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两篇讲演稿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手稿的第一页
1980年4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应日方要求，他发表了两次讲演。第一次是1980年4月4日，他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五九页）的讲演。第二次是1980年4月11日，他在京都文化讲演会发表了题为《我与文学》（见《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六七页）的讲演。
《文学生活五十年》是巴老在上海写就的，约七千字，译成日文后约一万字，在国内译好带到日本。行前商谈日程时，日方说届时由精通中文的八木紫上台代读日文稿，但在讲演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日方临时决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丰田正子代读日文稿，八木紫负责协助，二人同时登台。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的负责人说，如此变动，是考虑到丰田正子既是作家，也是巴金的老朋友，她讲一口纯正的东京话，能够准确把握巴金的思想感情。
时任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事务局局长的丰田正子，个子不高，齐耳短发，穿一身蜡染蓝花布衣裤，朴素得如同中国农村的中年妇女。每天她与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既是向导，也是体贴入微的老大姐、“保健医”，谁失眠、谁咳嗽、谁晕车、谁血压高、谁胃口不好……她都仔细观察，悉心照料。至于日方为什么改变计划，我是在1984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丰田正子发表的回忆文章《巴金先生的讲演稿》，才知晓详细情况的——
那是1980年4月3日。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设在代表团下榻的新大谷饭店。事务局里一片繁忙，但充满了接待巴金先生一行十二人的喜悦、愉快、热烈的气氛……
明天，巴金先生将在朝日讲堂发表为这次访日特别准备的长篇讲演。译员八木女士把一份厚厚的稿子摊在桌子上，大概正在对照原文核对译稿。窗外，黄昏中的东京街道已经亮起了灿烂的灯火。我突然想起已经三天没回家了，今天晚上回去看看，夜里再赶回来。当我站起来，正准备回房间收拾一下东西时，八木女士对我说：“丰田先生，我正在核对巴金先生明天的讲演稿，您能帮我把中文和日文对一下吗？”我惊讶地说：“我能行吗？如果能行，我愿意效劳。”我边说边往回走，来到桌子旁。
我看着巴金先生的讲稿和日译稿，问道：“怎么核对呢？”巴金先生讲稿的字很小，但字迹清晰、潇洒。译稿字迹较潦草，且有多处修改。“我只懂日文，我来读日译稿，你看中文稿如何？我读得慢些，如果有译错的地方，就能发现。好，现在开始吧。”
……
他的真诚坦率激烈地敲击震撼着我的心。读着读着，热泪夺眶而出，继而泣不成声，无法再读下去了，只好停下来。我摘下眼镜，一边用手帕擦眼泪，一边断断续续地对八木女士说：“八木，这是非常动人的讲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你都要用心领会，明天如果不能把巴金先生的讲话准确地转达给聚集在朝日讲堂的听众，我们就对不起巴金先生。你可要竭尽全力译好啊！”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八木女士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我看这个讲稿不如由丰田先生来读。当然，我也上台，坐在丰田先生旁边当助手。大家看怎么样？”周围的人都点头赞同。这怎么行！我转过挂着眼泪的脸，摇头反对。我不懂中文，万一读错了怎么办？但周围的人都坚持叫我来读，无法推诿，只好担当。此刻，在我的心里，一种重大的责任感取代了引火烧身的遗憾，决心试试看。可是，我怎样才能把讲稿读得好一些呢？我想把别人写的日语稿重抄一遍，这样容易辨认，以免出错……
开始抄写时,已经九点多了。夜深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事务局，此刻一片宁静，偶尔响起一阵电话铃声。一切都安睡了。我独自一人，握着笔，抄着巴金先生的讲稿……
……
东京街市的金色灯火，在黎明中，变成了淡黄色，像透明的液体似的。饭店里响起了清晨的嘈杂声、电话铃声。最后，巴金先生谈了对中国青年作家的期望，结束了讲演。抄到这里，我的工作也结束了。我已经有八分把握圆满地完成在朝日讲堂朗读讲稿的任务，还有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我可以休息一下。
我安心地躺在床上。
1980年4月4日下午，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巴金来日纪念讲演会”如期举行，偌大的讲堂里座无虚席。
主持人先请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登台，一一介绍后，宣布讲演会开始。舞台中央有一个讲台，讲台左侧放置了一个长条桌，在热烈的掌声中，巴老走到讲台前，丰田正子和八木紫随着巴老走过来，在长条桌处就座。巴老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在讲演中，巴老回顾了自己如何接近文学，如何苦苦寻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如何讲真话、讲实话，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他无情地解剖自己，敞开心扉，掏出一颗赤诚的心。丰田正子眼含热泪，怀着对巴老的景仰，把巴老那发自肺腑的心声，连同自己的感动、共鸣，送到每位听众心里……
讲演结束了，好像所有听众还沉浸在梦中，先是稀疏、零星的掌声，而后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从埼玉县赶来的若生爱子当场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巴老，她称巴金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用一支笔探索人生，鞭挞黑暗，歌颂光明。石上韶正在学中文，巴老把心交给读者的精神使他深受触动，他说：“这是一位多么正直、真诚的人啊！别人都在控诉，喊冤叫屈，展示自己的伤疤，而他却用刀子解剖自己，割心头的肉，批判自己的灵魂。”
巴老的第二篇讲演稿《我与文学》约四千字，是在旅途中赶出来的，篇末注明“四月九日凌晨一时于广岛写完”。一路走来，巴老是全代表团最忙、最累的人，他不仅要会见官员、作家、读者、记者，还要接受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我心疼巴老，劝道：“不是有《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稿吗？到京都念一念就行了。日程每天都排得很满，再赶稿子，太累了，我怕您吃不消。”但巴老说：“不能炒冷饭。人家来听讲演，总要有些新东西才好。”为了赶这篇讲演稿，巴老在结束一天的行程后，一直写到了凌晨。他说：“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决不停止手中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老在京都文化讲演会讲演完，听众都站起来用力鼓掌，以此表达他们的敬意与感动。
至于巴老这两次重要讲演的手稿，并没有带回国。应日本友人的要求，他把手稿留在了日本。
那是1980年4月9日，我们结束在广岛的访问，乘新干线去京都。车厢里人不多，很安静，巴老读了会儿报纸，又看了看窗外掠过的风景，若有所思。远处的山峦间有几簇樱花，在蒙蒙烟雨里时隐时现，好像万绿丛中一抹粉红色的水雾……
这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的主要负责人清水正夫走过来对我说：“我有个想法，想把巴金先生的讲演手稿留在日本。不是我个人想保存巴金先生的珍贵手稿，而是想把它捐给日本的文学馆或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巴金先生是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不少作家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的作品也深受广大日本人民的喜爱。如果在日本的文学馆或博物馆中陈列巴金先生的手稿，可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巴金带着他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不顾年老体弱来到日本，发表了真诚友好的讲演，这对促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我和清水正夫走到巴老身边，对巴老讲了此事。巴老说：“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给你们做纪念，但不值得作为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如果它能唤起人们的美好记忆，使我们共同珍重友情、发展友情，我就感到很荣幸了。”
正说着，巴老从随身的手提包里找岀《文学生活五十年》和刚刚在广岛写完、准备在京都发表的《我和文学》的手稿，交给清水正夫。
《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手稿共十五页，用的是“杭州文艺”三百字稿纸和“杭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三百二十字稿纸；《我和文学》的手稿共八页，前六页用的是“人民文学”二百四十字稿纸，后两页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三百二十字稿纸。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为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赴日本访问，5月17日下午，清水正夫和丰田正子来看望巴老。清水正夫对巴老说：“您的两份手稿还在我这里，可否捐给文学馆或博物馆？”巴老说：“可以。”清水正夫说：“您在朝日讲堂讲演时，我在后台，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后来轮到我讲话，我都讲不出来了。”巴老说：“主要是因为你们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你们不请我来，我也写不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我留下做纪念的手稿复印件的墨迹越来越浅，有的地方已经看不清了。想必再过几年，纸上的字迹会消失殆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