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作者探考乱象例说
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有的小说作者没有署名，有的用了化名，有的虽然知道作者名字，但其生平经历也难以稽考。但是研究作品，了解作者是题中之义，所以古代小说特别是几部名著作者成为研究的热点。尤其是《金瓶梅》和《红楼梦》，提出的作者都有六七十人之多。其中出现了不少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规范的所谓研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怪现状。
一、研究作品的作者要科学、严谨
研究作品的作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主要从文献记载、文本细读、文意探求三方面着手，竭力收集资料，包括题署、序跋、著录、笔记等相关文献，考察作品时代背景，认真分析作品文本，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等。在古代小说七部名著中，《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作者蒲松龄和吴敬梓基本没有怀疑和争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没有异议，但其生平经历所知甚少，还有一些争议，如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还是山东东平人等；《水浒传》作者也不外施（耐庵）罗（贯中）二公，但有关他们的个人资料也所知无几；《金瓶梅》《红楼梦》作者的争论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王古鲁等老一辈的学者开辟道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海内外许多学者努力探求，把名著作者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违反科学研究精神和学术研究规范的现象，主要是把考证变为对材料猜想式的解读，索隐成为捕风捉影式的推断。
我们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举几个有趣的说法。《金瓶梅词话》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古称“兰陵”的地方是现在的山东枣庄峄城区或江苏常州武进区。也有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是把有点名气的兰陵人和嘉靖间大名士做了种种猜测和推考,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汤显祖、王稚登等多种说法。兰陵是地名，考察兰陵名人，也令人生厌，于是对兰陵做了新解。认为这个“兰陵”不是作为地名，而是指“兰陵美酒”,李白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的诗句。“兰陵笑笑生”就是以酒为乐、有酒常乐的人。也有人认为，“兰陵”是指“兰陵王”。根据《北齐书》《旧唐书》等记载，有一种歌舞戏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不但英俊而且武艺高强，常常戴着“代面”（假面具）出战，勇冠三军，老百姓赞扬他，编了歌舞戏，表演他英勇杀敌的故事，称为《兰陵王入阵曲》。据此，有人推论：《金瓶梅》诚然是一部奇书,充分显示了作者横溢的才情,但毕竟有着众多的秽笔。作者既欲将此书传诸后世,又恐世人讥其“淫”,于是,戴着假面具,“指靡击刺”的“兰陵王”就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躯壳。作者躲进“兰陵王”的“代面”之后,笑对人生,浓笔酣墨,极尽暴露之能事——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而且作者此一署名,可能还有笑看当世或后世诸生何时才能揭开这一“代面”之意。[1]
《红楼梦》无论是考证派或是索隐派，趣事也不绝如缕。
《红楼梦》是写曹寅家事，这是考证派的共识。但曹寅的子侄情况相关资料太少，除曹颙为曹寅亲生这一点无异议外，对于其他如谁是曹寅胞弟、谁是堂弟，曹寅的生子情况及过继情况，曹寅侄辈的情况，曹雪芹的生父问题及连带的雪芹是否为曹寅嫡孙等问题，各家都有不同说法。于是在提出作者新说时，研究者们都尽力使新作者和曹寅扯上关系，但苦于缺乏文献，故普遍使用“过继”法：把曹頫、曹顺、曹渊（颜）、曹竹村等人“过继”给曹寅。
民国初年,索隐派中有两部著作影响最大:其一为王梦阮与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经过详细索隐,王、沈认为《红楼梦》写的就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的故事,而董鄂妃就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董小宛。这类称为逸事索隐派,主要是在名流显宦的风流逸事中寻找《红楼梦》小说的线索。如说《红楼梦》是写康熙朝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说小说是写和珅家事的;还有说是写金陵张侯家事的；等等。这些都是围绕着清廷的贵族豪家来展开索隐的。其二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这派联系政治斗争来索隐，或认为《红楼梦》是悼明反清、明清争夺天下，或是往后推，说是反映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
从1921年开始,胡适陆续发表了《红楼梦考证》(1921)等一系列有关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俞平伯则出版了论文集《红楼梦辨》(1923)。这一系列文章、著作奠定了考证派红学的基础。他们的研究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同,索隐派受到沉重的打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著作,但已不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胡适唯心论的同时,索隐派也被认为是胡说八道,更是唯心论无疑,因此在大陆销声匿迹。但是,在海外复活了，如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出现了索隐派文章，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酷的权力斗争为背景,把对秦可卿的索隐作为突破口,把皇帝及其拥护者称为日派,把废太子胤礽、他的儿子弘皙及其追随者称为月派，日派和月派为夺取皇位展开殊死搏斗。因为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影响最大。
近年索隐派还是按照蔡元培所举出的“一、品性相类者;二、逸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的方法，竭力索隐《红楼梦》与明清之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提出洪昇、吴伟业、李渔、冒襄等。举个例子吧，如顾景星说。这是王巧林于2012年提出的：“曹雪芹一名，并非真有其人,不过是作者的一个化名而已。书中的吴玉峰一名亦然。根据本人历经数年的研究，该书作者不是主流红学家所说的满族旗人曹雪芹,而是康熙间名士曹寅的舅父、祖籍江南昆山的湖北蕲春人顾景星!实质上，‘曹’和‘吴’的真实含义都不是姓，‘雪芹’和‘玉峰’也不是作者的真实名号,而是同为作者赋予特别含义的两个化名。“曹雪芹”三字隐含的是作者家乡蕲州两次遭到张献忠血洗的屠城，也即雪芹隐喻血蕲。因为古代芹即蕲，蕲即芹,在古汉语中两字互通。当然,还有别的含义。吴玉峰则是隐含作者的祖籍吴地的昆山(玉峰)。就是说,这两个名字隐含作者的两个家乡,即蕲春和昆山。而且，书中的顾虎头，更是顾景星的一个别号,只不过是作者借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小字委婉地说出罢了,令人燕石莫辨。皓首穷经,锲而不舍。”[2]
二、《西游记》作者问题
下面我们看看《西游记》作者研究的情况，虽然没有《金瓶梅》《红楼梦》热闹，但也旷日持久，争论不休。
《西游记》作者有吴承恩说、丘处机说、陈元之说等。经鲁迅、胡适、苏兴等研究，吴承恩说占主流地位。主要理由是:从文献记载看，《天启淮安府志》卷一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从作者性格和作品风格看，他“性敏而多慧——复善谐剧”，写过志怪小说《禹鼎志》,而且他的诗歌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与《西游记》的风貌相接近。但也受到章培恒和日本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等海内外学者的质疑。与此同时，提出了“华阳洞天主人”，是被明仁宗赐号为“长春真人”的高远等。在这些提出的新人选中，有较大影响和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黄永年提出的鲁藩或藩府宾客说。他在《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以及《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中，根据世本陈元之《序》中关于《西游记》作者与明代藩王府有关的线索，结合明人周弘祖目录著作《古今书刻》山东鲁府刻有《西游记》的记载，首次推测《西游记》出于山东鲁府，作者当为鲁藩王或鲁藩府宾客。他认为《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联系世本陈元之《序》中所说《西游记》或出藩王府的话，他推断作者当与山东鲁王府有关。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阐释的是黄霖，他经过多方考证，断定这个“鲁王”便是“嘉靖二十八年才去世的鲁端王朱观，而不是他的儿子恭王朱颐坦”。后来黄霖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西游记》研讨会上重申这一观点：“根据有《西游记》最早书志《古今书刻》的著录、最早提及作者问题的实际情况，《西游记》可能是出于某鲁王或其幕僚。”[3]
三、《西游记》一部新评注本
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新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了一部署“原著（明）华阳洞天主人，原评（明）李卓吾，孤往山人评注《西游记》”。也就是说，这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孤往山人做了评注的当代人的《西游记》评注本。
在这部书里，孤往山人（以下简称评者）写了前言，阐述他对《西游记》的深入解读和主要观点。在全书正文之后，写了一篇跋，即《西游记作者考证》，提出石破天惊的新见：《西游记》作者是李卓吾。他对全书做了详细的批注，阐述他对作品的理解和看法。
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西游记》评点本。
评者说：“通过对本书的解读，我们将会发现，它实际是一部探讨人类心性的哲学巨著，一次中国哲学思想的荟萃，一部修心的大作，一部能解脱人类痛苦的心理学经典，是用人魔映射进行心理分析的鼻祖。”[4]5
这是他对《西游记》的总体看法。
对作品里精彩纷呈的神魔故事，他认为：“所谓的神通，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和筋斗云，也不过是借神话体现心性的多变和心念的迅速；形形色色的妖魔，无非种种不善之心的抽离和在灵性层面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上根本没有超出人能力范围的神仙。然而，心性又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奇迹，大能包含宇宙，小能入于毫厘，千变万化，善能成佛，恶能成魔。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又都充满神通。这是《西游记》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思想。”[4]4
他在阐述《西游记》的主题和主要思想的同时，指出它的现实意义：“随着技术和科学进步，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和寿命都有显著提高，但贪欲导致的各种心理痛苦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有必要回归本心，从哲学的角度对人性进行审视。这是重新注解本书的现实意义。”[4]4
评者对《西游记》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同意他的观点，但值得我们认真阅读，从中得到启发，使《西游记》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四、评《西游记》作者李卓吾说
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作者李卓吾说。考证小说作者主要是从文献记载、文本细读、文意探求三方面着手。
1.从作品的思想倾向看
作者提出李卓吾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过去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李贽学说抨击伪儒学，扬佛崇道，所以被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所吸纳。虽然没有公开树起李贽的旗号，但明显认为李贽的学说对《西游记》有重要影响。
评者说：真实作者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作者明确主张儒、释、道同修。第二，作者是一位佛学大师。第三，作者是一个不被所有“正统”接受的另类。第四，作者是一个极富入世情怀的人。第五，作者是一个小说家兼戏曲家。李贽的生平和思想满足《西游记》作者的所有条件。
“童心说”是李贽把儒、释、道之精华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具体应用，也是李贽最精彩、最独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理论贡献。对童心或心性的比喻贯穿全书。实际上，整部《西游记》中的人与魔的对抗，都是真人、真心与假人、假心之间的对抗，与“童心说”所表达的观念完全一致。《西游记》是“童心说”最精准的诠释，故有很大可能性作者也是李贽。[4]840
从哲理层面看，《西游记》确实与李贽的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西游记》是一部现实和哲理小说，除哲理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层面。从这个层面来看，有的看法如妇女观与李贽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李贽较早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严肃、正面地提出来。他在《夫妇篇总论》中说道:“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5]这就在理论上把男女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其次，针对明代理学家提出的“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文中，李贽认可人有男女之分、见识也有长短之分的说法，但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并非性别的原因。他说：“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还列举出连道学家们也公认的历史上见识“长”的女子来增强其论证说服力。他说:“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6]李贽认为，邑姜和文母都是三代时期的杰出女性，邑姜以一个妇女和其他九人一起，凑满了十人的数目，不妨碍她和周公、召公、太公之流并列为周武王的十个“治国贤臣”。文母是个圣女，而使《诗经》里《周南》《召南》归于雅正，不妨碍她和散宜生、太颠等人并称为“四友”。他还在《初潭集》卷二《才识》里列举评点了25位才智过人的女子，称“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为人，识见绝甚,中间信有可为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再次，他身体力行，招收门生时不限男女,还特地招了几个女弟子,平等相待，虽然为此受到道学家的攻击、谩骂，但他始终我行我素，毫不动摇。至于他对卓文君、司马相如婚姻的肯定，对寡妇再嫁的同情，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主自身贤与不贤，而不能归罪于女色，即使夏朝没有妹喜，吴国没有西施，以夏桀和吴王的残暴和昏庸，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等，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见解。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是李卓吾，那么他的女性观在作品里应该有所表现，但是恰恰相反，《西游记》的妇女观是非常落后的。
首先，是男尊女卑观念。第三十五回写到孙悟空变了个假葫芦和银角大王比试：“大圣道：‘……我的一个是雄的，你那个却是雌的。’那怪道：‘莫说雌雄，但只装得人的，就是好宝贝。’大圣道：‘你也说得是，我就让你先装。’那怪甚喜，急纵身跳将起去，到空中执着葫芦，叫一声‘行者孙’。大圣听得，却就不歇气连应了八九声，只是不能装去。那魔坠将下来，跌脚捶胸道：‘天哪！只说世情不改变哩！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别说男人和女人，连葫芦都是雌的怕雄的。早期的女娲补天故事，与共工触山并无交集，到了东汉王充《论衡·谈天》篇，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后来唐朝的司马贞《史记索隐》补《三皇本纪》：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交战，结果把天弄塌了，最后还是女性去修补。可能《西游记》作者以为补天这样的大事女性无力承担，于是写成：“……混沌初分，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西游记》第三十五回）把补天的功劳记在男性头上。他藐视女性的态度在对待观音菩萨时也不客气。第三十五回中，孙悟空经过苦斗，收服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太上老君赶来，说受观音之托，让为他看炉子的金角、银角二童子化作两位妖魔来考验唐僧师徒。孙悟空大为恼怒，骂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
其次，李卓吾对女性的所谓贞节等比较宽容，而《西游记》则严苛得多。第七十回，被妖精掳去的娘娘，作者也要让神仙管闲事给她一件带刺的衣服，防止她失节。孙悟空见到小妖，并不关心掳去的娘娘的性命如何，而是问娘娘失没失节。第七十一回，娘娘回宫与国王相见时，必先让国王也亲自试一下毒刺的厉害，意思就是要让他坚信不疑，娘娘是清白的。然后让神仙下凡当文武百官之面说明缘由，取走衣服。这样娘娘的贞节才完好无损，不可置疑。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夏薇研究员的《明清小说中的性别问题初论》，这是过去很少专门研究的课题，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读，也会对《西游记》的妇女观有更深入的了解。
2.从版本等文献资料角度来考察现存明代出版的《西游记》有三个系统。
一是繁本系统，包括两种版本，其一是《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金陵世德堂刊刻，题“华阳洞天主人校”（世德堂本），卷首有“秣陵陈元之序”；其二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有“幔亭过客”的“题辞”。二是简本系统，也包括两种版本。其一是有“朱鼎臣编辑”题款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简称“朱本”。其二是有“杨致和编”的《西游记传》，简称“杨本”。三是删本系统。其一是《鼎镌京板全像西游记》，闽书林杨闽斋刊本。其二是《唐僧西游记》。其三是《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闽斋堂杨居谦校梓”。这三本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都有秣陵陈元之的序文。
这些版本都没有提到《西游记》作者是李卓吾。
在相关文献如李卓吾自己的著作里，他只评论过《水浒传》《西厢记》《拜月亭》等，却没有只字提到著或评《西游记》；在同时代人的著作里，在地方志之类的记载里，也没有李卓吾著《西游记》的只言片语。
那么评者是如何论证《西游记》作者是李卓吾的呢？一方面，他联系文本来探讨，认为《西游记》是李卓吾思想如“童心说”最好的诠释。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前面我们已涉及，不再重复了。另一方面，由于他认定作者是李贽，就用索隐的办法，捕风捉影，大胆猜想。
世德堂本《西游记》题为“华阳洞天主人校”，评者认为是作者李贽的化名。他说：鉴于《西游记》中多处将心之洞府称为“洞天”（如斜月三星洞、黑熊精洞府、五庄观、陷空山等都用到了这个词），且多处用“主人”一词形容本心或真心（如两界山、金山、狮驼国），笔者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并不是一个随意虚构的人物，而是作者自谓。由于原著借用了宋、元、明以来的大量民间故事和戏文，如太宗地府还魂、唐僧出身、刘全进孤、各种妖魔的名称等，均不是作者原创，所以作者自称“校”者，除谦虚和突出传承外，也可以营造古本已载的印象，避免影射当世的猜测，或避免当世之人猜出作者。但由于作者已赋予人物全新的寓意，对整体结构进行了全新设计，行文也均为自创，笔者认为，在世德堂本基础上称其为“校著”者并无不妥，甚至称其为“著者”更为妥当。[4]848
评者用奇妙的猜想，寻找李贽生平经历创作《西游记》的蛛丝马迹。
在李贽现存的书信和诗文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１５８２年，李贽在归隐湖北后不久的一封信中（《续焚书》卷一《复焦漪园》）表明，他正构思《卓吾居士传》。原因是“平生无知我者”，备感寂寞，故写自传以自我慰藉，但这个题目往后不再提起，也不见这篇传记。同一封信中夸赞另一部作品“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表明他借唐僧取经写自己悟道经历的想法已具雏形。在１５８５年的一首诗中（《续焚书》卷五《哭承庵》），他自比惠能（“我似卢行者，带发僧腰石”），可以解释悟空学道过程中大量借用惠能的学道经历。１５８８年悼念亡妻的诗中（《续焚书》卷五《忆黄宜人二首》），他讲道：“我有一篇书，颇言成佛事。时时读一篇，成佛只如此。”其妻黄氏文化水平不高，自然不太可能读他的文言作品，故很可能是指白话的《西游记》。１５９０年在《焚书》序言中，他讲道：“《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这个书名此后他本人和朋友都不再提到，后世也无人见到，很有可能是《西游记》的代称（“老苦”一词在佛学里可以理解为“成长的烦恼”）。[4]848
评者这样的联想实在太大胆了，完全是在猜谜，而不是在做认真的考证。
评者为了证明《西游记》作者是李卓吾，还牵强附会地把小说中某些描写作为李贽反对权威的论据。“比丘国白鹿变的妖道，影射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朱熹（妖道的‘清华洞府’取自朱熹诗句‘待迎凉月看清华’），以讽刺理学‘吃人’；玉华州的众狮师祖九灵元圣，住处为九曲盘桓洞，即曲阜，影射孔子，以讽刺助长私欲的道学家，都是这种佛魔共存思想的体现。”[4]849把小说中的描写说成作者在影射朱熹、孔子，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评者从《西游记》版本入手，对作者进行考证，却是自相矛盾，是站不住脚的。
评者对《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以下简称李评本）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很正确地提出：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李卓吾评本是否为伪作，另一个是评者是否为原著作者。[4]840
李贽于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被捕入狱，隔月自杀身亡，已刊未刊的著作被通令烧毁。
冠以李卓吾名字的书籍，万历二十年后盛行于世，并留存至今，但万历三十年的书被禁到万历三十五年，没有留下任何一部，而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到天启三年间，又几乎每年都有刊本留存下来。现存李评本有十五种，可分为甲、乙、丙三个系统，李评本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7]
这时不但有《西游记》李评本，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评点本也纷纷刊出。现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论，但大多认为是叶昼的伪作。晚明钱希言（1562—1638）《戏瑕·赝籍》：“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模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选中郎，尝为余称，李氏《藏书》《焚书》《初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板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乎李？”[8]
这里钱希言所说“近年始复大行”的“近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五年以后。稍晚的盛于斯（1598—1641）《休庵影语·西游记误》：“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叶文通笔也。”“余最恨今世龌龊竖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将自家土苴粪壤，辄托一二名公以行世。而读者又矮人观场，见某老先生名讳，不问好歹，即捧讽之。若此等人，尚可与之上下千古品骘是非乎？因《西游》误，并及之。”[9]
评者对这些明末的记载没有任何回应，没有辨析和反驳，而是做了这样的论述。
评者认为李卓吾评本，批评者和《西游记》作者是同一人，一方面对作品做了非常正确的评论，精当地把握全书主旨，但又故意显示自己的浅薄，以掩饰作者身份。一回总评对作品进行了正确的定位，正确点出了四个重点：《西游记》并非“戏论”；评本将把关键之处“一一拈出”；“第一回有无限妙处”；整部书主旨是“解脱苦厄”。这四条非常精当地把握了原著思想。但令人错愕的是，行文中的评论反其道而行。第一大怪事是，评者不介意显示自己的“肤浅”。第二大怪事是，卓吾评本异于其他评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无一处“曲解”，但极度缺乏“深解”。第三大怪事是，批评都很敷衍，不痛不痒，甚至有为作者开脱之嫌。笔者认为，如果卓吾评本是伪作，则尖锐的批评意见很容易模仿，不会如此扭捏；如果卓吾评本是李贽所作但李贽不是原著作者，以李贽的水平，批评意见也应当足够尖锐，没必要手下留情。在第一回“大哉乾元”处，卓吾评“从‘大’道理说起，是会白嚼舌者”。有的版本将此句删去，因其有侮辱作者之嫌。对比李卓吾对其他作品的批评，批评意见都很中肯且有风度，所以此句更像作者自嘲。第四大怪事是，骂人骂得出乎意料，但又都是对的。至此，笔者认为，只有评本作者和原著作者都是李贽本人，才能完美解释以上四大疑点。如此安排，主要目的首先是掩饰作者身份。因为李贽对当时流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都有评论，如不评《西游记》，则容易被怀疑，卓吾评本的出现则撇清了李贽是原著作者的嫌疑，避免原著因为作者遭封杀而被封禁；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违背自己布道的初衷，故而一边在掩饰，又一边在提示，用隐蔽的语言点出要点；最重要的是，卓吾评本还有保存善本的功能，这也是卓吾评本比最早出版的世德本更完整、错误更少的原因。[4]842
评者这段论述就是说，《西游记》是李卓吾著，李卓吾评点本也是真的。“卓吾评本的出现则撇清了李贽是原著作者的嫌疑，避免原著因为作者遭封杀而被封禁”。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逻辑问题，李卓吾怕《西游记》署自己名字会被禁，那么评点本署自己的名字不是也会被禁吗？《李卓吾批评西游记》被禁，不是就等于《西游记》被禁吗？而且是“还有保存善本的功能”，“比最早出版的世德本更完整、错误更少的”版本。
李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大胆地反对封建压迫，具有挑战封建传统的战斗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起了冲击作用。所以，他一生受压迫，他的著作时时受到被禁毁的危险。他在《焚书·自序》里说：“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世也。”[10]但他毫无畏惧，真是“惑乱乾坤胆气粗”“倒翻千古是非窠”[11]，不断发表“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之类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水浒传》“诲盗”，《金瓶梅》“诲淫”，屡被禁止，而《西游记》在明清两代从未被禁过。就在世德堂本《西游记》问世的万历二十年（1592），李贽写下了《忠义水浒传序》。请问他既然敢为被统治者视为眼中钉的《水浒传》写序，为什么不敢在对统治秩序无甚大碍，不可能成为禁书，而又是自己著的《西游记》上署名呢？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总之，《西游记》李卓吾作者说，没有文献依据，全凭猜想又自相矛盾，是难令人信服的。
古代小说名著作者问题成为“热点”，这种情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今后还必须继续探讨。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求有所进展，并不想“一步登天”“一鸣惊人”，用花样翻新的怪论来吸引眼球。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把古代小说作者考察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下去，取得更大成绩。
注释：
[1]姬乃军.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新思考[J].延安大学学报，1995（2）.
[2]王巧林.解开《红楼梦》作者的三大密匙[J].明清小说研究，2012（2）.
[3]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71.
[4]孤往山人评注.西游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
[5]李贽.李贽全集注（第十二册）[M].张建业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6]李贽.李贽全集注（第一册）[M].张建业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44.
[7]曹炳建.西游记版本源流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3.
[8]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35.
[9]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78.
[10]李贽.卷前自序[A].李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1.
[11]张建业.李贽评传[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