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华洋杂糅的作家施蛰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施蛰存先生的学识与人品，为世人所景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创办了《现代》杂志，在译介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同时，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说、诗文，还编发了各个流派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传世名篇，堪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现代》杂志不仅网罗了那时所有著名的小说家，如张天翼、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王鲁彦等，还曾连续发表其时尚未引起文坛关注的戴望舒的诗作。施蛰存在《望舒草》的推荐语中写道：“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正是在他的力荐下，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完全不同的诗歌——“现代诗”应运而生，由此还掀起一场诗歌革命。

因与鲁迅先生有过关于“庄子”与“文选”的笔战，施蛰存被鲁迅骂作“洋场恶少”，这场笔战需要客观检视。其实施蛰存与鲁迅的交谊很深，《现代》杂志曾发表不少鲁迅的文章，名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在经历多次退稿后，也是施蛰存顶着风险编发的，他“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鲁迅与人通信时曾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施蛰存也作诗自嘲：“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不过他至死未对鲁迅有任何不敬，甚至在不少文章中推许鲁迅，又极中肯地点评鲁迅文章的得失，如他在1937年的《一人一书（上）》中说：“若以鲁迅为文学家，便是小看了他。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成一体系耳……”他在1982年的《说“散文”》中则称“鲁迅是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风格，是古典和外国的结合。只因为他的绝大多数文章，思想性表现得极强，相对地未免有损家常味、亲热感。”这正是施蛰存不记私仇、不媚俗的文人风骨的体现。

回顾走过的文学生涯，施蛰存自喻为读书界开了东西南北四扇窗户：“东窗”指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南窗”是生于杭州、寄籍松江的他，自认为在文学创作上属于楚文化的范畴；“西窗”指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北窗”指对中国历代金石碑帖的研究。他打开的何止是“窗户”，那是后学登堂入室的通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觅得施蛰存先生新出版的《唐诗百话》一书，其选诗、串讲、漫论皆独到，后来辗转带到海外，让我在异国他乡不时咀嚼传统文化的味道。

施蛰存晚年与海内外的不少中青年学者通信，不局限于学术探讨，也交流读书心得和生活感悟。其中《施蛰存评传》的作者杨迎平与施蛰存交往长达十七年，获益良多：“九十多岁的施蛰存对我这个普通的求学者同样关怀备至，时时处处严格要求我。他寄书给我，写信说：‘你看过，随时把你的读后感告我。’‘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不要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施蛰存筹办的《词学》丛刊出版，填补了当时词学研究的空白，还特别开辟有海外专号。他听说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助理教授孙康宜刚出版一本词学的英文专著，致信希望能一睹为快，孙康宜没想到自己仰慕的作家会来信求书，马上把书寄到上海，两人由此开启长达十多年的交往。1988年，孙康宜收到施蛰存托人转来的《唐诗百话》，感慨“该书深入浅出，篇篇俱佳，其论点之深刻、文体之精练”，将其列为耶鲁大学研究生课的教科书。孙康宜发现施蛰存在西方语言和文学方面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于是“按期邮寄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以及一些外文书籍给他。从此，上海和纽黑文两地之间，那一来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

有后学曾问施蛰存名字的由来，他回答是父亲所起，典出《易经》：“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一生历尽坎坷，饱浸岁月的血雨泪花，“蛰以图存”似乎成为他的生活秘诀之一。而居室所挂胡小石先生书写的对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则是他毕生淡泊功名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