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戴大洪
友人戴大洪兄这些年翻译了多种英文作品，业内口碑甚佳。特别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权威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煌煌五大卷，由他独力完成。我们是老朋友，这里不谈他翻译上的成绩，且来聊聊彼此交往中的一些琐事。
这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口腔学，他学的是光学。那会儿北京王府井书店每逢周日早晨才卖新书，一开门大家便排成长队，每种每人限购两册。有回大哥去晚了，托排在前头的他代买，二人因此结识。具体时间他已忘了，只记得第二或第三次见面时，大哥推荐了重印不久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查阅这书印刷日期，是在1979年9月，那么是在此之后了。以后大哥经常向我提起这个人，可是我反应不甚积极，所以很长时间未能结识。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大概还是我的孤傲使然罢。1981年夏天，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托我做媒，我不认识什么人，忽然想起戴大洪来，于是托大哥去请他给介绍一位。我带着我的同学，他带着他的同学，在美术馆门口见面，然后我们俩就撇开这一干人，去到王府井买书。那次因为他的建议，我买了一套《巨人传》，这事情我还记得清楚。媒没有做成，我们却从此成为朋友。
我曾把与老戴最初二十年的交往形容为“结伴买书史”。我迄今仍热衷于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现代派文学，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推荐我买和读这方面的书而产生的。他还促成了我对关于书的各种知识，包括写作年代、源流影响、作者生平等的浓厚兴趣。起先尚局限于知识层面的了解，继而慢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看法，夸大点说就是一种文学史的意识。当然最初我们希望多掌握一点东西，只是为买书便利，不然怎么知道哪本该买，哪本不该买呢。不过那时这方面的现成书籍非常匮乏，已有的一两种也很粗糙肤浅，像《外国名作家传》这种玩意儿竟被我们给翻破了。老戴有一套英文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他译了不少条目——这大概是他从事翻译的起始——很多事情都是由打这里知道的。以后我因他推荐也买了一套，现在还在书架上。
1985年我们打算自己编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已分别写出若干条目，但是规模太大，无力完成，遂改为编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挑选了365位作家，依生卒时间分别系于一年各日，每则约四百字，印在台历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写了一小部分，所以应该算是他的著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都说有兴趣，但终于没能出版。稿子现在还留在他那里，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给他做节目，我看到了颇有久别重逢之感。回想起来，这书有点意思的地方在于作家人选的取舍，经过反复商议才确定下来，现在回想起来也还觉得眼光不差，譬如非洲只入选三位，一是桑戈尔，一是索因卡，一是戈迪默，桑戈尔当时已经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后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还是以后的事情，倒不是说当院士与获奖足以证明什么，但总归有点“先见之明”似的。此外有些入选者如法国作家拉罗歇尔，其实颇为重要，然而好像迄今这里出版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之类的书中仍无条目，更不用提翻译出版他的作品了。当时老戴在河南镇平工作，我们都是通信商量的。
那一时期，我们见面、通信，时常交流读书体会。我曾连续写了四封信谈茨威格的小说，每一封都有六七千字。但总的来说，老戴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沉默的朋友”。交流倒还在其次，彼此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支持了。随便夸耀别人毫无必要，但他这个人美德确实很多，这里只拣对我有所触动的一点来讲，即他能够把对文学的爱好长期保留在单纯爱好的范围内，别无其他任何目的，为此不计代价，全心全意。我们相识时他还在上大学，每月四十块钱生活费，要拿出将近一半的钱来买书，一到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弄得有点营养不良了，记得先母的一位老朋友在我家见到他，说这个人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为了买书他查阅各种资讯，包括《社科新书目》和《上海新书目》，备有一个本子，上面记载打算买的书将于何时何地出版，见面时他就打开本子一一告诉给我。
老戴毕业回河南后，我们常为对方代买一些书，要买的书不事先嘱咐亦绝对不会买错——既知道对方要什么，又知道已经有什么。说来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不光自己的书记得清楚，几位朋友收有什么亦了然于心；有时朋友自己记不住反倒要问我这本他买过没有。与老戴则连彼此对书的品相的要求亦深有了解。那时出版的书在装帧印刷上远非如今可比，需要仔细挑选。他挑书重点在书角，凡书角磨损者都在不要之列，书一经买到须先用报纸包好才放入书包，遇到拥挤时亦必以手护之。我则更看重书脊，因为书排列在柜里，书脊露在外边，好似人的脸面，书脊皱皱巴巴，让人看了胸中作梗。如此这般挑剔，买书是很费事的，时间久了王府井书店的女店员均已熟悉，见我到了便说：“又来了。”怎么办呢，还得厚着脸皮去挑拣。
我们此外还有一样功夫是修补书籍。老戴常带在身边的是一块橡皮，用来除去脏污；一片砂纸，打磨书页裁得不齐之处；后来又添一页剃须刀片，封面倘有多出可以削掉。我则还多一瓶胶水，倘有撕页，可在撕破的纸缘涂上少许，勿使多出，然后对齐压平，即可补好。书脊倘不平整，可轻轻撕开封面，用砂纸将书脊打平，再加一条衬纸，重新把封面粘好。暖水瓶也常被利用，书页不平可以嘘湿，重力压之，干后裁去多余部分。这些事情做来虽难比琉璃厂的师傅，但亦自有乐趣在。老戴有一次留宿我家，先母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那里忙乎，这即使是怪癖亦有可敬的地方罢。
那时北京举办过几种外国电影回顾展，老戴都专程赶来观看。多买少买一本书，或多看少看一部电影，其实都没有什么，何以一定要锲而不舍呢，大概“爱好”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了。我爱好文学历时已久，总还不能舍弃一份功利之心；与老戴的一番交往，使得我多少减免一点急功近利的追求，至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所深为感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