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作家周于旸：“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
在上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上，“周于旸”这个名字让一些人感到陌生而意外。他是那份名单里最年轻的入选者，生于1996年，他入选的短篇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是他的第一本书。
近日，这位年轻写作者的第二本书《招摇过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招摇过海》收录八则故事，讲述了一个个与“逃离”有关的故事：有人想逃离充满鱼腥味的小镇，逃离“渔二代”的身份；有人想逃离以爱之名歇斯底里的母亲；有人想逃离垮掉的家庭；有人想逃离人类的虚无……他们不时仰望星辰，感到渺小和孤独，他们纵身一跃，即便最后狠狠落地。
回想上一本，《马孔多在下雨》的每一个故事也几乎都与“逃离”有关。
“‘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周于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出版的两本书都是短篇小说集，介绍新书时需要提炼共性，“逃离”就是他找到的那个共性，但它并非预设的主题，“‘逃离’通常意味着出现了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事实上，中学时代的周于旸就将写作视为一种逃离，他逃离课本，逃离题海，却在想象的世界里肆意横行。那时他成绩一般，考试时唯一有兴趣的就是作文题——在他看来，那是唯一一道勉强能自由发挥的题目，尽管还是命题作文。他也参加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结果获得了第十九届和第二十一届的一等奖。
上了大学，他选择了中文系，毕业后先做了几年体育编辑。从校内到校外，人情世故，千头万绪，各种各样的“规则”像一面大网扑面而来。所幸，写作总能为生活带来一丝轻盈，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的离地时刻。
“写小说的好处是能够让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脑子里没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离了。”两年前，周于旸已选择在苏州老家全职写作。在此次新书出版之际，他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界》等期刊
【对话】
澎湃新闻：少年时代想象过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吗？
周于旸：小时候我卧室里有一个书架，摆满了我父亲的书籍，他在买书这件事上从不吝啬。我的娱乐活动不多，主要是看闲书，它们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阅读的影响外，还生发了个念头，这么大一个书架，很想摆一本写着我名字的书，这个念头后来变得很强烈。我倒没想过当科学家，小时候写小短文，“文学家”可比“科学家”好写多了。上了高中后功课越来越难，成绩不断下滑，思考了一下将来自己能做什么，觉得写作是唯一的出路了。
澎湃新闻：那时候作文成绩好吗？
周于旸：我的作文成绩还不错，也是我学生时代唯一拿得出手的成绩，我理科很差，尤其数学。语文成绩也不算好，加上作文才好看一些。但现在反过来想，要是当时成绩突出，未必会想着要走写作这条路。
澎湃新闻：你获得过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你觉得自己和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那代获奖者有什么不同？
周于旸：那时一个中学生想发表作品、当作家，通常都会去参加一下新概念作文大赛，我第一次获奖时已经办到了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没那么大影响力了，一夜爆红的时代也结束了，保送名校也不可能。相比于80后的一代，文学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它已经变得安静而小众。拿奖以后，也有幸在《萌芽》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这是我写作的起点。当时还在念高中，受到挺大的鼓励，那也是最需要鼓励的年纪，这股盲目的冲劲就是一开始的写作动力。
澎湃新闻：我曾和读创意写作专业的95后有过交流，几位同学都提到过这代人的生活大同小异，基本是“读书、高考、大学、工作”，因而受困于“怎么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你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周于旸：写到现在，倒不会在“与众不同”上产生太多的纠结了。每当觉得自己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基本都会在后来的阅读中见到它们。这么多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大部分的想法都已经被实施，停车场的车位早就满了，觉得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很多时候可能是读的书还不够多。
当然，“与众不同”仍应该是写作者向往的境界，但它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像“我该如何写好一棵树”这样具体的问题。抽象的目标往往会在无意中达成，写好一个人物，讲好一个故事，或者实施一种想法，就会做到一定程度上的与众不同。
澎湃新闻：你写作的困惑是什么？
周于旸：写小说本质上就是困惑下一句话该怎么写，每一句写完的话都是答案，每一句未写的话都是困惑。当然这么回答太讨巧了，分享一个具体的困惑，比如说，在小说中写对话时我会比较谨慎，人物的对话像口音一样，需要去学习和模仿。不同职业的人用语习惯肯定不同，南北方人的讲话口吻也不同，老人小孩也有差别，这个东西是很难用技术弥补，尤其是长对话。如果完成不好这个事，能写的人物就少了。
澎湃新闻：在文学师承上，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周于旸：最早学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些作家的比喻句，学过王小波的叙事腔调，还有一阵子迷恋塞林格，卡夫卡、海明威、萨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影响很大。最近看了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和蒂姆·高特罗的《死水恶波》，也学到些东西。另有些作家只能欣赏，比如罗伯·格里耶。
澎湃新闻：你现在是全职写作的状态吗？在那之前，你做过哪些工作，辞职时有过顾虑吗？
周于旸：我在2021年夏天辞了职，之前在上海做体育编辑，每天看NBA，写体育新闻，倒挺有兴趣。2021年到现在，一直都是自由写作的状态，辞职时已经把该考虑的事想过一遍了，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在上海生活开销太大，每月工资花完，还需要倒贴稿费进去，实在不划算。
澎湃新闻：那现在的写作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周于旸：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出门写作，通常找咖啡馆或者书店。晚上看状态，有时候还要继续写点，有时候就玩游戏，一直玩到睡觉，睡前会看点书。总体来说比较散漫，自律程度不高，若是状态不好，绝不强逼自己。
澎湃新闻：你会因写作感到焦虑或自我怀疑吗？
周于旸：不仅为写作焦虑，还会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感到焦虑，为焦虑本身感到焦虑，我周围的写作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焦虑，属于职业病。很多时候不知道在焦虑什么，一旦思维密度过大，就会产生某种焦虑的感觉，实际上还是不够信任文学，文学本身会给人提供精神答案，不论是否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如果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信念感，焦虑应当也会减少。
澎湃新闻：除了纯文学，你也会尝试一些类型小说的写作，比如科幻小说。这类尝试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周于旸：今年出现了ChatGPT，外星人的事情也被热议。以往写到人工智能和外星人，通常会被划分为科幻小说，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了现实。放在几十年前，小说里写到视频通话可能都算科幻，现在早已成为日常。时代已经先往上靠了，小说应当走在时代前面。科幻小说是个宽阔的场域，可以放肆地想象，将时间和空间扩大，能玩的东西更多。小说也是个把玩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这点和物理学一样。科幻小说也更考验想法和设计，很多我们自以为别出心裁的构想早就被科幻作家们写过了。
澎湃新闻：在写作之外，你日常有哪些兴趣爱好？你似乎对夜空、天体很有兴趣，我发现新作里数篇写到了主人公仰望星辰月亮的时刻。
周于旸：写作这个事情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没有精力再培养第二个正经的兴趣了，剩下的无非是一些娱乐项目，打球、打牌、下棋等等。我小时候对物理学感兴趣，看了很多物理学家的传记，还有科学发展史之类，直到我的课表中出现了物理这门课，我彻底失去了兴趣。我在小说中写到物理学时，还在吃小时候的老本，比如《鹦鹉螺纹》写到的永动机，最早是在一本讲文艺复兴的书里看到的，说那时候的科学家都热衷于研究永动机，书上还有一些造型插图，看到之后我停顿了一会儿，想象着自己制造的永动机，将近十年过去，2019年我写《鹦鹉螺纹》的时候，它在这篇小说里派上了用场。
澎湃新闻：从第一本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到新作《招摇过海》，你笔下的许多故事都有关“逃离”：逃离一个家庭、逃离一种身份、逃离一次命运……还有很多时候，主人公偏爱于隐身或消失。你自己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为什么格外偏爱“逃离”这个主题？
周于旸：“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它是一个很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塞一点，就好比一本书介绍说是写人生的，等于白扯，什么小说不是写人生的？“逃离”也差不多到这个程度了。我出的这两本都是短篇小说集，介绍新书时需要提炼一点共性，“逃离”是我找到的一个共性，它不是预设的主题。“逃离”通常意味着出现了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在《招摇过海》里，有意要写这个主题的只有两篇，同名篇《招摇过海》和《雪泥鸿爪》。《退化论》虽然是个关于逃离人类社会的小说，但更多的是想写人的异化。
澎湃新闻：《退化论》写到了一个人辞职去动物园当动物，但最后他发现，“人世间是一个更大的玻璃罩子”。进入成年时空后，你会觉得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无奈和无处可逃吗？
周于旸：当然是这样，哪怕在成年之前，待在学校里也会有无处可逃的感觉，实际上那会儿更无奈，因为连写小说也是件不务正业的事情。有句话讲，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感到无奈和无处可逃，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勇气的缺失。
澎湃新闻：有人将写小说视为情感抒发，有人将写小说视为一种谋生……你觉得写小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写小说是否也是你生活中的“逃离时刻”？
周于旸：情感抒发或谋生都有更好的选择，写小说是痛苦的行当，尤其是想把它写好的时候。但写作是回报率很高的工作，写一行就是一行，写一篇就是一篇，不会白忙活。人吃饱喝足之后，总想寻找一点意义，写作能提供这样的意义，也能化解一些无意义。写小说的好处是能够让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脑子里没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离了。
澎湃新闻：最后我想问，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写作，有信念感了吗？
周于旸：信念感和虚无感像一个东西的正反面，信念感是一个很饱满的状态，认真、专注并且有所相信，最后才能产生信念感，有时候多想一分就虚无了。写小说要虚构，虚构时想的比较多，思索越多也越容易产生怀疑。在不写作的状态谈论这个事情，信念感是很足的，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又是另外的感受。不过我还是有一些信念的：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恰恰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