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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上海: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来源:解放日报 | 王志明 陈东炜  2023年11月07日09:03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1890年,梁启超由北京返乡时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之后,在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有一年半的时间停留在上海。可以说,梁启超与上海亦有别样情缘。

识见正大 议论切要

1896年,梁启超受黄遵宪之邀,欣然到上海与汪康年等人创办《时务报》。康有为说:“改办报以续会(强学会)事”;梁启超则进一步申明,办报目的是“开官智、开绅智、开民智”。

《时务报》报馆设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最初办报资金为强学会余款2400元以及黄遵宪自捐1000元。为专心《时务报》工作,梁启超推托了不少美差:大臣伍廷芳出使美、日等国,恳请梁启超为二等参赞;日本横滨华侨创办华侨子弟学校,时贤荐梁启超为校长;张之洞欲招其为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每月供给1200两白银薪金。

梁启超为《时务报》付出巨大心血,“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最大贡献,当数他的如椽大笔。《时务报》发政论文章133篇,梁启超撰写57篇。他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和变法措施,鼓吹开议院、兴民权、倡女学、开民智。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当数《变法通议》,从创刊号起连载43期,猛烈抨击因循守旧思想,大声疾呼改革,认为变法顺天应人,“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并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梁启超的文字深入浅出、直抒胸臆,笔锋常带情感,感染力极强。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半文半白,在当时却通俗易懂,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过渡文体。

《时务报》使人耳目一新,发行量迅速扩大,在全国70个城市设代销处109个,由几千份增加到17000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也因此声名更显赫,“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两湖地区官方高度重视《时务报》。湖广总督张之洞称赞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饬令所辖各府州县订阅。这对开两湖风气特别是后来湖南维新与革命人才培育大有裨益。

养成知识 增进人格

在沪期间,梁启超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主要包括设立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成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子学堂等。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大同译书局陆续出版《皇朝经世文新编》《俄彼得变政记》《日本书目志》《大东合邦新义》等书。梁启超还编辑出版《西政丛书》,收录书籍32种,分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等。

近代上海是西学中心,各种西书广为传布。为便于检索,梁启超编辑《西学书目表》,著录译书约300种,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他还发表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卓识:“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上海“不缠足会”由梁启超与汪康年、麦孟华等人于1897年6月成立,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梁启超所拟“不缠足会”章程规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法,不缠足风尚逐渐树立。

其间,在谭嗣同、经元善等人的支持下,梁启超还参与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女子学堂,亲手起草公启、章程等。梁启超认为,女子聪明才智得到开发,是民智开化的体现。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但梁启超非常重视在上海的宣传,先后创办广智书局和《时报》等。

广智书局是康梁以保皇会名义向海外华侨售股创办的,设在上海棋盘街中市。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1/3的股份,后来他还用书局红利资助生活窘迫的康有为。广智书局出版《英国宪法史》《世界近代史》等书,还出版《近世社会主义》,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

1904年2月,梁启超隐姓埋名,匿居虹口一家旅馆,主持《时报》筹备工作,拟定报名、发刊词及体例。《时报》一直延续到1939年,为多个政治集团先后掌控。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为主任撰述。《大中华》月刊的宗旨是“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故对袁世凯称帝忍无可忍。1915年8月,他在《大中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一讨袁檄文,掀起了举国反袁高潮。他还谋划蔡锷到云南开展护国战争,自己则于1915年12月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秘密筹划倒袁。

1920年3月,梁启超结束一年多的欧洲考察,思想有很大转变,提出西欧文明需中国文化去“调剂”。他在上海停留十余日,广泛宣扬这一心得,还去中国公学演讲,介绍旅欧感受。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与顾维钧等人用英文发表《天津宣言》,又连续发表《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致罗素电》,希望能引起欧美政府及国际友人的同情。他还撰写了《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等系列文章,积极为外交战略出谋划策。

从变法维新、护国战争到反帝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1月,梁启超不幸病逝。2月17日这一天,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公祭。上海的悼念仪式在静安寺举行,蔡元培等百余名流前往哀悼。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上海是一座国际性的新潮城市。1902年,他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主张“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并为该刊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以作示范。

《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设想在几十年后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今天,上海承接梁启超等仁人志士的宏愿,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正奋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