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的“诗文雅集”
在清代扬州的儒商中，流行着一种“诗文雅集”，这种“诗文雅集”常在私家园林中举行。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这种“诗文雅集”以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程氏的筱园、何氏的休园为最盛。其中，归隐翰林程梦星所修的筱园，在康熙年间被列为扬州八家名园之一。该园自宋代以来，就是以种植芍药闻名的园圃。每当花期，人行其中，如漫步花海之中。被程梦星收购后，他把园外的百余亩淤田加以清理，遍种荷花。此外还分别以竹、梅、松、桂等为主题布置园中各处，让轩阁建筑以及假山、水池尽被花影翠荫环绕。芍药怒放之时，筱园的主人便为名花举办诗文之会，邀集文人好友对花阵，赏韶光，肆情吟咏一番。
程梦星出身盐商之家，读书业儒，曾为翰林，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与他交往的也多是饱学的文人雅士。因此，筱园的赏花雅集，被当时人看作一场文化盛会，作为活动主持人的程梦星，也被“推为一时风雅之宗”。
诗文雅集并非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吟几句诗那么简单，还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诗会现场的布置就需体现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精雅。一定要为每位参与者准备一套独用的、造型不俗的案与椅，案上则摆设整套优质的文房用品，以及茶壶、茶杯一副，还有水果一盘，零食一盘，诗韵一部。另外，雅集上自然还供应酒茶、肴馔，在这些细节上也不能草草应付，需要名厨精制，才不坠主人品位。
按当时的习惯，集会诸人写出的诗文作品，当天就由主人派人送到书肆中加以刻印。说来让人惊奇，在彼时没有电脑排版的条件下，一部诗集居然在三天之内就能付印成书。在书肆刻印的这三天过程中，作者还可以随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刻印工人会提供重刻的服务。诗集一旦装订成册，就会由集会主人免费分送城中的知名文人，请他们品评欣赏。须知，这一笔刻印成书的费用，也是要由诗文会的发起人负担的。
在吟诗赋文的环节结束之后，一般都设有款待与会人士听曲观戏的项目。据说，有一次，一位富商主人开了个玩笑，把大家都请到一间似乎很破旧的园厅里，厅中只安排了四个年纪极大的老乐工为众宾客奏曲。客人们正被这种招待搞得摸不着头脑，却见厅后正中设有四扇绿玻璃屏门，忽然被一起打开，赫然现出园深处的重重楼阁，挂满红灯。明白主人是在开玩笑，大家也不由哄笑起来，接下来，宾主一起转移到红灯明烁的楼阁中就座，一群年轻乐人上来表演曲目，看戏环节才真正开始。
奢华的诗文之会虽然举办频繁，但实际上并没有催生出值得后人欣赏的、真正的杰出诗作。这种雅集更像是智力竞赛，像是朋友们凑在一起比拼智商与修养的娱乐。活动中，不仅要限定主题、限定韵律、限定创作时间，甚至还对每个人能使用哪些字也都严格设限。主人会提供一套用象牙刻的“诗牌”，也就是每个半寸大的象牙牌上刻一个汉字，与会者每人用抓阄等方式分到几十个或者上百个小诗牌，然后只能采用自己分到的象牙牌上所刻的汉字来完成诗作。以事先规定的几十、百余字来完成一首诗，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可能出佳作。
这种游戏似的文化活动如同一种黏合剂，增进了儒商和文人雅士之间“引为同道”的感情。
由于清朝特定的盐政制度，在康熙年间，以盐商为主体的扬州富商迅速崛起。其兴之初，难免会有炫富心态。不过，由于扬州富商以徽州商人为主，而徽人一向重视儒业，所以，很快风气发生转变。富豪之家不仅纷纷慷慨赞助社会上的文化事业，而且用心督导自家子弟读书受学，他们的子弟往往亦商亦儒，甚至弃商入仕，通过科举成为国家官员。
典型如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氏兄弟，一边勤谨经商，一边热衷于收集珍贵文献，并且以进行古籍鉴定为莫大乐趣。他们的私家花园——小玲珑山馆中建有专门的藏书楼——丛书楼。与当时很多富有儒风的扬商一样，马氏兄弟用各种方式对文化人进行赞助，从生活上的直接济助，到出资出版他们的著作。另外，扬州富商还流行招待各种类型的有才之士长期住在自己的私家园林当中，以此保证他们的艺术或学术创作。马氏兄弟也不例外，小玲珑山馆中，画家、诗人、学者都曾是长住的客人。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丛书楼如私人图书馆一样，有世间少见的藏书可供他们借阅。一些学者甚至住在丛书楼下，利用这里的藏书，完成重要的学术著作。
当时，清朝对知识分子实施比较严苛的政策。扬州富商利用自己的财力，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安稳的环境。虽然私家园林中的诗文雅集在文学上没有催生杰作，但这些园林的主人为有才之士提供物质帮助，客观上为学术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当时的扬州也是世界文化都会之一，在学术上出现了影响长远的“扬州学派”，绘画方面则有“扬州八怪”绽放异彩，在园林、工艺美术甚至在女性时尚方面也都引领着潮流。
正是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在园林里的“诗文雅集”中，儒者风范的商人与文人雅士通过共享文学创作的愉快，确立了志同道合的文化追求。
（作者：孟晖，系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