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抗战书写：国家至上
一、底色苍凉悲壮的抗战文学轨迹
在现代文学史上书写爱国主题的作家中，老舍占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因其庚子国难烈士之子的身份，更是由于他的抗战书写贯通了现代文学史。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京城护军士兵，殉难于1900年8月15日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父亲的悲壮殉国给老舍的心灵涂上了苍凉悲壮的底色，也种下了赤诚爱国的种子。1917年，老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野外演战时作《过居庸关》：“啼猿促归客，驻马叹兴亡。丸泥无要塞，执戈谁国殇！”字里行间，起伏跌宕着屈原《九歌·国殇》的慷慨悲壮之气。此时此刻，他所怀想的国殇英雄，未始没有在“庚子事变”中殉国的父亲吧。1921年2月5日，老舍作新诗《海外新声》，艺术上虽然尚嫌幼稚，但诗中希望留学日本的友人在岛国“要设法超度他们，/快快脱了军国的劫数！”（本文所有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老舍全集》的引文，只随正文夹注全集首字、卷数和页码，以第13卷第410页为例，夹注为《老》13：410。）已经透露出对军国主义的警惕。1923年，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铃儿》，本名德森的小主人公，其父早年战死，因而富有爱国心，既恨日本侵略者，又恨卖国贼，为此，与同学“弄一个会”，炼体强身。在这个少年身上，不难找见心底铭刻着国殇的作者的影子。老舍的早年习作，即见不忘国仇家恨之根芽，登上文坛之后，随着思想的发展与时事的刺激，爱国主题渐渐生长，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其抗战书写更是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写于伦敦的《二马》，在剖析国民性的同时，也写出伦敦华工中有一类“有血性的苦工人，不认识字，不会说英国话，没有什么手艺，可是真心的爱国，宁可饿死也不作给国家丢脸的事”（《老》1：609）。1930年7月，老舍应聘到齐鲁大学任教，见到济南城墙上的弹痕，得知两年前日军在济南屠杀我军民五千余人、残害我外交人员的情形，由此想到“庚子事变”中战死的父亲，不禁悲愤交加。他以惨案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一改幽默风格，倾注了满腔悲愤，不料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尚待发表之际，日军于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老舍这部泣血之作的手稿连同商务印书馆的大半个家业焚毁于战火之中。强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而当局政治腐败，对内横征暴敛、强剿滥捕，对外拱手揖让、束手无策，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身上种种精神痼疾附着不去、浑然不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启蒙与救亡的宏图大志仍是一个焦虑之梦。老舍同郁达夫、闻一多等有过海外漂泊经历的学子一样，羁旅异国时对祖国魂牵梦绕，回到故土却发现流弊丛生，不禁大失所望、悲愤不已。愤懑、失望、焦虑，使老舍情难自抑，他在1932年创作的寓言体长篇小说《猫城记》里，无情地解剖猫国政治黑暗、社会弊端及国民性痼疾的同时，强烈地抨击了“矮人”对猫国的侵略与政客的投降：外国人打进来了，来自地球的中国人“我”希望与猫国人小蝎一起到前线去看看，敌人明明在西边，而猫国军队却往东集体溃逃。有良知的大鹰、小蝎不忍见国破族亡，毅然自杀，无耻的大蝎们却争先向多数都比猫人矮的敌军投降，结果被杀。“他们假如一致抵抗，我不信他们会灭亡。我是反对战争的，但是我由历史上看，战争有时候还是自卫的唯一方法；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褊狭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 （《老》2：286）尽管这是荒诞色彩浓烈的虚构作品，但是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九·一八事变”后愈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的刺目折光，“我”的议论也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想法。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带来巨大震惊，对日本怀有国仇家恨的老舍尤其痛心不已。日本在吞并东北的过程中，为欺骗国际舆论，时有缓兵之计，国民政府曾经寄希望于“国联”主持正义，不肯全力御敌。老舍针对此种怪现象，于1931年12月在《齐大月刊》第2卷第3期发表讽刺诗《日本撤兵了》，讥刺社会上义愤三分钟热过之后军训操场不见人影，人们只顾眼前一己之利，盲目乐观，敌国之货照卖，甚至“官吏纷纷到东北去”。1932年3月出刊的《齐大月刊》第2卷第6期刊出老舍的一首新诗《国葬》，献给一位“爱国的男儿”，因为“同队的朋友已经死尽”，无人晓得眼前这位殉国者姓什名谁、故乡何方。“中国是你的慈亲，/你有四万万兄弟姊妹。”“你没有衣冠，/你没有棺木，/你没有鲜花，/你没有悼祝。/头前插一片木板，用血写着‘爱国的男儿’，/身上覆盖了几锹黄土；/这便是你的国葬，男儿，/男儿，这完整的国旗作你的衾服。”深沉的悼念、由衷的敬意，献给一位无名烈士。当作者写作这首诗歌时，内心深处也许会升腾起自己父亲的形象。只知父亲殉国，而未见其遗容，不知其所终，正是千千万万无名烈士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家仇未报，又添国恨，老舍心中怎能不涌动着炽烈的爱国激情？秋风染红了树叶，老舍赋诗《红叶》，不仅想到玫瑰、晚霞、胭脂血，而且想到“流尽了西风，流不尽英雄血”（《老》13：421），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九·一八”周年。
爱国情愫在老舍的文脉中源源不断。1933年1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刊出老舍的《慈母》：“没见过比它再伟大的东西，/因为它的名字叫‘国’。/在那淫腐的巴黎，/或是崭新的赤俄，/我低首独行，‘中国人’，/背后那么指着我。”“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却像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我听着西伯利亚的夜莺，/或是世界语的秋风瑟瑟，/这些音乐在我心中的抑扬，/是李白杜甫用惯了的平仄。”诗中强调拥有泰山、扬子江、松花江与洞庭湖的中国，显然是对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扶植下出笼的伪“满洲国”的强烈抗议。在中国现代爱国诗的创作上，老舍与闻一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较早地摒弃了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包括清末的种族革命意识），深爱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国，并且老舍作品的爱国文脉更长。他在正面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卖国者的憎恶和对怯懦者的不满。1933年1月1日，日本以陆海空优势兵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虽殊死抵抗，以阵亡413人、伤174人的代价，毙敌200余名，伤其180余名，但山海关还是于1月3日失陷。此前，日军就曾经诱降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氏未敢公然投敌。当日军5万兵力多路进攻热河之时，汤氏所辖第五军团门户大开、节节败退。汤氏征用汽车240辆，于3月2日晚装其私人财物送往天津；3日下午，汤氏率部撤出，留下一个无兵守卫的省城承德；4日午，日军先头部队128骑“未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热河省城”，承德武库所存“新枪两万余支，子弹数百万发，库存现洋数十万元，全部军需，尽数资敌”。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国民政府于3月8日颁令褫夺汤氏热河省主席一职，彻查严办，张学良下令通缉弃职潜逃的汤玉麟。中国东北军王以哲、万福麟、何柱国三个军，晋军商震部、西北军宋哲元部与中央军徐廷瑶部等，在长城一带阻击日军，从3月9日战至5月25日。5月31日，中国被迫签署《塘沽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国民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把冀东、察北的大片国土拱手让敌，使华北门户洞开。它标志着日本侵略东北计划的完成和全面侵略华北的开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老舍于1933年3月1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讽刺诗《空城计》：“日本小鬼吓了一跳，/怎么城里静悄悄！/莫非空城之计连琴也不弹，/伏兵四起脑袋纷纷掉？/登高一望笑哈哈，/原来老将精勤练赛跑。/大车小车齐向南，/黄沙滚滚风浩浩；/千箱万箱行李多，/悲壮激昂私囊饱。”愤怒与憎恶在嘲谑中难以尽情宣泄，心中的怒火如同地底的岩浆不断翻腾、冲撞，寻求爆发的出口。1933年7月16日，他在《论语》第21期发表《病中》：“五月害背痛，六月患拉稀，/腹背兼受攻，抵抗誓长期！……既已炙我背，复欲裂肚皮。/一去二三里，江河日下兮。/携纸苦奔走，腮枯眉渐低，/三思而后行，腿弱眼花迷！/松下问童子，言师床下啼。/院北花深处，昨夜已成溪！”1933年夏日，老舍的确患有背疾，但赋以成诗，绝非表面上的打油戏谑，实则为国家忧心如焚。1932年2月初东北全境即已沦陷，1933年5月又失去冀东察北大片国土，这岂不是“腹背兼受攻”？日军咄咄逼人，国民政府被迫签署《塘沽协定》，正是“携纸苦奔走”；热河为北京北大门，现在大门洞开，所谓“抵抗誓长期”，是无奈，抑或搪塞，或者竟是远虑。但对于老舍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才写下这样一首谐谑掩抑着沉痛与愤怒的诗篇。
“卢沟桥事变”之前，老舍在小说中主要是挥洒其喜剧的犀利笔锋与悲喜剧交融的幽默色彩，反映社会底层的艰辛悲苦，抨击社会丑恶，剖析各色人格与北平文化所表征的中国文化，而对民族危机、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则主要见于新旧体诗与随笔等文体。幽默作家即使批评社会、忧心国事也时带幽默语调：《救国难歌》（1932年12月1日《论语》第6期）讥刺社会上以作秀为救国行动之浅薄、乏力；《长期抵抗》（1933年2月20日《申报·自由谈》）批评当局以“长期抵抗”掩饰怯弱畏战；《致富神咒》（1933年5月《论语》第16期）抨击营私舞弊发“国难财”；《贺〈论语〉周岁》（1933年9月16日《论语》第25期）嘲讽禁屠、“击鼓媚龙王”、建道场、奖券救国等所谓救国良策。同鲁迅的《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等杂文相比，虽然锋芒有别，但主旨可谓同调。除了倾诉爱国衷情、讥刺可耻逃将、批评软弱当局，也有掩抑不住复仇激情的篇章，如1933年5月《文艺月刊》第3卷第11期所载新诗《打刀曲》：“叮当，叮当，呕叮当，/杀敌的钢刀，再打！……你们在前线上杀，呼——嗞，/我们在这里头打，叮当。”
待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积郁多年的苦闷与愤怒如同岩浆一般喷涌而出。老舍忍痛告别妻子儿女，先赴武汉，翌年到陪都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全面抗战给老舍文学生涯带来的明显变化，在中国作家中颇具典型性。
一是由远离政治走向时代大潮。老舍早年困顿，幸得刘善人慷慨解囊才得以上学，后逐渐摆脱贫困。在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上，他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中温和的一翼，并与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给中国历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老舍自然认同这一历史趋势。但是，身为满洲八旗之一正红旗的后裔，他的少年记忆里留下了“辛亥革命”之时某地胜利者对失去抵抗力的旗人甚至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老幼也施以盲目“仇杀”传闻的印记；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已经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把对封建专制弊端的否定与对晚清丧权辱国颓势的义愤部分地转移到满族头上，老舍对此也有不便明言的感受。但越是顶着无形的压力，越是自觉地走向国家认同，因为只有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中才能找到心灵的安慰与寄托。因而，在其创作中，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尽量绕开党派政治，另一方面却不时触及国家政治。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国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绕不开的最大政治。老舍放下远离政治的“洁癖”，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大潮。他在《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一文中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老》17:244）老舍将心血倾注于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抗战建国，在许多作品里表达对国家主权的代表——抗战政府——的信赖。比如在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主人公吴凤鸣帮助弟弟凤羽逃出北平沦陷区去重庆参加抗战，自己则留在北平刺杀日本军官和汉奸，最后以身殉国”，吴凤鸣在牺牲前说，“还是我先到了重庆”。尽管缺乏前线与敌后战场体验，老舍还是写出了沦陷区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火葬》，并将其连载、出版，这不仅如他所说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的稿费，更是要表明自己对国家的态度，为了赶走侵略者，自己宁愿吞咽下这枚艺术的涩果。
二是由单枪匹马及同仁抱团走向“大兵团作战”。老舍虽然早年经许地山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32年又加入标榜幽默的《论语》作者队伍，但他对社团流派并不热心，在创作上更是天马行空的独行侠。而抗战建国是民族大业，比以往更需要组织化、集团化。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应运而生，老舍因为文学成绩显著，组织能力与办事能力早已展现出来，而且既无官方背景，又无激进色彩，国共两党均乐于接受，所以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在文协成立后，老舍就撰写了《快活得要飞了》，表达自己为作家大团结而狂喜的心情：个性迥异、自信十足的作家，“在国旗前，他们低首降心，自认藐小；把平日个人的自是改为团体的信赖，把平日个人的好尚改作共同的爱恶——全民族的爱恶。……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老》14:134）老舍还在发表上文的同一期特刊上的《入会誓词》里表示：“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老》14:135）抗战时期，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筹措经费，联络会员，救济急难，代表文协赴前线后方采访慰问、出席文协各种活动，为文协费神无量、鞠躬尽瘁，文协在政治复杂、经济窘迫的战争背景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作为“大管家”的老舍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他笔耕不辍，建树卓著。老舍去世多年以后，亲人在其墓碑上镌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老舍当得起这一朴素而高尚的墓志铭。
三是由纯文学走向雅俗交织、报刊与舞台互济的多重空间。老舍从新诗与新小说起步，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等均有佳作。抗战军兴，他接触普通士兵，发现新文学在形式上与工农兵大众尚有不小的距离甚至隔膜，遂努力从民间文艺形式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尝试以群众基础深厚的民间文艺形式表现抗战内容。他乐于“自讨苦吃”，鼓词、相声、三字经、歌词、洋片唱词、小唱本、京剧、河南坠子等，都勇于尝试。1939年12月31日，他在致陶亢德的信中写道：“写鼓词也好，写旧剧也好，有人要我就写，有用于抗战我就写。这样，写的不好是实情，我的心气可因此而越来越起劲；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老》15:503）其实，土生土长的通俗文艺也能表现宏大视野与深刻内涵。大鼓书词《打小日本》前溯至日本侵略朝鲜、琉球，近从其挑起“卢沟桥事变”说起，控诉日本侵我土地、屠我人民、毁我学校等罄竹难书的罪行，赞我军民在卢沟桥、南口、上海英勇抗敌的壮举，陈述我方“长期抗战神妙策”、正面抵抗与敌后游击的战略战术，阐释俄国早晚“必来相助”、英法也不会一味放任日本得手的世界大势——作品犹如抗日战争战局发展、战略战术与国际形势的艺术描述与通俗阐释，如此复杂的内涵即使在一篇新文学作品中也难以表现。民间文艺形式自有其质朴、活泼之处，像小调《从军乐》从正月唱到腊月，将民俗观念、时令特点、春风冰泮、花红柳绿、端阳粽子、七夕传说、山中百果、九月登高、十月寒衣、冬月雪飞等写进小调，军民情深、抗战必胜表现得生动自然，待到沙梅谱曲之后，便很快流传开来。老舍的作家声望并未因此而降低，反而赢得更多受众的喜爱。在过去并不熟悉的话剧方面，老舍也付出了无数心血，创作出《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等九部剧作。虽是新兵，但用功甚苦，必有收获，《桃李春风》就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届优秀剧本奖。正是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7年老舍写出了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经典话剧《茶馆》。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文体探索的广度，老舍都堪称抗战文学的劳动模范。之所以做出如上选择，取得如此丰硕成果，正因为在老舍心中始终是“国家至上”。
二、国家意识烛照下的抗战视野
随着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老舍的文学创作眼光也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他追溯历史，遥望未来，将根须深深地扎进硝烟弥漫的抗战现实，对民众苦口婆心地启蒙，对英烈发自肺腑地赞誉，对腐恶痛心疾首地贬斥，其视野之广、洞见之深，皆因国家意识烛照。
（一）以国家意识唤起民众觉醒
老舍每每从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关系的角度启发民众爱国之心，《善心》里说：“这是已到你还想活着不活着的时候了，别以为一点善心便能教炸弹不落在你的头上。有国家，全好；亡了国，全完。把前方战士放在你的心坎上，他们是你的一切。毁家而保国，家仍以兴；国亡了，有家又怎样呢？”（《老》14:85）《为小朋友们作歌》唱道，“一群小英雄/生长战争中/看惯了飞机——不害怕/长大也去学航空/听惯了枪炮——不害怕/为国报仇有心胸/打倒东洋小鬼/中华有好儿童/大中华 好儿童/爱国的小英雄”（《老》13:446）。《保我河山》表现中华好汉的意志：“命可舍，/头可碎，/要保住伟大中国。”（《老》13:452）《抗战民歌》之一《大家忙歌》歌风通俗而国家意识突出：“有好汉，国不亡，/年轻的好儿郎”；“不求佛，不烧香，/爱国的不遭殃。”（《老》13:453）大鼓书词《打小日本·序》里再三强调国家意识：“这是国家大事，人人都当关心，都应为国家出点力才对。”（《老》12:573）《丈夫去当兵》全诗五节，由张曙谱曲，广为传唱，其中也突出了国家意识：“为国尽忠死，/千年留美名；/……儿子成人知爱国，/保我中华享太平；/只有那些无心汉，/才在家中过一生。”（《老》13:457）老舍的国家意识不仅凸显于杂文的阐发与诗歌的抒情，而且见之于小说叙事。1938年7月刊于《抗战文艺》第1卷第12期的短篇小说《敌与友》，描写张村与李村虽然世代为仇，但是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时放下仇怨一起抗敌，借以呼吁民众摒弃褊狭见解与陈规陋习，一起建设并巩固国家。
（二）强调中华民族团结抗战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以黄河、长江及辽河、珠江流域等为发祥地的文化相互交织并融汇相邻文化，渐次壮大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文化为纽带形成了多元复合的中华民族。尽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内部也有冲突，但总的趋势是相互依存、交融一体。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列强的步步紧逼与西方民族观念的影响，“民族”一词的近代意义逐渐取代了宗族之属与华夷之辨的传统意义。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3年，在阐释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的学说时，梁启超更认同“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晚清革命党——从兴中会到华兴会再到中国同盟会——曾经对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加以生发改造，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中国同盟会）等口号。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到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初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便不再提“驱除鞑虏”，而专述民族主义。待到“辛亥革命”胜利，各民族统一为中华民族成为各方共识。后来，鉴于列强与国内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企图从“五族共和”中寻找“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罅隙，中国政界学界越来越少用“五族共和”，而代之以“中华民族”。1939年，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文章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
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人、甲级战犯松冈洋右等就开始鼓吹“满蒙生命线”理论。1932年3月1日，日本一手策划的傀儡政权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3月9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1934年，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并于3月1日“登基”。1933年起，在日本威胁利诱下，察哈尔境内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等以“自治”为名，先后组织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名目不一的蒙奸政权，为日所用，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是，蒙古族人民不甘心屈从于日本侵略者，纷纷走上抗日战场，成建制的蒙古骑兵更是令日军胆寒。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老舍对抗战时期的民族问题十分关注，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高唱赞歌。1939年前后，老舍诗文里比以往更多地出现“中华民国”之国名、国旗与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西北劳军途中，老舍曾到甘肃榆中兴隆山祭扫成吉思汗陵墓，亦有机会目睹蒙古族抗日骑兵的风采。劳军归来后，1940年1月，他在《政论》第2卷第6期发表《蒙古青年进行曲》：“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五族一家，同苦同甘。/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快如风，人壮马欢！/把中华民族的仇敌，东海的日寇，赶到东海边！”此诗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恰与蒙古族青年骑兵“马上如飞”“壮气无边”的气势相谐共振，诗中强调“五族一家，同苦同甘”“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正可见老舍国家意识之强。
西北劳军，老舍一方面把大后方与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感激转达给前方将士，另一方面也从中受益颇多，收获之一就是加深了对西北重要性与复杂性的认知。“从历史上说，这里才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周秦列圣先贤的坟墓；我们今日争取国土的完整正是要对得起创业开疆的祖先，保卫西北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再从民族上宗教的观点上来说，西北又恰是蒙藏与其他民族的共同集居、荣辱相关的地方，也是回教喇嘛教与其他宗教相会相成的所在。民族间宗教间的关系通过良好的政治与教育，就会相安互助，成为建国御侮的伟大力量；事在人为，问题是并非无法解决的”。（《老》14:228）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1940年春，老舍与宋之的欣然接受回教救国协会的委托，合作完成了表现回汉团结保家卫国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剧作虽然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但在抗战背景下正视并化解回汉矛盾，确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与迫切的现实意义，因而广受欢迎。1940年4月5日，剧本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开始公演。首演当天，《扫荡报》第4版刊出“《国家至上》公演特辑”，有评论者说：“从《国家至上》里，我们看到了精诚团结，‘官’与‘民’是一颗心；在日本强盗的侵略之下，不仅数十年的个人私仇完全消散了，就是宗教间的隔阂也扫清了。”《国家至上·序》中提及，这一剧本“在渝上演多次，甚为成功。以内容为回汉携手抗日，故回教人士均乐观其演出；香港，西安，兰州，成都，昆明，大理，恩施等处上演时均得回胞热烈赞助”（《老》9:101）。
（三）表现正面战场将士的爱国情怀
台儿庄战役捷报传来，老舍以文协名义撰写《告慰台儿庄胜利将士书》，郁达夫、盛成代表文协于1938年4月16日赴台儿庄劳军时，带上这封信的印刷品送给前线将士。信中兴奋与感念之情如阳春三月和暖春风扑面而来：“台儿庄的胜利，使全世界的人都换了一对眼睛来看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开始认识我们的伟大，钦佩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决心与勇气”，台儿庄的胜利“更将在历史上永远成为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纪念碑”。（《老》15:520）《二期抗战》《陪都赞》里也写到河南战役、津浦路战斗与远征军赴缅作战等前方将士的战绩，表达了对中国必胜、前程远大的期待。
在老舍以往的作品里，军人往往为负面形象，全面抗战给中国军队重塑形象提供了历史契机，老舍对英勇抗日的军人不吝赞美之词。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动情地写道：“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老》17:112）大鼓书词《打小日本》从吉星文团卢沟桥抗战写起，南口之战笔墨渐浓，“有一回全营都殉难/只剩下了一个人/为等救兵他不退/心生巧计把气沉/独自来回运炸弹/放在要道两山根/看着敌人已攻到/炸弹齐发山崩石也焚/小鬼全军被炸死/尸不全来骨不存/这时我们的救兵到/齐伸大指喊入云/凭你一人这么守山口/真乃智勇双全大义人”（《老》12:579）。老舍诗文里对舍生忘死、血染沙场的千千万万爱国军人总是充满敬意与感激，因为他深知，正是这些勇于牺牲的战士捍卫了祖国的权利与尊严，延绵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对指挥作战的爱国将领，老舍也是赞誉有加。《打小日本》述及淞沪会战时，即有“军长师长都名将/曾经百战胆包身/张治中将军有神勇/张发奎绰号是铁军/名将如云士如虎/杀得敌人血成津”（《老》12:580）的描述；唱词《二期抗战》称颂台儿庄战役中率部激战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功勋的五十九军张自忠军长等。1940年5月16日，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5月底，老舍以凝练的笔触作《张自忠将军的战绩与殉国经过述略》。8月26日，老舍完成了他在抗战时期所作规模最大的剧本——四幕话剧《张自忠》。剧作先是叙述张自忠将军去南京报告北平失守实情，官兵热切盼望张将军归来率部奔赴前线；接着通过他人之口道出临沂之战的惨烈——茶叶山争夺战打了七天七夜，刻家湖来回夺了四次，临沂一仗光是营长就伤亡了四十来位；继而表现张部苦战四个月而没有得到休整，又接受了掩护撤退的命令；最后直接表现1940年5月枣宜会战鄂北杏儿山之战中张将军的壮烈牺牲。这部话剧在倾情歌颂张自忠将军对国家的赤胆忠心与战火中临危不惧殊死搏斗的同时，也讲述了他治军有方、爱兵爱民、整肃军纪的事迹。
（四）描绘延安、敌后战场与“万里江山图”
由于中日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阐述持久战之战略思想最为系统、最为深刻者，当首推1938年7月结集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人民战争是持久战的重要保障，抗日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思想深刻性与逻辑严密性。
对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军事家、政治家在著述中表达关于战略战术的思考，文学家、艺术家也将自己的观察思考与社会共识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老舍在大鼓书词《打小日本》第四段《长期抗战操必胜各路游击有决心》里唱道：“他虽占了我国城和市/可是不敢出城找自由/在乡间他也只靠铁路线/不敢往四乡随意溜/这因为我们有游击队/到处与他为难作对头/比如说北平城被敌人占/西山就有我们结寨在山沟/遇见贼兵杀个净/白天不动夜里把营偷/遇机会更去拆铁道/劫饷劫粮劫马牛/小鬼真是心慌意又乱/只顾逃生把东西丢/这都是我军出的好主意/真是有勇又有谋/军队散开在各地/平型关大战鬼子愁/日本最好的兵和将/浩浩荡荡往前游/我军都埋伏在山里/大气不出卧山沟/等到敌人都进山谷里/手榴弹雨点往下投/贼人摸头不是尾/天罗地网把命休/空有钢车不能动/前拥后挤乱啾啾/空有骑兵没处跑/马仰人翻像滚球/空有大炮难开火/弃甲丢盔抱着头……” （《老》12:582—583）在1938年2月21日出刊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上，老舍又发表鼓词《游击战》，宣传游击战的必要性，并且告诉民众怎样以锄奸、后勤保障支援军队，怎样练兵习武、坚壁清野、递送情报、学文化、开民智、种田游击两相兼顾，最后再行动员：“游击战法救中国/是个男儿宜照行/天罗地网急摆好/金身罗汉也无灵。”同年5月24日，重庆《新民报·血潮》所载新画片唱词专有一节《大雪山中的游击队》。在1938年5月20日发表于长沙《抗战日报》的鼓词《二期抗战》里，老舍也艺术地阐释了持久战战略：“抗战二期非不可，/最后胜利必属咱，/日本要的是前三枪，/打算劈面三刀得胜还。/我们不中这诡计，/不慌不忙稳稳安安，/拉开战线四面打，/慢慢全把小鬼收拾完。/咱们地大民又广，/谁敢夺我锦江山，/小鬼人少不够用，/我们前后左右攻上前。”待到毛泽东《论持久战》宏伟战略与国民政府所定“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广为人知，老舍更为自觉地在创作中宣传持久战思想。1939年3月11日，他在《抗战画报》第24期所载新诗《二期抗战》中写道：“二期抗战更齐心，/英雄越打越精神；/河北山西游击队，/神出鬼入斩敌人；/……从北到南万里路，/一条战线一条心。”同年4月11日，他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专门注明“游击队歌”的《打》。仅过一个多月，他又在5月14日北碚《嘉陵江报》上发表新诗《好消息》，欣喜地报告：“北方哟到处/展开了游击！”
此前，老舍对于游击战、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陕甘宁边区与根据地的了解主要限于新闻、书籍及友人介绍。1939年6月28日，他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重庆出发，南至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经内江、秋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绥德、米脂、延安、榆林（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邓宝珊将军驻地）、潼关、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平凉、西宁、吴忠堡、陕坝（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驻地）等地，一路奔波，几度遇险，12月9日返渝，历时五个多月，穿越八省，横跨一、二、五、八、十等五个战区。这次前后方长途跋涉，使得老舍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尤其是三度到访的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有了切近的观察与亲身体验，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老舍这次远行最重要的创作结晶，是总共二十七章、三千余行的长诗《剑北篇》。虽然写作断断续续，执着于用韵，长诗不无遗憾（参见《老》13:251—252），但是，将通俗文艺融入新诗创作，增强新诗的民族色彩，这一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刘大白、刘半农就曾经尝试将民歌引入新诗；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努力践行左联的文艺大众化主张，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在新诗通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诗人运用信天游民歌体、陕北说唱等民间文艺形式抒情叙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身在国统区的老舍既放下身段创作通俗文艺，又将清代可配曲演唱的长篇叙事文体“子弟书”等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手法用于新诗创作，记游、绘景、叙事与抒情交织汇通，成就了一部雅俗交融、声韵饱满的长诗，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由于种种缘故未能实现写出万行、至少六千行长诗的宏愿，但是，《剑北篇》展开的宏大视野在抗战诗歌中当属首屈一指、难能可贵。
《剑北篇》之《小引》里就点出了抗战烽火征程乃是“中华复兴的大路” （《老》13:252）之时代主题，呈现出中华儿女奋起救亡的雄壮氛围。《剑北篇》中多处描写正面战场部队，如《潼关》写守军紧盯住对岸敌人的一举一动，用枪炮“把敌人——像些老鼠——困死在山洞！/有时候成群的强盗上了小船，/想控制住巨浪向城里进攻，/我们的枪比我们的黄河更不留情，/沉着的，准确的，使黄浪变成鲜红！”（《老》296—297）《南阳》赞誉一支有着光荣战绩的部队：“看，看那军旗，晓风里庄严飘洒，/……它曾高扬在南口的峻岭奇崖，/扫荡着倭寇像风卷荒沙，/在它的尊严光彩之下，/没有退避，只有冲杀，/每一条汉子都忘了身家；/这精神，教鲜血染赤了南口的风沙。/教狂傲的‘皇军’知道了惧怕；/……带着居庸南口的血色如霞，/又在台儿庄上吐放光华。”（《老》13:322—323）《秋林》描写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机关1939年1月起驻扎秋林带来的喜人变化，二十年来黄龙山里匪盗横行的“黄龙大学”，被培养抗战干部的“民族革命大学”取代，三五人家的小土岭变成了窑洞三百，“到晚间，山腰灯火，点点层层，/恍似远观香港，楼宇凌空！/土山对列，填涧成坪，/土坯的礼堂雄立当中；/这窑洞的文化，黄土的工程，/茅茨土阶，而美若王宫！” （《老》13:362）邓宝珊将军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即认同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邓宝珊担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坐镇榆林，与八路军和谐相处，共同保卫黄河防线。《清涧——榆林》一节里，作者欣喜地描写邓将军驻扎的榆林古镇：“长街十里，城扁街宽，/坚厚的墙垣，宽敞的医院，/铺户家宅，都略具北平的局面。”（《老》13:377）北平是老舍永恒的念想，如今他在榆林古城看到“略具北平的局面”，可见感情上的贴近。
更为可观的是对延安的倾情描写。《宜川——清涧》一节先写作者远远望见延安时的期待：“山光塔影，溪水回旋，/清凉嘉岭，夹卫着雄关；/我们期待着人稠影乱，/万家灯火，气暖声喧”；但初次所见却是：“暮色里疏星点点，/城里城外一片断瓦颓垣，/寂寂的水，默默的山，/山腰水畔微绕着流烟！”（《老》13:368—369）这是因为延安古城遭受了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可是，“这中华的铁链，紧紧相缠，/节节入骨，挣不开，扯不断，/使耀武扬威的人马啊，步步深陷！”（《老》13:370）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敌人休想炸断，诗人终于看到了炸不毁的延安：“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间，/灯光闪闪，火炬团团？/那是人民，那是商店，/那是呀劫后新创的：/山沟为市，窑洞满山，/山前山后，新开的菜圃梯田；/噢，侵略者的炸弹，/有多少力量，几许威严？/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在这里，长发的文人赤脚终年，/他们写作，他们表演，/他们把抗战的热情传播在民间，/冷笑着，他们看着敌人的炸弹！/焦急的海盗，多么可怜，/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老》13:370—371）当他再到延安，“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又唱出了新的歌赞：“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老》13:378—379）老舍向来无党无派，但对国家赤胆忠心，“九·一八事变”后，眼见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贪得无厌，而国民党当局却急于在南方“剿共”，遂不禁在《猫城记》里对政党政治左右开弓。“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艰苦抗日，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到访延安后亲眼看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情不自禁地在诗歌中表露出对边区的钦佩和赞誉。
慰劳团长途跋涉，穿越历史，贴近现实，慰劳将士，接触群众，老舍把一路的现实观感纳入长诗的视野：战事方面，有关隘的坚守、出其不意的奇袭、天时的助战、战役中的军民协同；“抗战建国”的建设方面，有交通运输、水力发电、兵器修造、农耕收获、山野土产、粮草、皮毛、碱与盐、油田、棉炭；日常生活方面，有老友邂逅、壮丁操练、士女游玩、儿童游戏、山东马戏；文化生活方面，有惊心的标语、通俗的壁报、河南坠子、汉调京腔。诗中也反映了战争造成的畸形：战时河口人称“小汉口”，“这浮动的繁荣虚掩着悲惨，/以肉身作资本的女儿就有好几千！/有的是蓬随风转！/有的是家破人亡，以耻辱换来茶饭，/民族的清白，啊，只能以抗战清算！”（《老》13:328）
作为纪游诗，《剑北篇》对名山胜川自然景色展开泼墨般描绘：“似巨鲸之口”的“那雄奇伟大的夔门”、“像野马狂奔”的群山、“插入青云”般的峰巅、“川北咽喉的剑门”，还有“终南山上的云气往还”、“泾渭二河的流入远烟”、华清池温泉“千古香暖”、太华莲峰早霞染红……更加令人大开眼界的是黄土塬上的别致景观：“初秋的西北，也许胜过春里的江南！/风轻露重，噢，金瓜赤枣的秋原！/似醉的高粱低垂着红脸，/微黄的谷，雪白的棉，/红梗儿的荞麦矮矮的成片，/噢，白云满天！”（《老》13:353） “远望成岭，岭上却还是田园；/一层一层，远入云烟，/处处是平地，处处又是土山，/每一座土岭之上是一望平川。/有时候两地之间，/隔着千丈的土涧，/在沟涧的两岸，/人们可以交谈，/若想握手，也许车走上半天！/有时候，上边是田，下边是田，/小小的村落却在中间，/几家窑洞，犬吠鸡喧，/壁立的黄土是天作的墙垣；/头顶着绿田，脚踏着绿田，/田下田上流着炊烟。/噢，这有趣的高原，/竖看成岭，横看成田，/不知有多高，也不知有多远，/千里万里，层层不断，/绿黄的地浪流往东南。”（《老》13:354—355）诗史数千年，可曾有过对塬上风光如此钟情的泼墨般描绘？诚如学者所赞：“《剑北篇》既是赞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歌，又是颂赞民族传统文化的歌，既是一曲期盼中华民族振翅高翔之歌，又是一曲鼓舞古国文化嬗变壮大之歌。”从气势之雄浑与视野之宏阔来看，《剑北篇》颇有南宋赵黻绘画长卷《江山万里图》的风致。长诗在丰盈的声韵中回响着历史的足音与现实的战鼓，徐徐展开的壮阔画卷中，有大江的汹涌与群山的险峻，也有小溪的清澈与高塬的厚重，有前线将士的殊死搏击，也有后方建设的可喜成就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与自然相依相生，历史的光荣与现实的生机动静交织。可以说，《剑北篇》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抗战时期江山万里图。
三、《四世同堂》的家国情怀
“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六年多，老舍全身心投入抗战洪流之中，在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文体多样的作品，但在他最擅长的长篇小说方面，仅于1943年12月11日完成了一部11万字的《火葬》。由于缺少生活体验，这部以沦陷区城市“文城”为背景的作品显得硬涩而漂浮，老舍不禁为此而焦虑。1943年9月9日，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子女逃离沦陷的北平，颠沛转徙，于11月17日来到重庆北碚，因战争而天各一方六年之久的一家人终得团圆。夫人向他和朋友们诉说自己在沦陷区的所见、所闻、所感，侵略者的一桩桩暴行，北平市民的各种反应，使得老舍对北平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屈辱和反抗有了真切的了解。北平，对于老舍而言，不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且是其创作的源泉。老舍心中沉寂多年的北京图景被激活了，压抑已久的小说创作激情在胸中汹涌激荡，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1944年1月，历史使命与创作个性相互碰撞、相互契合而激发的灵感终于付诸笔端，他开始了百万言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写作。尽管身体欠佳、杂务忙碌，且战局的连续受挫让人忧虑，但由于创作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熟稔其脉搏跳动气息吐纳的北平热土，老舍的笔触顿时活泼起来，文字也有了灵气。近百万言的《四世同堂》，不仅是老舍抗战时期乃至其整个文学生涯中的鸿篇巨制，也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长篇小说。皇皇巨著，犹如沦陷区的全景图，反映出人民的屈辱、苦难与反抗，呈现出黎民百姓强烈真挚的家国情怀，也折射出作家的宏大视野与人道情怀。
《四世同堂》不仅反映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反抗，而且着意表现北平市民家国情怀的淬炼与升华。作者在抗战的特定背景下，审视并鞭挞封建文化的负面性，发掘并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脉络，揭示中国文化精神更新的趋势与前景。其实，对文化传统破旧立新、传承发展，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使命。老舍的前期创作，在人性解放、个性解放等启蒙主旨的表现上颇下功夫；全面抗战时期，其创作依然延续着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启蒙线索，但民族解放与国家意识已经上升为主调。作品写道：“有许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的，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国民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国民的第一个责任！”（《老》4:48）正是出于这种觉悟，钱仲石舍生取义，瑞全赴汤蹈火。当有城市陷落，北平小学生被驱赶上街，挥舞着“大日本万岁”的小旗游行庆祝，就连不像仲石、瑞全那样具有自觉的国家意识的人力车夫小崔也愤慨万分，骂道：“不知道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的汉奸——出的这样的绝户主意，教学生们在国庆日到天安门去向敌人磕头。”（《老》4:271）钱默吟由孤芳自赏的文人变成一个为国家复兴而不畏牺牲的勇士，在他散发的“神符”上藏着一首诗：“用滴着血的喉舌，/我向你们恳求：/离开那没有国旗的家门吧，/别再恋恋不舍！/国家在呼唤你们，/像慈母呼唤她的儿女！/去吧，脱去你们的长衫，/长衫会使你们跌倒——/跌入了坟墓！/在今天，你们的礼服应当是军装，/你们的国土不是已经变成战场？……走吧，国家在呼唤你，/国——家——在——呼——唤——你！”（《老》4:472—473）瑞宣读了这首艺术上算不得怎么好的新诗，内心被深深触动。虽然一时无法像三弟瑞全与钱默吟那样投入抗日斗争，但他许诺资助刘棚匠家人以支持他出城抗日，到后来更是自己直接参加地下抗日斗争。尤桐芳四岁被拐卖，八岁学艺，十三岁被师傅强暴，后来被卖给冠晓荷做姨太太，她虽然身世凄苦、地位卑微，但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个小妇人，而也是个国民，她必定能够作出点有关于国家的事”（《老》5:676—677）。后来，她果真怀揣着手榴弹去了有日本军官在场的游艺会，虽然由于日本军官开枪破坏了她扔手榴弹的计划，但为保护中枪的文若霞，尤桐芳当场遇难，也不失为以身殉国的巾帼烈士。国家，在平常的日子里，对于普通的北平市民来说，似乎与己无关，待到家园被侵占、践踏、掠夺，北平市民才会切身感到国家的价值。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沦陷八年之久的北平在交接之前，日本兵尚未解除武装，但日本人降下来太阳旗，中国人则终于挂出了自己的国旗。此时的北平，即使没有像延安、重庆、昆明等地那样为胜利而游行、欢呼，但重新升起的国旗还是给了人们些许安慰。
《四世同堂》揭示出民众的国家意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嬗变历程，展示出中国文化在抗战中吐故纳新、淬炼升华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也痛切地指出传统文化里的惰性，尤其是犀利地批判了其中腐蚀灵魂的糟粕。老舍素以笑与泪交融的幽默讽刺见长，这部愁云笼罩的《四世同堂》里，也不乏喜剧的光芒。愁城泪眼，不仅有悲痛之泪、郁闷之泪，也有微哂之泪、讥刺之泪。祁老人有一种皇城根下老北平人的傲气，自信只要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若有兵荒马乱，就“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老》4:3）。日本人侵占北平八年有余，欺压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祁老人束手无策，连子孙也性命不保。即使是抗战胜利后，他仍以四世同堂为最高理想，但是，经历了这场国难，他毕竟意识到国若不保、家亦难存。作者以幽默的笔触刻画祁老人的性格，让人不禁流下交融着同情与微哂的酸涩之泪。科学家牛教授城府深、学问大，自以为可以超脱世事，但是，日本人岂能轻易放过他。牛教授被来历不明的两枪吓破了胆，屈身附逆，出任北平伪政府教育局长。因为“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老》5:659），结果掉落进汉奸的泥淖。如果说对牛教授这样的角色主要是痛惜其缺乏国家意识的糊涂，鄙视其人格的软弱，那么，老舍对待冠晓荷、大赤包、瑞丰、菊子、李空山、蓝东阳之类利欲熏心的汉奸，则是给予其辛辣的讥刺。具体来说，作者大致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自私、贪婪、鄙俗、无耻、残忍的尽情暴露，让其在可恶至极的同时也见出荒唐可笑。如祁瑞丰是祁家的不肖之子，鼠目寸光、私利至上、自作聪明，毫无混迹官场的能力却削尖脑袋谋求官职，结果屡屡碰壁，伪科长的交椅尚未坐热，就被莫名其妙地撤了差，连自己的妻子也另投蓝东阳的怀抱，正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见特务仗势欺人有利可图，便冒充特务寻机谋利，没想到最后反倒送了命。二是肖像、举止的漫画式描写，让其尽显丑陋乖张。冠晓荷对日本侵略者极尽谄媚之能事，见到上门抄家的日本宪兵，他“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指头尖上，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老》5:855）。大赤包颐指气使，“她的喜怒哀乐都是大起大落，整出整入的；只有这样说恼便恼，说笑就笑，才能表现出她的魄力与气派，而使她像西太后”（《老》4:54）。大赤包到祁家为瑞丰“荣升”科长贺喜，她的声势浩大，第一声笑吓跑了树上的麻雀，第二声笑吓退了两个孩子，第三声笑把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赶到炕上去睡倒，而且都发出不见客的哼哼。不无夸张的描述既表现出大赤包的粗野，同时也反映了祁家人对她的厌恶。三是恶人恶报，不得善终。如出卖钱默吟、百般讨好侵略者的冠晓荷，最后被主子填进“消毒”的巨坑活埋；费尽心机谋取到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大赤包，到头来被主子抄家关押，发疯而死；毫无廉耻、攀附汉奸的胖菊子，想当这个所长而不得，自己却沦落为妓，漂泊异地，不知所终；奸邪浅薄、自作聪明的蓝东阳，去日本葬身于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等等。把反面人物的卑鄙无耻作夸张性的描写，继而写出恶人自有恶报的结局，借助命运之神来惩罚并嘲弄他们，这种带有浓郁民间文学色彩的写法，对于作者与读者而言，疏解愤懑的心理意义大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虽然喜剧分寸感的问题或有探讨的空间，但幽默与讽刺的确加强了对邪恶势力与文化弊端的鞭挞力度，使文化批判能够自然地渗入这部沦陷区题材的作品，进而扩大了主题视域。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由喜剧性格、喜剧场景、幽默语调等构成的喜剧色彩，与沦陷区生活的悲剧氛围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二者既有反衬效应，也有调节作用。愈是悲剧氛围凄冷，愈能见出喜剧性的荒诞；反之，愈是加以喜剧性的适度张扬，就愈能强化悲剧效果。从阅读心理来说，适度的喜剧穿插多少能够缓解一点悲剧带给读者的巨大压力。悲喜剧交融是老舍创作自始而来的风格特征，《四世同堂》在复归作者所熟悉的创作热土的同时，也保持了他所擅长的幽默风格。这样一来，他就获得了如鱼得水般的创作自由。
《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但视野却远远超出小羊圈胡同乃至北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一时震开了北平人头上的黑云，“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老》4:82）。保定失守，大战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台儿庄大捷，广州陷落，武汉撤守，长沙大捷，汪精卫叛国，欧战爆发，珍珠港事变及其引爆太平洋战争，美国轰炸日本本土并投放原子弹，日本投降等，都能在小羊圈胡同听到回响。第三十六章以“杏花开了。台儿庄大捷”（《老》4:419）开篇。台儿庄大捷是正面战场抗战的第一次大捷，此处的“杏花开了”，既是阳春三月自然景象的写实，也是为胜利而喜悦的抒情。第七十九章描述又一个“七七”到了，“日本人把五色旗收起去，而卖给大家青天白日旗。旗上还有新添的一条黄布，上面印好：‘反共和平建国’。他们不认识这个黄条，也不信上面的那几个字。低下头，他们不敢再看那骗人的旗子”（《老》5:962）。这里写出了北平市民对南京汪伪政府的反感，也留下了日本操控伪满傀儡政权篡改民国初创时的国旗五色旗与汪伪政府篡改民国国旗的痕迹，细节描写具有历史价值。说韵梅善良、坚韧时，顺带赞誉乡间的妇女“因男人去从军，而担任起筑路，耕田，抢救伤兵的工作”，并称颂东北的抗日女英雄们“骑着快马，荷着洋枪”，“在森林或旷野，与敌人血战”。（《老》5:971）
第八十二章通过瑞全西北行之所观、所感，描写黄土高原所代表的大后方，表现抗战使都市青年更认识到中国的广博与潜力。“中国，现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颤抖。”（《老》5:989）河流与村庄带有似乎原始的坚实与纯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他也爱那些脚踏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耕植的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只要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就（哪怕他们自己须挨饿呢！）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他们没有北平人那样文雅，聪明，能说会道，可是他们，他们，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中国是他们的。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兵。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势，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假若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却知道日本人不讲理。这就够了。他们全用血肉和不讲理的人见个高低。因为山川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着散漫，可是文化的历史与传统的道义把他们拴到一处：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老》5:989—990）瑞全到西北与乡民们一起工作、一块儿抗敌，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乡民，也向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唱歌、演戏、写文章、骑马放枪，甚至认定了红裤子绿袄的乡下姑娘比北平的招弟更好看。瑞全的西北之行，不仅展开了一幅恢宏抗战图——其中有壮阔古朴的河山，有觉醒的抗战军民，有血染的战场，有敌我反复争夺的土地，也有军民的生产生活，还有当局对民众和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古怪眼色；而且谱写出一部都市知识分子的心灵奏鸣曲——第一次离开北平时，瑞全还只是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待到四年后西北归来，淬火成钢，眼界大开，沉稳坚韧，他“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当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老》5:1032）。
作为一部控诉与抨击日本侵略罪行的小说，《四世同堂》在日本竟也受到好评。这不仅因为早在1943年即已出版的《骆驼祥子》日译本为老舍赢得了盛誉，更因为《四世同堂》在抨击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时，也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院的日本老妇人，两个侄子被征调去战场当炮灰，侄媳妇被征为营妓，两个年幼的孩子成为孤儿。当时，到前门车站去接阵亡者骨灰的日本人何止一人，美国投掷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更是殃及大量日本平民。更为日本读者所钦佩的是，老舍也刻画了一号院日本老妇人所代表的清醒的日本人，并且给予的笔墨远远超过对骄横者、凶蛮者、顺从者、陶醉者的描写。这位日本老妇人生在加拿大，长在美国，后来随其父在伦敦经商，看见过广阔世界，知道日本军队的罪行，她痛恨日本的命运为军国主义者所掌控，也从战争狂人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乃至“珍珠港事变”看见了日本必败的结局，为日本民族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深表不安、真诚道歉，并安慰忧心忡忡的瑞宣：“你的敌人早晚必失败！”（《老》5:821）老舍“消解了日本老太婆的民族身份认同感，进而将其塑造成一位有着全人类宏大视野的理想形象。这位超越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日本老太婆形象，寄托着老舍心目中的理想和乌托邦想象。老舍将自身对于战争的仇恨、对于和平的憧憬及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都体现在了这样一个异国形象身上”。
在既往的研究中，老舍的幽默风格和语言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论及抗战书写，则多以为其精神可嘉而成绩不大。然而，综上所述，老舍的抗战书写起步早、视野广阔、感情真挚、思想深邃、中华民族认同自觉、国家至上色彩强烈，这不仅对于加深认识老舍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建树进而准确叙述现代文学史上贯穿始终的救亡图存线索十分必要，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现代进程亦有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