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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的一首《罗刹海市》带火了淄博的聊斋园，游客人山人海。蒲松龄是淄博人，他的故居自然是游客关注的对象。连带着同为淄博人的王士祯的故居，也受到游客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士祯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古色古香的琉璃厂东街向北，有一条狭窄的封闭式胡同，因位于火神庙西侧，被称作火神庙西夹道。清朝末年，改称西太平巷。全长90米、宽约1.3米至3.4米的西太平巷，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小胡同。这条胡同的5号院院门旁边，悬挂着一块黄色标牌，上面的文字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王士祯故居”。

大名鼎鼎的清代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王士祯在京做官期间，曾在这里居住。据说，他在北京南城还有另外两个住处，分别为慈仁寺（报国寺）和保安寺。王士祯在西太平巷5号居住时，庭院里有一株粗壮的紫藤，所以他将自己的宅院命名为“古藤书屋”。现在，这座院落为民居。

学霸诗家 文坛领袖

古藤书屋的主人王士祯，自幼聪慧过人。他5岁入家塾读书，7岁熟读《诗经》。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接连获得县、府、道第一名。17岁乡试中举人，21岁会试中进士，这在科举史上是罕见的，堪称学霸。另外，他的书法童子功亦非同小可，9岁即能草书。此后，书风与诗风一样，历经数次变化，早期率真狂放，中年以后潇洒俊逸，韵味悠长。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任户部郎中时，康熙皇帝问一位内阁学士：“当今博学善诗文者，哪个人第一？”那位内阁学士回答：“为首应是王士祯。”康熙皇帝又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等大臣，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当推王士祯。于是，康熙皇帝在懋勤殿召见王士祯，命其即席赋诗。王士祯的出口成章，令康熙皇帝大为赞赏。此后，他改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升任侍读，入职南书房。对王士祯的才学和诗文风格，康熙皇帝颇为欣赏，称赞他“博学善诗文”、“诗文兼优”，并下诏让他进呈书稿。王士祯甄选诗文300篇，辑为《御览集》，呈送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时常阅览。对一个文人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荣耀。那一年，王士祯38岁。

王士祯诗文虽好，却从不以诗文向权贵献媚。权臣明珠做寿时，众官员趋之若鹜。有个大臣试图趁机讨好明珠，手持千金作为酬资，请王士祯代作一首阿谀吹捧明珠功德的祝寿诗。王士祯当即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也。”身处勾心斗角的官场，却不同流合污，难能可贵。

以诗文名扬天下，并被公认为文坛领袖的王士祯，主要成就在诗文创作及诗文理论方面。他一生创作诗歌4000多首，著有《渔洋诗集》《渔洋续集》《蚕尾集》《蚕尾后集》《过江集》《白门集》《神韵集》等数十种。在诗词创作方面，王士祯是“神韵说”的践行者，但他提出这一主张后，并未系统阐述。有人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并举，同时侧重于古淡闲远，简称“并举说”；二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简称“统一说”。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其学术价值在于，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所执着的具体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谓别开生面。

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祯在实践“神韵说”，并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同时，突破了正统文坛和文人偏见，重视并高度评价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形式，在小说、戏曲、民歌、书画、藏书、史论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文学作品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雅俗共赏。

体恤民情 为官清廉

王士祯，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人。他的原名叫王士禛，逝世10年后，雍正皇帝即位，因“禛”字犯忌讳，改称士正；乾隆年间，又因“正”字与原名发音不同，改为士祯。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王士祯，自幼受到淳厚家风的熏陶。在山东新城，人才辈出的王氏家族被称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300多年间，这个家族出了30位进士、52位举人、158位贡生，为官者100余人。当地人戏称“王半朝”，意思是王家的官员可以组成半个朝廷。因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山东桓台境内至今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砖牌坊，上面刻有明代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字。

王士祯的父亲王与敕教子有方，四个儿子中有三个考中进士，分别为王士禄、王士祜和王士祯。他们走上仕途后，均以政绩和诗文闻名于世。父亲对王士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为国效力，泽延后嗣”。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士祯从家乡启程赴扬州担任推官。父亲考虑到他年少为官，缺乏经验，而且是掌管司法事务，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一旦闪失非同小可。于是，便随王士祯一同前往，以随时监督儿子的言行。作为王家第八代传人，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又兼清初文坛领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均有很好的口碑，这与其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从初仕扬州推官，到后来逐步升迁，直至跻身六部九卿之列，王士祯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秉持“居官以得民心为主”的从政原则，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佳话。王士祯赴任扬州推官前，那里每年四月琼花盛放时都举办迎春会，兴师动众，锣鼓喧天，官员的轿子招摇过市。观花后，各级官员聚饮欢庆，纵情于声色犬马，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所耗费的钱财悉数由当地百姓均摊。王士祯到任后，力谏知府取消会事，以正官风、平民怨。由于他态度坚决，“迎春会”最终被取消，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使王士祯成为一个清正廉洁、体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在扬州为官期间，他审结了“盐商积欠税银案”、“通海大案”等多年积案。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他始终坚持“民心为上”的原则，既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又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和敬重。王士祯离任后，当地百姓感念其恩德，在扬州修建了“三贤祠”。所谓三贤，即曾在扬州执政的三位清官——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他们都曾造福当地百姓，人们为他们塑像，以寄托对他们的敬仰之情。

入京为官，直至成为刑部尚书后，王士祯始终秉持这种宽政爱民的作风。他宦海生涯45载，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终成一位名垂史册的清官廉吏。康熙皇帝对王士祯的评价是，“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佳”。

迷恋藏书 手不释卷

作为清代著名藏书家，王士祯在京为官30年，所得薪俸几乎全都用在了购书上。他与顾炎武、孔尚任、朱彝尊、翁方纲等清代文化名人，同为报国寺旧书市场常客。当时，汉族大臣大都居住在南城，报国寺旧书市场便成了知识分子扎堆相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淘书，顺便交友联谊。

相传，有一位士子屡访王士祯不遇。有人告诉他，你去慈仁寺（报国寺）书摊，必能找见。士子照办，直奔慈仁寺，果然看到王士祯正在书摊选书。

正如巴尔扎克迷恋咖啡馆一样，王士祯迷恋报国寺书市。他不在家，就在报国寺书市；不在报国寺书市，就在去报国寺书市的路上。王士祯曾在《香祖笔记》中记述他的淘书经历：“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西河沿，余惟琉璃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有人说，王士祯的购书史可以视作琉璃厂书肆前传。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士祯，自幼手不释卷。他的家庭藏书颇丰，后因战乱散佚过半。进入仕途后，他借别人的藏书目录做副本，不断购书。康熙四十年（1701年），王士祯请假告归，行李极其简单，却拉了几车书随行。他的弟子禹之鼎有感于此，特意画了一幅画，取名《载书图》。王士祯的池北书库闻名遐迩，据《池北书库藏书目》记载，藏有宋元明版本近500种，每本书下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朱彝尊曾撰写《池北书库记》，王士祯的藏书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王士祯既是藏书家，又是图书鉴赏家。遇书商抬高书价时，只要说“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过”，即可避免花冤枉钱。王士祯有数十枚藏书专用图章，分别刻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那些藏书章和盖有藏书章的图书，是他一生一世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