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真的劝吕蒙读书了吗？
古代劝学故事不胜枚举，《孙权劝学》是特殊的一则，衍生出“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等成语典故。汉末三国，金戈铁马，武人称雄。作为江东之主的孙权，为什么要劝将领吕蒙读书？他自己读书水平如何？作为劝学对象的吕蒙，为什么不喜读书？鲁肃又为何意想不到而大惊？
司马光的“心思”
《孙权劝学》选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非《三国志》，这一出处不得不留意。
《资治通鉴》固然可以当作“信史”来看，但它又不完全是“信史”。纵然司马光及其团队，进行了严谨的选汰、专业的剪裁、细致的整理，可自始至终，司马光的用意，绝不只是追求真实的历史，更在于用历史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
某种程度上，《资治通鉴》并无一字讲宋代，却每个字都在针对北宋思考。司马光会把自己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言，著书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涉及汉末三国历史，《三国志》则是毫无疑问的首选信史。《三国志》的价值，既得益于陈寿的秉笔直书，也在于裴松之的集注与补充。裴松之生活于晋末刘宋初，出身书香门第，受宋文帝所托，注解《三国志》。作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裴松之不仅注解疏通，还征引其他史料进行补充。裴松之所引用的很多史料，今人都已难窥全貌，一部分名称见于各代经籍志或笔记中，另一部分则湮没无闻，仅存裴注之中。
司马光所写的“孙权劝学”情节，在《三国志》中，不见于陈寿的正文，而是取材并改写自裴松之辑录的《江表传》。《江表传》是西晋虞溥撰写的一部关注南方的史书。《三国志》和《江表传》记载的原故事，相比司马光所作《孙权劝学》，至少有三点差异。
其一，孙权劝诫的是吕蒙和蒋钦两个人，最后夸赞的也是两个人，孙权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其二，孙权劝说中列举了具体书目，包括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三史、兵书，还援引了刘秀和曹操的事例作为论据。
其三，鲁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不单是因吕蒙博览群书，而主要缘于吕蒙谋划了对抗关羽的五个计策。鲁肃听罢感叹：“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结合后来史实，不难推测吕蒙计策应当是夺取荆州的“一揽子”方案。
至此，司马光的剪裁书写之意，便十分清晰。他突出吕蒙、忽略蒋钦；将孙权的长篇大论，提炼简写；借助鲁肃的反应，侧面肯定了吕蒙的学习效果，而刻意削减吕蒙计策的重要性。要言之，司马光要强调文臣武将进行“学习”的重要性。
那么，这种“重构”是否合理呢？应当说，司马光的选择有一定理由。首先，《三国志》记载：“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这是《孙权劝学》故事的契机之一。其次，孙权曾评价吕蒙：“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可见，孙权确实提及吕蒙前后的变化，并强调“学问开益”。
因此，司马光虽然对史料有所选汰，更加突出了“劝学”逻辑，但故事符合吕蒙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轨迹。
孙权更喜欢打猎
孙权劝吕蒙读书，那么他自己爱读书吗？这一点并无显要记载，或者说，即便他“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历史评价也往往注重他的领导能力，鲜有提及他“文治”的一面。
相比读书，孙权对“打猎”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也展现出孙家一贯的尚武习气。苏轼“亲射虎，看孙郎”之语，正源自建安二十三年（218），孙权双戟掷虎的掌故。终其一生，孙权都保持着射猎的爱好，这种冒险厮杀的畅快感，也许正与冷静的日常行政，形成互补，以至于后来臣僚纷纷劝谏孙权，打猎有性命之虞，一国之主应减少这种危险活动。
孙权十八岁提领江东，综合能力确实出色。一代枭雄曹操曾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陈寿对孙权评价道：“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说明孙权是善于用人的领导者，能够正确地了解、安排、部署文臣武将。其兄孙策在临终前，也曾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也说明孙权这种“选贤任能”的特质。在此意义上，他对吕蒙等将领提出建议，增进沟通，存在相当的合理性。
不过，培养人才是长期“工程”，选拔任用人才却是当务之急。在吕蒙之前，孙权最信任的臣属之一便是鲁肃。
鲁肃家庭富裕，乐善好施，深得乡人信任。周瑜担任居巢长官，鲁肃曾大方地援助其3000斛粮食（1斛约30公斤），从自二人交定，成为终生挚友。周瑜和孙家的关系，以今天的概念便是“合伙人”，地位举足轻重。其后，周瑜大力引荐鲁肃给孙权。
受《三国演义》影响，鲁肃给人留下老实憨厚的“和事佬”形象，不得不说，这与真实的鲁肃相差甚远。无论是周瑜还是鲁肃，在小说中都因衬托诸葛亮，而遭到较多贬损。鲁肃实则是一位眼光长远、有勇有谋的政治家。
诸葛亮作“隆中对”为刘备指明未来规划，在他之前，鲁肃就曾提出过更惊人的规划，他在与孙权密议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的战略意图是不再拥护汉朝名号，先吞并刘表，后划江而治。孙权虽未予采纳，但在此之后“益贵重之”。
赤壁战役中，周瑜和鲁肃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坚决抵抗”也是孙权的立场,并且，鲁肃极大地促成了孙刘联盟，对于抵抗曹操，居功至伟。赢得胜利后，孙权特意持鞍下马，迎接凯旋的鲁肃，并问道：足够彰显你的功劳吗？可鲁肃竟然予以否定，并慢慢举起马鞭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鲁肃一是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不忘成就大业的志向；二是与孙权关系紧密，否则这种举动，很容易使主上无所适从。
更有意思的是，“单刀赴会”的典故，主人公恰恰是鲁肃。刘备借荆州不予归还，派关羽镇守，鲁肃索要荆南三郡，于是“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谈判期间，鲁肃责问道：“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这时，关羽随从反驳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不卑不亢，“厉声呵之，辞色甚切”。最终，鲁肃与关羽不欢而散。以此观之，关、鲁二人旗鼓相当，鲁肃并非小说中描述的那般怯懦，甚至成为关羽胁迫的对象。
综上，鲁肃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深受信任。可当他见到吕蒙时，态度却是“意尚轻蒙”。因此，《孙权劝学》的故事中，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除了吕蒙的长足进步，固然也有回应鲁肃之前“偏见”的意味。
然而，鲁肃作为一代豪杰，为何轻视吕蒙？后来又因为什么刮目相看呢？
刮目相待吕子明
周瑜、鲁肃的出身属于官僚富户，吕蒙则不同，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吕蒙15岁时，便自愿随孙策征讨山越。后来，有小吏侮辱吕蒙，他怒而杀吏，因胆气而被孙策看中，正式加入孙氏阵营。
吕蒙曾对母亲说：“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足可见他建功立业、逆天改命的心态。因此，吕蒙作战勇猛顽强，在征伐黄祖、赤壁鏖战、争夺荆州的诸多战役中，都身先士卒。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吕蒙，“刚猛”的特征十分突出。
因此，鲁肃对吕蒙的认知，不外乎一介武人，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身边人当时劝鲁肃，应该重新审视对待吕蒙，于是他便主动拜访。在这次交谈中，吕蒙问应对关羽的方略，鲁肃答曰“临时施宜”，亦即随机应变；而吕蒙却细致地做足备案，谋划了全套方案。由此，鲁肃认识到，吕蒙绝非“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统帅之才。
吕蒙介入荆州事务后，体现出过人的战略预判和规划能力，尤其擅长“敌后”战场的暗线作战，情报和煽动工作，做得极为周密。不妨说，吕蒙的战略思想，可概括为：先渗透、再诱降、不降则战、战则擒首。
我们略举数例以观。曹魏经常于边境屯田，并伺机骚扰劫掠，吕蒙先派人招降，招降不成后突袭，对方措手不及，无法抵御，率众多百姓投降。后来，庐陵山贼丛聚，多次围剿不能根除，吕蒙前去消灭贼首，而山贼手下多有释放，最后郡内复归安定。抢夺荆南三郡时，长沙、桂阳率先被吕蒙修书劝降，可以想见，在这之前，吕蒙势必进行了大量的渗透和情报工作。其中，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吕蒙于是派郝普旧相识邓玄之当说客，传达自己的“阴谋”。吕蒙告诉郝普，关羽、刘备均不能相救，孤守无益，郝普果然上当出降。其实，刘、关二人都在荆州，本有机会救援。
当然，吕蒙的最大功绩还是袭取荆州。事前，吕蒙称病麻痹关羽，实则早已定下“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的计策。事中，吕蒙则实施了“白衣渡江”。白衣指的是非军服，即史载“作商贾人服”，主要为掩人耳目。直到士仁、糜芳投降，关羽仍没有得到消息。在这次偷袭中，士、糜二人的叛变值得细究。《吴录》记载：“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也就是糜芳惧怕关羽的“秋后算账”。《吴书》则记载吕蒙率先劝降士仁，再让士仁劝降糜芳。本质上，关羽与糜芳的矛盾是通敌的导火索。但是，不应忽略吕蒙对偷袭、劝降时机的把握，以及这背后收集并分析情报的工作。
事后的处理，更体现吕蒙的老练。吕蒙要求进入江陵城的军队，秋毫无犯，甚至忍痛处斩触犯军令的士兵，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对于城中军、民的安抚，极大瓦解了关羽部队的战斗力，毕竟，士兵看到投降之后，结局不会太过凄惨，便失去拼死一搏的意愿。遗憾的是，夺取荆州后不久，吕蒙因病身故，孙权痛失爱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斯人已逝，可孙权、鲁肃、吕蒙的劝学故事，却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