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是我的创作方向
作家、剧作家刘和平
“人民是历史的承载者”，“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是我的创作方向”。日前，剧作家、小说家刘和平在回顾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创作舞台剧如《甲申祭》等，到1999年创作的《雍正王朝》，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2014年的《北平无战事》以及刚完成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时，对本报记者如是说。在长达40多年的创作期间，刘和平用一部部作品完成着自己一次次“从人民中来、历史中来，向美学中去”的出发、跋涉与回归。他以独特而深邃的历史视角与人文关怀，从民族史、文化史、心灵史的高度讲述历史、重建历史叙事，充分彰显了作家以人民为主角、为创作立场的历史观与创作观，为讲好中国故事打开了新的空间、赋予了新的内涵。
刘和平作品集(精装典藏本)(全7册)，花城出版社，2022年3月
记 者：从上世纪您讲述明末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得天下”又“失天下”的舞台剧作品《甲申祭》开始，多年来，您的作品一直以坚定的人民立场与为人民而创作的美学追求，为广大观众、读者所喜爱。您如何理解人民是生活的承载者亦是历史的创造者？
刘和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界定“人民”这个概念？从广义来看，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中国历史上，接近于我们今天理解的“人民”这个概念的出现，要从约2200年前秦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开始说起。秦建立耕战制度，百姓为国家打仗，建立军功后分得土地，每户百姓就有了家，郡县制就是由这些自耕农为基础组成的国家，自耕农就是“人民”。他们以赋税徭役的方式承担了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成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此后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凡是耕者有其田国家便稳定，凡是土地兼并剧烈自耕农丧失土地国家便动乱，直至改朝换代。郡县制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发生过几次大的制度改革，都是试图调整稳定这种生产关系，以保证自耕农的基本权益，也就是保证国家的基本稳定。比如我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写的雍正皇帝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等赋税新政，就是针对以前官绅不纳粮、不交税、不当差、免徭役，负担都压在自耕农的头上，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生产关系的极大不合理所进行的改革。包括后来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写到的海瑞的大声疾呼，“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指的也是这个现象。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土地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地就先搞土地革命，所以后来解放战争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取得全面胜利。以土地革命为题材，上世纪40年代作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学作品，都生动书写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追求而成为了经典。几十年来，我一路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也一直秉持着人民是历史的承载者这样的唯物史观，这就决定了我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写普通百姓还是写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我所持的立场都是人民的立场。
记 者：从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到《李卫当官》《北平无战事》，从帝王将相到历史大潮中的普通人，从写历史、写历史中的人到写历史的内在逻辑，您用浓墨重彩的书写，对民族的心灵史进行了重新解码与富有当代性的艺术阐释，这样的创作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和平：我们这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儿时起接受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形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很多艰辛，“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城市里挨过饿，十几岁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天天为衣食犯愁，亲身体验了什么叫饥寒，因此也就确定了我一生写作、创作的立场与追求。1993年，我创作的舞台剧《甲申祭》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戏剧汇演，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唯一剧目，在首都剧场演出多场，引起轰动，并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奖等许多奖项。在那部戏里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就突然感到自己成为特权阶层了，身份转换为何如此之快？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的身份在历史上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因此，“人民立场”就成为我写作历史题材的一个切入点、出发点与落脚点。比如1997年，我改编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就将主题定位在雍正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上，这和原小说有一定的差异，也是基于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当时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最大利益者，雍正皇帝能够采取一系列真正触及封建特权阶层利益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千年来以王安石、张居正等为代表的“改革者”都未能解决的土地兼并者和自耕农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非常难得。举一个数据为例，雍正改革前中国只有1亿人口，改革后短短几十年，中国的人口便迅速增长到3亿。《雍正王朝》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我想这与这部作品的创作主题和持守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在我看来，搞创作首先要把“认识论”排在第一位。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就看有没有被创作者认识到。这也就切入到另一个话题，即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包括后来我写《大明王朝1566》、写《北平无战事》，能够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肯定也是这个道理。譬如《北平无战事》讲到了国民党币制改革、反贪腐失败的深层原因，不仅在大陆热播，也被人带到中国台湾播放，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观剧后也不由感慨，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
记 者：“人民不仅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同时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您的作品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价值，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引发了当代观众的强烈共鸣。在您看来，作家、剧作家如何提升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如何写好历史中的人您又有哪些体会？
刘和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创作者能真正地表现好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这就需要创作者能真正深入生活，能用一双深入观察的眼睛，见人之所未见，从深层次理解生活，理解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动机与心理奥秘，由此发现因这一切而形成的文化思潮。就像周立波，要真正写出反映土地革命的本质和它所引发的历史反响的作品，他就必须到土地革命的一线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被解放的农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能出现一批很有成就很了不起的作家，都是因为他们曾深入人民的生活，亲历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大转型的时代，作家如果不投身其中，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转型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当作家真正理解了“历史”，也就是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人的生活形态，我们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并表现好承载历史的人民大众，这样的作品也才会有生命力。
记 者：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创作很慢的作家。也正因为如此，您笔下的历史人物能够突破符号化的浅层书写，而以复杂、丰盈的立体呈现树立于时代的艺术画廊中，这与您对人、对生活，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洞察与把握是分不开的。
刘和平：这些年来，我的作品“挨骂”比较少，在我看来主要是作品说了“实话”。无论是在事实取舍还是价值判断上都力求真实与真诚。哪怕是写现实世界里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遵循了这一点。比如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写的“改稻为桑”等事件，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但我借着虚构的事件写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揭示了历史本质的真实，写出了人民希望看到的真相，所以才能受到广大观众、读者的喜爱。这就讲到了我们今天的创作者要如何去认识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人和事的问题，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我们怎么去重新发现历史，这又是一个历史认识与创作观的问题。比如我写海瑞，不只是写一个“清官”，不管海瑞的生活、行事作风曾有多少人不理解，但他人生的基本立场就是坚决站在贫苦百姓这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大的历史成就，最有名的事迹是写了一篇《治安疏》骂嘉靖帝，史称“直言天下第一疏”。后来海瑞虽然调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官至二品，但他的一生始终和百姓在一起，生活水平也始终没有超过普通百姓，甚至去世的时候还需要同僚朋友凑钱为他买棺材。所以我一定要把海瑞和嘉靖作为我这部剧的主要书写对象。海瑞和嘉靖就像太极里的至阳和至阴，其实嘉靖又何尝不想所有人都生活得好，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他们的时代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回到对历史的认识与书写，我们也不应轻易地、偏激地急于做结论，对历史的认识应更细致、更认真。这个过程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引用的王国维论述治学的三种境界一样，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真正的作家，他的创作一定是在孤独中不断寻寻觅觅饱受煎熬的过程，这是我们的选择。一个人的一生总得选择一条道路，既然选择了成为作家、剧作家，就要对得起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对得起“家”这个称呼。
记 者：从一开始走上创作之路，您的创作就有着明确的目标，每部作品都体现出对创新的追求。您如何理解“艺术创新不是标新立异的文体实验，而是忠实于生活、忠诚于人民的结果”？
刘和平：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艺创作这条道路，就有一个明确的创作目标：创作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儿”、一份工作，我想用创作自由地表达对历史、对时代、对生活、对人民、对艺术的看法和理解，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东西。要在创作中找到时代的最大公约数，使创作成为当代之需要、人民之需要。我写《北平无战事》时，墙上从一楼到二楼全部贴满了大事记，从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那天起，把每一天、每个月发生的事及产生的影响都整理出来，把国民党的党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两相比较，思维的密度就出来了，“创新”就出来了，就能实现“从历史中来，往美学中去”的艺术高度了。用美学的眼光去看历史、写世界，这是文艺工作者创作创新的任务和职责。
记 者：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由您任总制片、总监制、编剧，历经6年创作摄制的重点抗战题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将于明年上映。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历史与人民的关系您有哪些新的认识与表达？
刘和平：创作摄制电影《援军明日到达》有两个目标：一是希望能帮助今天的观众重新认识抗战的苦难和伟大；二是希望在中国电影工业不断进步的今天，能在中国的荧幕上留下一部优秀的表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全景式战争片。因此在这部电影里，我更多是在写群像，这部电影表现了后来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保卫战”的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这场战役在当时影响特别大，是抗战史上唯一一次日军以6倍于我的兵力，战斗47天，伤亡三倍于我的战役。衡阳作为当时全国非沦陷区第三大税收城市，一战下来，5万多栋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战士和民工依然在废墟中用血肉筑成长城，抵抗了日军三次总攻，有力阻滞了日军大本营的一号作战计划，间接导致了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很多东西不会变。譬如新时代的抗战题材，永恒的主题就是表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伟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