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姜德明先生的四通论学短简
藏书家、编辑出版家姜德明于今年5月在京去世。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在京结识姜先生，40余年来一直得到他的提点和帮助。现检出姜先生致我的论学短简四通公布，略做解说，以纪念这位我极为敬重的文坛前辈。
“我编的《北京乎》续即将发稿，马彦祥二文仍无着落，望代觅并复印二文为盼……估计40余万字。出版社肯印亦好事也。又，便中望电话告知墨炎兄，夏衍书稿我已催沈宁，近日可编好，即寄出。多谢！《与巴金闲谈》已编就，寄呈陆灏兄了。”（此信写于1996年4月）
姜先生著作等身，编书并不多，但编得颇有水准。他应范用先生之邀为北京三联书店编选《北京乎（上下）》，书中选了74位作家的121篇文章，为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间的北平历史风云作了侧面的描述。1992年2月出版后，“读者很喜欢，视为经典之作”。在此基础上，他起意再编续集，故在此信中嘱我代觅戏剧家马彦祥的两篇文章。我记得我照办了。续集后于1997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达46万字。
关于姜先生又嘱“电告”海上另一位书话家倪墨炎先生一事，当为编选《夏衍书话》（系姜先生主编“现代书话丛书”之一种），这本书于1997年1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姜先生著《与巴金闲谈》是时为文汇出版社编辑陆灏兄的约稿，后于1999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此书既是动人的散文集，也是研究巴金的重要资料。
“大著两种及叶集三册均妥收，谢甚！这些年你的成果公见，甚佩。凌叔华的散文，百花版的缺失极多，应该有个较全的版本。知你正为此尽力，未知何时可以出版？我有两本书正在印刷中，明年初当可问世，届时即奉呈求教。”（此信写于1998年11月）
此信中所说“大著两种”，当为拙著《文人事》和《生命的记忆》。而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捞针集——陈子善书话》，就是姜先生写的序。“叶集三册”指拙编《叶灵凤随笔合集》，1998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姜先生一直关心叶灵凤作品的整理出版，他也编选了叶灵凤散文选《能不忆江南》，还请香港卢玮銮教授编选了《叶灵凤书话》，收入他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4月出版了诸孝正编《凌叔华散文选集》，姜先生显然对之不满意。我当时确有搜集并新编凌叔华散文集的想法，故姜先生在信中有此一问。但我得知老友陈学勇也正在从事这项工作后，就未再继续。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下）》于1998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姜先生所说的“两本书”，当指《不寂寞集》和《书坊归来》，前者1999年1月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者同年3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与兄在舍下畅谈为快，承赠新作，即放下手边杂事翻读起来。书中的《知堂藏曼殊三书》引起我的兴趣。我藏有广益书局此书全套，共7本，1929年7月作为‘曼殊小丛书’出版。除你提到的三种外，另4种为《曼殊笔记》《曼殊小说A》《曼殊小说B》《曼殊小说C》。当年购于上海书店，仅用1元5角。我也是旧习难改，愿将书事相告，也许你都了解。正是由于你的介绍，我更加注意这七册小书了。”（此信写于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金宇澄兄的长篇小说《繁花》研讨会，10月23日下午由杨小洲兄陪同拜访姜先生。姜先生那天兴致很高，出示多种珍藏，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在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姜先生已84岁，谈兴颇浓，又取出1941年11月5日出版的延安诗刊社编《诗刊》创刊号（艾青主编，发表乔木、艾思奇、郭小川、吴伯箫等诗作或译文，还有亚里士多德《诗学》摘译，仅出一期）、叶圣陶早期4篇散文重裱本（有冰心、钱锺书等多人题词）、韩羽的画、李公朴签名本《民主生活》等供我们观赏。还有20世纪50年代他观话剧《屈原》的说明书和入场券，也颇难得。他剪贴的高伯雨香港专栏文也有厚厚一册。得姜赠《孙犁书札：致姜德明》。
姜先生信中所说的“与兄在舍下畅谈为快”，正是指这次拜访请益。信中所说“新作”指拙著《不日记》初集（2013年6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收《知堂藏曼殊三书》一文，介绍张铁铮先生赠我的《曼殊诗文》《曼殊手札》和《曼殊轶事》三本小册，为周作人当初赠张铁铮者，书上均钤“周作”印。姜先生读了此文，就在信中告诉我，这三本小册属于“曼殊小丛书”，这套小丛书还有另外四种。而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真要感谢姜先生。
“收到大著《双子星座》，正值我无书可读的时候，于是马上开读。其中有我读过的，也有初读的，如梁实秋最早研究鲁迅杂文艺术便是。写张向天的一篇也很重要。我读阁下的文章，最感兴趣的是，多有考证，箭不虚射。可能有人不喜欢，甚至怕别人来考证。只好听之。”（此信写于2015年6月）
拙著《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2015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到那时为止我所写的关于周氏兄弟的长短文章。之所以及时寄奉姜先生，是因为书中不少篇，如《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文字》《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等，当初都是得到姜先生赏识、经姜先生之手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等发表的。而他对我《研究鲁迅杂文艺术第一人——梁实秋》一文考证的肯定，对我分析香港作家张向天的鲁迅研究得失的认可，也使我倍受鼓励。他在此信中对我的期许，我是不敢当的，但已成为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姜先生给我的信，当然远不止上述四通。但从这四通信札中或可窥见姜先生后期除了继续辛勤笔耕之外，仍一直在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仍继续思考如何整理现代作家的作品，也可看到他对后学如我者的指点和提携，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考证的持久不衰的兴趣，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