丁卯乡试,及门杨燮和、潘良骏、孙琥铭、沈百墉、鲍谦、胡太晟、侄福清同榜中试”[42]。1867年周以均有六名学生加上族侄周福清(周氏兄弟祖父)同榜中举,足以见出周以均学养深厚。他直接助力了一批及门弟子与家族晚辈在举业道路上飞黄腾达。周福清后来考中进士并入翰林院,成为周氏家族中科名最高的人,延续并实现了族叔周以均的科举理想。

然而,自周氏兄弟的曾祖辈起,已经酝酿着一股由经学向杂学演变的风尚:即在注重举业的同时,也关注实学、注重博览,对于经学以外的各类书籍均有涉猎。这一变化的背后,与清代浙江省科举录取率极低,优秀士子屡试不中的客观情况有关。专心科举的士子在努力攻读中博览群籍,以对各体文章的兼习来达到对八股章句的彻悟与把握,是一种从举业内部发展出来的由专到博的自然过程。周以均长子周锡祺便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例证:

公少时已崭然见头角,至性过人,敦孝友、嗜学,朝夕手一经。燮三公深爱之。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有声黌序。试于乡,辄元荐,卒奇于遇,不获售。人咸以为惜,而公殊自若也。语其姑婿马株舫曰:不患有司之不明,患吾业之不精。下帏攻,苦学益力,于章句之外一切周秦两汉六朝唐宋诸书靡不蒐习。每一操笔翰,动若飞,纸落如云。[43]

周锡祺博览历代“诸书”的阅读方向,却又直接引发了对“章句”之外各体文章、各种学术资源的兴趣。这在周氏家族内部并不鲜见:周以墉曾“潜心古学,工诗赋”[44];周以均的弟弟周以增“喜读书,于经史百家无不毕览,精岐黄,尤究心于形家三合五行之旨”[45]。以举业为目标和出发点的杂览使得杂学本身成为关注的对象。在一演变过程中,以经师自命的周以均本人便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他主持编纂的《越城周氏支谱》与自订年谱中,科名观念与由此树立的家族地位、身份是贯穿始终的关键线索,他在年谱中只字未提自己在地方文献的刊刻、传播中的工作,表明科举才是其主业。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的超越时人的对“书籍”的别具“理解”,以及在方志、方言、民俗等领域的独到眼光,包括“以黜浮崇识为先”[46]的文章观念等,显现出有别于传统眼界的崭新动向。晚年周以均绝意仕进却又“好学不倦”[47],读书成为其安身之道,其所读之书早已突破了八股制艺的范围。

清代浙江科举道路的狭窄与艰难,不仅从举业内部发展出学术方面的博览倾向,并且催生出一种以实践为主导的人生选择,绍兴师爷的出现便是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现象。即便如周福清这样登上科举巅峰的人物,也在留给子孙的《恒训》中要求后代须有恒业,这一强调务实的家训潜在影响了周氏兄弟的人生选择乃至文学面貌。

周氏家族的杂学倾向,主要体现在其史学观念与实践中。这从周以均参与县志、家谱的编纂可以看出。他参与了清代绍兴最后一部地方志《道光会稽县志稿》的编纂,并为此“购访遗书”[48],这在章嗣衡所撰《越城周氏宗谱序》中有记载:

岁戊申(按:1848),郡守王公德宽莅越,耳公名,聘修会稽县志。殚心编纂,历二载而书成。会遭粤寇之警,稿毁于兵火,郡士人至今惜之。[49]

周以均在方志编纂中的成绩,被认为具备了史家“才、识、学三长”[50]。可惜的是,这部县志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只保留了草稿,即今天的《道光会稽县志稿》。周以均晚年又“手辑家乘”、致力于家谱编纂,《越城周氏支谱》被认为“其义例之详审,考覆之精当,文辞之温雅,为近时谱牒家所未有”[51]。县志与家谱的编纂显示出周以均的史学才华。

周以均的史学实践背后,又展现出一种家族整体行为。作为《越城周氏支谱》最重要的编者,周以均并非编辑“家乘”的首倡者,其父周其琛(1787—1840)于“道光己亥庚子间”(1839—1840)提出了这一想法。自“同治丁卯”(1867)年开始,周以均与弟弟周以增(1811—1874)“复踵行之,积三年之久,粗成大略”,将父亲的愿望付诸实践。周以均去世后,他的次子周锡嘉“慨念先人未成之志”[52]、“踵成先志,校付手民”[53],最终将家谱刊行于世。而在周锡嘉“聿总其成”[54]、将周以均的遗稿付诸出版的过程中,周氏家族多位成员承担了“补访世录”、“钞录稿本,编次世表”,“监印谱本、校对遗误” [55]的工作。从周其琛、周以均、周锡嘉到周起凤、鸣凤、铿凤,有四代人参与了家谱编纂,《越城周氏支谱》显现出史学实践在周氏家族内部的展开。学界已经指出“鲁迅家族的家学渊源就以史学为重”[56],以周以均为代表的史学成绩便是这一家学脉络的具体体现。

作为周氏家学的史学,并非是狭义的经史之学,而是纳入了各类史学材料的广义史学,周以均的史学实践本身便显现出鲜明的杂学面貌。1943年周作人曾谈及搜集到两种地方家族祭规:萧山汪氏《大宗祠祭规》(汪辉祖订定)与山阴平氏《濲祭值年祭簿》(平步青订定)。作为史学资料的祭规看似“呆板单调”,周作人却看重其民俗学的史料价值,指出“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周作人由此回忆了曾经亲见的周氏家族“七世致公祭祭规”,其订立者正是周以均,其“条理”、宗旨与平步青所订者相似。更特别的是,无论汪辉祖、平步青亲定的祭规,还是“破天荒之书”《越谚》,均未记载过“忌日酒菜单”,但周以均所订祭规中却包含此项。“忌日酒菜单”虽然微细却“大可备考”[57],它从“祭祀名物”的视角为民俗研究提供了物质文化史资料,表现出周以均从不起眼的材料中看到学术价值的史学眼光。

周以均对专注于记载方言、地方名物的杂著颇为推崇,他曾因喜读乡贤著作茹三樵《越言释》,将其“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编”[58]。虽然这一刻本“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但后出的“啸园刻本”却由周一斋“巾箱本”翻刻而来并得以流传。周作人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搜集了《越言释》的“原刻大本”与“啸园葛氏刻巾箱本” [59],并将它作为谈论“越人著作”[60]时的开篇之书,可见周作人对这位曾祖辈家族人物的敬意。

三、周氏家族与浙东学术

周以均的史学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浙东学派集大成之作——章学诚《文史通义》“大梁版”的保存。周作人通过辨析李慈铭日记与谭献日记的不同说法,钩沉出周以均与周福清找到《文史通义》“木版”,将其“送给浙江官书局,修补印行”[61]这一史实。在周作人的叙述中,《文史通义》是由周以均与祖父周福清送到浙江官书局,得以刊刻并广泛流传的。

谭献对此却有不同讲述。他指出,“《通义》写本得读于厦门大梁板刻,浙东兵后,献渡渐江,访得于会稽周氏祠堂,亦阙佚矣。出箧中旧本,补刻于杭州书局,印行广州,有《伍氏丛书本》”[62]。在谭献的叙述中,周氏族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于家族祠堂中保存了《文史通义》“大梁版”,但已有“阙佚”;谭献有机会看到这个版本,并“出箧中旧本”进行补充,并将补充后的“大梁版”拿到浙江官书局[63]、促成了《文史通义》的刊行[64]。

二人说法存在差异。然而,《文史通义》“大梁板”无论是由周以均、周福清还是谭献拿到浙江官书局刊刻的,周以均在太平天国战乱中保存这一版刻的史实可以确定。就连谭献自己也说:“访得《章氏遗书》、《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辗转得之,不虚吾渡江一行”[65]。学界已据此展开论述,提出“《章氏遗书》的大梁本版刻就收藏于周福清的族叔周以均处”,“据出版史专家井上进先生的考察,在《文史通义》的传本中,多是这个浙局补刻本”,这一版本“对《文史通义》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66]。

周以均对《文史通义》“大梁版”的保存之功,使他不仅在《文史通义》版本史上,成为联结“大梁版”与“浙局补刻本”的重要人物;并且在清代思想史上,成为了联结章学诚与谭献的过渡环节。如谭献所言,他能够读到《章氏遗书》并将其“翻刻补完”,章学诚遗著得以“再行于世”[67],他与周福清的乡试同年关系是其得以接触到周以均所藏“大梁板”的关键因素。

周作人注意到了周氏家族与浙东学术的这一交集,据此提出了“鲁迅与浙东学术”的学术史命题。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在已经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的情况下,又写了一组纪念文章,并认为这组文章较之前作更得“要领”[68]。他为鲁迅“思想文章”之“深刻犀利”找寻“来源”时[69],贯穿了对这一历史渊源的脉络梳理。

在谈到“鲁迅的文学修养”时,周作人对清后期“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做了一番点评,鲁迅被纳入到这一脉络中:既承接其影响,又成为“这一派的代表”,勾勒了一条鲁迅与清代浙江学术之间继承与叛逆的总体线索。

周作人对于浙江学术史的大致概括是“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分别被视作代表各自地域(浙西与浙东)的代表。周作人又将时段上推,把清初的毛西河、以及为毛西河特别反对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纳入浙东学术的源流中。周作人分别为这六人加上注释,可以视作一份极简版的浙江学案:

袁随园名枚,号子才,杭州人。乾隆时(十八世纪)以诗名。思想比较自由,特别关于两性问题主张开放。

章实斋名学诚,绍兴人,乾隆时史学家,有学问而思想较旧,反对袁随园的主张,作文批评,多极严刻。著有文史通义等书。

谭复堂名献,杭州人,善诗文,生于清末,为章炳麟之师。

李越缦名慈铭,绍兴人,生于清末,长于史学及诗文,喜谩骂人,作文批评亦多严刻。著有诗文集及越缦堂日记。

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70]

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称朱文公,南宋时道学家,注解四书,宣传旧礼教,最有力量。[71]

周作人对这段学术史脉络的梳理,明显受到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的启发。周作人在这条脉络中纳入了朱熹,原因是章学诚提出“浙东之学”出自“婺源”,对这一学派进行了源头追溯[72]。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从六位代表人物对鲁迅的影响角度,揭示其各自特质:如思想的新锐、批评的严刻、攻击的大胆、文风的犀利等等。周作人因此成为最早提出“鲁迅与浙东学术”这一课题并勾画出具体线索的论者[73]。他认为鲁迅与上述人物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面向不一的关联:读过他们的代表作,并且与其间几位有着具体交集。如拜谭献的学生章太炎为师;祖父周福清与李慈铭在京中有交往;癸巳年(1893)之前李慈铭的堂兄弟曾租住周家新台门“大堂前以西两大间”[74]等等。“鲁迅”成为周作人在回溯“浙东学术”历史脉络时的现代视角。

而在列举完上述大儒之后,周作人特别提出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直接影响[75],祖父平日言谈中的“谿刻”[76]正是现身说法、让鲁迅直观领会浙学名家议论之“严刻”[77]的日常情境。

介孚公对周氏兄弟的启蒙教育颇为重视。他在1889年9月5日寄给儿子周伯宜的家书中,附上了两部《诗韵释音》,令其分给“张、魁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周福清认为“吾乡知音韵者颇少,蒙师授读,别字连篇”,这部指定的开蒙教材为周氏兄弟的“小学入门”[78]打下了文字学基础。后来周氏兄弟成为章太炎弟子,至五四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祖父当年对文字学的重视可视作某种源头[79]。

《诗韵释音》的作者是周福清的“业师”陈昼卿,周作人在“桑下丛谈”中曾忆及“儿时屡闻”祖父称赞自己的老师。陈昼卿重视“故乡文献”,曾“别录《三不朽图目》《诗巢祀位》等文,为《越中观感录》一卷”[80]。民初周作人曾购置并阅读《勤余文牍》等著作[81],并在“桑下丛谈”中引用了他的《勤余诗存》[82]。由《诗韵释音》为起点,周作人对陈昼卿著述、整理的乡邦文献持续关注,并对“越人文献”刻意搜求,可以看到祖父这一源头所产生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除了对文字学的强调外,周福清在周氏兄弟国文教育中特别提出“奖励读小说”。这种“特别”的“教育法”[83]使周氏兄弟获得了一般世家子弟很难拥有的“偶然的幸运”[84],直接引向其日后在小说领域内的卓越成就。尽管祖父教育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孙辈在经学上深入用功,从小说入手容易使其产生“看书的兴趣”[85]。但他看到了“专读经书八股”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淤塞不通”,令孙辈自由读书以求通达,却意外展示出经书之外的小说天地。周作人后来在回顾自身“国文的经验”时,反复强调“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86],便包含着对祖父教育思想与阅读趣味这一影响源头的追溯与确认[87]。

从1942年的“桑下丛谈”至1951年的“百草园”杂记,周作人挖掘出在章学诚、谭献等开一代学风的硕学鸿儒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周以均、周福清等家族人物这一隐蔽而重要的中间环节。后者的学术兴趣与眼界、文风,搭建起鲁迅与浙东学术之间的桥梁,使一时代的学术传统具体作用于下一位集大成者身上,持续发酵并发生质变。

周作人曾将鲁迅的工作概括成“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与“创作”两大部分,前者又被细分作九个方面:如《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嵇康集》《岭表录异》、汉画古刻。以浙东史学的特征来看,鲁迅正是以史学方法对其“杂览”所涉及的种种生僻领域进行学术史建构。这些“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的学术工作的背景,是作为接受中介的家学脉络。由早年对“线装书与画谱”[88]的爱好,到后来对未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金石图像所做的开创性工作,鲁迅继承并发扬了周氏家族中的史学路数,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衍家学而甲第”[89]。

作为与众不同的写作题旨,1942年“桑下丛谈”的“回忆录”特征已为论者关注[90]。大约十年后,1951年周作人在《亦报》上开设“百草园”专栏,“桑下丛谈”的一些篇章、段落亦被收录其间。如果说“百草园”专栏是周作人借鲁迅文章铺展而来的“回忆文”,有为《朝花夕拾》作笺注的意图;那么“桑下丛谈”则可视作周作人正式写作“回忆文”之前的“回忆文”。周作人由考述典籍而梳理背后参与其事的校刊者,将《阿长与<山海经>》中玉田叔祖所给予鲁迅的“杂学”影响,扩展为以周以均、周福清等为代表的家族文脉的丰富情形。周以均所从事的县志、家谱编纂、刊刻《左腴》、缩印《越言释》“巾箱本”等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尤其是在章学诚《文史通义》“大梁板”的保存与刊刻中所做的贡献,使其成为周氏家族“杂学”脉络的代表人物。“史学”与“杂览”并重的读书趣味,使浙东学术的重要特征在家族文化内部积累,成为子弟教育的潜在背景乃至开蒙方向,对周氏兄弟的杂学面貌产生了方向上的指引。“桑下丛谈”所聚焦的家族文脉与地方学术这一视角,呈现了《朝花夕拾》未展开的鲁迅学术资源这一命题,为具体展示鲁迅与浙东学术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注释:

[1]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2]同上,第256页,注释[5]。

[3]邢程:《现实照进旧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与“自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thick desperation”多被译作“深描”,笔者采取的是张广达译法“厚叙述”。

[5]周作人:《地方与文艺》,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6]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7]潘希淦:《左腴》(卷上),艺兰书屋清道光28年(1848年)刻本,卷末。

[8]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道光会稽县志稿》,卷十七“人物志·儒林”,第36页。

[9]潘尚楫:《筠轩公像赞》,周以均纂 周锡嘉续纂:《越城周氏支谱》,宁寿堂清光绪3年(1877)木活字本(数集),1a—1b,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0]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11]同上。

[12]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谱>题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56页。

[13]《越城周氏支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4]《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a—27a。

[15]同上,页13b—14a。

[16]同上,页11b—12b。

[17]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56页,注释[37]指出周庆蕃的出生年份为1845年,有误。《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中庆蕃“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即1843年,其为玉田叔祖的兄长,《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9b。

[18]同上,19a。

[19]同上,19b。

[20]同上,20a。

[21]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22]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6页、第311页注释[37]。

[2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24]周作人:《<越言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页。

[25]《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21b。

[26]同上,22a—22b。

[27]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83页。

[28]同上,第102页。

[29]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64页。

[30]同上,第62页。

[31]《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27a。

[32]同上,24b。

[33]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2页。

[34]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83页。

[35]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53页。

[36]同上,第104页。

[37]同上,第103页。

[38]同上,第70页。

[39]《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3b。

[40]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1b。

[41]同上,1b。

[42]澹香老人手订:《一斋公年谱》《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2b。

[43]潘遹:《春农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4]程仪洛:《鸿卿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5]马传煦:《方川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6]澹香老人手订:《一斋公年谱》,《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5a。

[47]同上,15b。

[48]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49]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0]同上,1a。

[51]同上,2b。

[52]周国柱、周庆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1b。

[53]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4]周国柱、周庆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5]同上,1b—2a。

[56]陈方竞:《鲁迅与浙东经史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57]周作人:《两种祭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04页。

[58]周作人:《花镜》,《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261页。

[59]周作人:《<越言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页。

[60]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30页。

[61]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03页。

[62]谭献:《章先生家传》,《谭献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8页。

[63]孙次舟:《章实斋著述流传谱》,《说文月刊》1940年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第101页。

[64]谭献在日记中也有相似说法:“《章氏遗书》板至,残佚五十四叶。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补完。此书终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粤雅堂丛书》有之)”,谭献著 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65]谭献:《复堂日记》,第57页。

[66]王标:《谭献与章学诚》,《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7]谭献:《复堂日记》,第58页。

[68]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页。

[69]同上,第58页。

[70]同上。

[71]同上,第59页。

[72]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1页。

[73]陈方竞:《对鲁迅与章学诚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74]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35页。

[75]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9页。

[76]同上。

[77]同上,第58页,注释2,4。

[78]转引自姚锡佩:《<诗韵释音>和鲁迅的家学——兼考周介孚的两次训示》,《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

[79]直至1915年周作人仍在重读《诗韵释音》(周作人1915年4月11日日记,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在作为五四准备期的民初乡居时代,祖父当年指定的开蒙读物,仍然是周作人的语文资源。

[80]周作人:《<三不朽图赞>》,《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01页。

[81]周作人1913年11月27日、1914年1月28日、1915年4月6日、7月27日日记,《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74、486、551、571页。

[82]周作人:《踏桨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65页。

[83]周作人:《儿童的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76页。

[84]同上。

[85]周作人:《<西游记>》,《全集》第10卷,第826页。

[86]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70页。又如《小说与读书》、《小说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91、488页)。

[87]周作人:《<镜花缘>》,《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1页。至1960年代写作《知堂回想录》时,周作人仍然提及祖父所给予的小说教育,《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109页。

[88]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二十九期。

[89]潘尚楫:《筠轩公像赞》,《越城周氏支谱》(数集),3a。

[90]止庵:《关于<书房一角>》,周作人:《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