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到底有多少人？
《三国演义》里，对兵力有夸张的描写，袁绍官渡之战集结了七十万大军，刘备伐吴也出动大军七十万，诸葛亮北伐动辄三四十万，曹操赤壁之战更是集结了惊人的八十三万。这是对三国人口规模明显的误解。真实的三国人口处于中古时期的大低谷，根本支撑不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数量。那么，史料中统计的三国人口数量，就一定是准确的吗？
一、总人口仅800万？
三国人口以其出乎常理的少，在历朝历代都出了名。据《三国志》《晋书》等记载，蜀汉灭亡时（263）有户28万，口94万，军队10.2万，官吏4万，把军队、官吏加入户口共约108.2万人。孙吴灭亡时（280）有户52.3万，口230万，吏3.2万，军队23万，后宫0.5万，总计约256.7万人。再加上曹魏的443万人，共约807万人。当然，这并不是最权威的计算方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各国的军队数量和官吏、后宫数量本身就包含在总人数中，所以唐朝人杜佑编纂的《通典》将三国人口数记为7672881人。
采取什么计算方法对三国总人口影响并不大，哪怕是800万人，也是中国古代人口史上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低谷。自秦汉至唐朝，几个最为繁盛的朝代人口峰值差不多，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人口达到1223万户、5959万人。东汉的人口峰值出现在桓帝永寿三年（157），共约5648万人。隋炀帝时约4601万人，唐玄宗时5291万人。总人口突破6000万要到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才实现，注籍户口达到6069万人。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称北宋徽宗时期，加上北方的金国、西北的西夏以及吐蕃、回鹘、大理等地，总人口估计过亿，但因没有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我们就不多论了。依据唐以前人口峰值上下波动的区间，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在两汉至隋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出现重大改善的条件下，古代农业生产水平能够供养的人口规模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高峰应当是五六千万。三国人口比东汉峰值减少了85%，若这一数字属实，真是一场人间浩劫。
在这样少的人口基础上，三国军队绝无可能动辄70万、80万，赤壁之战曹操兵力大约仅有20多万，诸葛亮北伐的最大值也不会超过10万人。《三国演义》只不过是艺术化的夸张罢了。各地实力派们对日见稀少的人力资源都非常重视，打仗掠取资财的同时，对敌国、敌对势力的人口进行掠夺成为重要内容。例如孙权创业过程中，攻打庐江太守李术于皖城，破城后“徙其部曲三万人”，打黄祖破江夏郡，打了两次每次都掠夺数万口人民而还。赤壁之战前曹操追击刘备，演义描写的经典场面刘玄德携民渡江，仅从仁义角度很难解释刘备的动机，在紧迫的生存危机面前奢谈仁义过于牵强。刘备携带大批士民南逃，不过是为了控制一定人口。后来刘备在西川立业成功，与曹操争夺汉中，局面反转曹操大败，曹氏丢掉汉中城池，却把汉中老百姓全部迁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街亭失利退兵，慌乱之中仍不忘把西县千余家老百姓全都带到汉中，千余家大概五千余人，诸葛亮也不舍得放弃，可见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我们不能忽视有些军阀会进行灭绝人性的屠城，例如曹操报父仇打徐州，把五个县杀得没有人烟，但重视人口、争夺人力资源应当是各家实力派的共识。
二、统计方法有问题
为什么人口会出现这么剧烈的下降呢？自东汉桓灵天下紊乱，到三国对峙局面形成，中间经历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论其烈度没有哪几个时代能比。主要原因是东汉皇帝权威彻底丧失后，各地以州为单位，几乎所有地理单元都出现了割据自雄的实力派，举其大者，如谯郡曹操、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淮袁术、江东孙策、南阳张绣、汉中张鲁、益州刘璋、辽东公孙康、徐州陶谦、陇西马腾、交州士燮等等。如此混乱程度，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无法与之相比，十六国时期至少南方的东晋是完整的，五代十国的中原地区也是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出现汉末以州为单位互相对抗厮杀的高度混乱局面。
但是以动乱来解释人口大量消失，似乎也不够充分，毕竟军阀们也不会灭绝人性地一杀到底，对自己治下的老百姓会正常地统治和管理。西晋统一后，太康年间统计户口，人口几乎一夜之间翻倍，达到1600多万人，以自然增长率来看这简直是神话。西晋短暂统一只有三十来年，马上爆发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五胡十六国在北方迭相登场，又出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现状，慕容氏前燕国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进行大括户，居然统计出将近一千万人口。前燕的统治区域只有曹魏的一半，而人口居然比三国整体都多。显而易见，动乱固然给汉末人口造成损失，但这么离奇的大低谷肯定别有原因，而非人口大量死亡。
除了战乱和饥荒带来的直接人口损失，三国人口下降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账面上的因素，即统计方法和统计程度问题。众所周知，在清朝雍正年间真正实现摊丁入亩以前，中国古代无论哪朝统计人口都比实际人口偏低，这是利益驱动使然，贫穷无依之人隐匿到富户、豪强门下，只为地主提供利润，地主自然会不遗余力地使他们在国家户口中“消失”。尤其到了乱世，拿锄头的农夫加以武装，就是可以割地自雄的资本，汉献帝曾下令让徐州陶谦解散部曲僮客，但陶谦始终拒绝，他赖以割据徐州的就是他手下那几万人。
三国人口减少，相当程度来自于户口隐附。所谓户口隐附，就是本来该纳入国家统一户口中的百姓，转入豪强、贵官、大地主名下，由他们支配和管理，不再向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曹魏大将李典的宗族部曲多达三千余家，曹仁、曹洪、许禇、阎柔、田畴等都有多少不等的私兵部曲，蜀汉糜兰有僮客万人，东吴豪强拥有的部曲更加惊人，周瑜、鲁肃、陆逊都是拥有大量部曲的豪强，魏将邓艾分析东吴形势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东晋葛洪《抱朴子》亦云：“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限，田池布千里。”豪强拥有的私人武装和物质力量已经强大到威胁吴主统治的地步。
三国的君主们并不是不想把这些隐附入豪强大族手里的老百姓解放出来，但曹操、刘备、孙权自己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不可能也不敢过于得罪豪强们，只能有限斗争、有限解放部分户口，魏、蜀做得相对较好，孙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部曲问题，所以邓艾才有所谓“足以建命”之语。这也不独是三国时代的难题，历朝历代大多实行的是人头税，只要按人征税，总会有人钻空子藏户口，只不过天下太平、朝廷征税少时隐藏户口的少，天下大乱、苛捐杂税重压之下隐藏的多一些。
除此之外，三国还实行了屯田制度，以及并行兵户、吏户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都从国家正规编户齐民中抢走大量人口。比如屯田制度，魏蜀吴都曾组织过大规模屯田，把流亡或失地的农民编入一定生产组织，拨给荒废了的田地进行耕种。朝廷派官管辖，即所谓典农官、屯田都尉等等，屯田收入按六四分成或五五分成（后期严重到官八民二），流民不用承担赋税和徭役，只要剥削不是特别重就可以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因此得以长期存在。屯田的农民不列入国家编户，人口数量不可低估，这对国家总人口统计造成了较大影响。西晋统一后下令罢废屯田，所有屯田组织就地纳入所在郡县，屯民转为正规的编户齐民，户口突然暴涨，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无论有多少因素，三国人口比汉桓帝时锐减85%，幅度实在过大，令人不可置信。而且三个国家互相对峙，还能连年征战，以区区不到八百万人口，能制造出这么大的动静吗？
三、真实的人口数量
随着近世对三国时代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发展，人们掌握了更多探究历史真相的工具，逐渐发现古史对三国人口的记载存在很大误区。
依据最基本的社会规律和常识，以七百多万人供养三国总计八十多万军队以及数十万完全脱产的贵族、官吏，不到九个人供养一个脱产者，在那样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从蜀汉的军民数字对比看出不对劲。
相对民户来说，军队数字员额相对固定也方便统计，蜀汉亡国时向曹魏呈报的册籍中说明军队数量为10.2万人。试想，94万人供养10万人马，还有数万官吏，维持基本生存都已属难能，怎么还能支撑得起连年征战？蜀汉必然有大量能够生产粮食但不纳入国家户口的老百姓。《晋书·地理志》的一条记载便有端倪，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20万、口90万。这个数字与42年后蜀汉灭亡时基本相同，只有4万人的差距。然而这42年间，除了北部汉中、陇西一带发生战事，以及遥远的南中发生战争，汉中和蜀中内部基本保持稳定，诸葛亮治蜀又颇有成就，《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而且还大量强制迁移南中百姓到蜀中纳入官方户口，人口理应出现较大幅的正增长，何以42年间几乎停滞呢？蜀汉一定也有相当数量人口隐附在豪强地主家，以及大量的军屯、民屯户，都未纳入国家编户。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因屡屡受困于粮草不继，便在渭南分兵屯田，可为明证。
那么如果挤掉各种水分，把各种未纳入国家编户的人口都算上，三国人口大约有多少呢？目前受制于史料奇缺，尤其是《三国志》只有本纪、列传而没有食货、地理、州郡一类的志，没有关于人口的直接记录，要准确地统计出三国人口数，尤其精确到几百几十甚至个位数，根本无法做到，只能根据各类旁证材料，做出大致的估算。目前学界对三国人口的共识是，三国人口谷底出现在曹刘孙三家形成对峙局面之时，三足鼎立基本稳定后，人口便恢复了自然增长，虽达不到治世盛世的程度，但至少是在增长。那么大约有多少人呢？
王育民先生所作《中国人口史》的推论最具有代表性，该书以隐附户口、兵户、屯田户、吏户等未计入国家编户的人口，以及大量逃亡人口等，作为切入点做了归纳统计，以户均口数大约五六人估算，推断汉末三国人口最低值约475.2万户、2653.9万口，西晋统一前夕达到最高值，约3798.8万口。葛剑雄先生所作《中国人口史》大致也认同这种统计方法，但对王书的一些推论做出进一步修正和补充，认为王育民的推论过高，真实的谷底数字大约在2224至2361万，三国末期约3000万。真实数据湮没无存，能做出这样的估算是目前的史料条件的极限了。将来会否出现像睡虎地秦简一样的珍稀史料，为我们更精确统计三国人口数量提供便利呢？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