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十月，70后小说家。《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泥石流文学奖发起人。著有长篇小说《无碑》《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米岛》《活物》等，小说集《国家订单》《人罪》等数十种。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次上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榜，中国散文学会年度散文榜及各类好书榜。

魏心玥：作为深受荆楚文化熏陶的湖北人，乡土仍然是不可割舍的文化情结，例如“烟村系列”“困兽系列”“野兽系列”《寻根团》《米岛》，可以谈谈精神原乡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王十月：我这一代作家，大抵从骨子里，还是一个乡土文学作家。童年少年时的生活经验，已经深入骨头，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想到楚文化、巫鬼、精神原乡，但这些东西，建立了我最初的人生体验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因此到有一天提笔写作时，这些沉睡在血液里的旧梦，不自觉便苏醒了。我观察到大多荆州籍的作家，笔下会有许多相似的东西，我想那就是这片土地给我们的滋养吧。我写“烟村系列”，其中的风俗、人物，大抵多是有原型的，他们是我故乡的人物，有论者认为我延续了沈从文先生的抒情小说的传统，我还是有意识在和前辈们做一些变化与区别的，我写水乡湿地上生存的人，写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乡村的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离开乡土，去往城市，这个转型期的乡下人，他们命运中的那些不得以与他们的坚持。我写下的乡下人，多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我写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幻灭的过程。如果说“烟村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影子，到“困兽系列”，我写的是乡村少年的成长，我开始从“烟村系列”对美好的书写，转而深入到生存更真实的疼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阵痛，好在有了改革开放，这些困兽一样的乡下少年，有了走出乡村，经历和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可能。“野兽系列”是变形的，直面的是更精神的问题，而日常生活在其中被抽离或者扭曲，它们更多是表现主义的。但“野兽系列”恰恰又是最接近荆楚巫鬼文化的。特别是《米岛》和《活物》这两部长篇，他们其实更接近我童年和少年时的乡村生活体验，更贴近少不更事时的我对世界的想象。

魏心玥：您曾将文学分类为“我们在曾经怎样活的文学”“我们正在怎么活的文学”“我们可以怎么活的文学”，可以从“我们正在怎么活”出发谈谈您的创作吗？《如果末日无期》是属于哪种文学呢？

王十月：这也只是我即兴的一个说法，但细究起来，也不无道理。我们当下大量的作品，是写“我们曾经怎样活的”，但在我看来，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我们中国人当下正在面对的问题，更加具有书写价值，同时，也更具有书写难度。在过去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对同质化的，唐朝人面对的乡村和城市，与宋朝人面对的乡村和城市，并未见得有太大的不同，但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发展进入加速度模式，特别是中国经验，可谓纷繁复杂，如何书写这些经验，如何从乱麻一样的现实中，理出其根本的逻辑和问题，如何从这变之中寻出常，这对作家是巨大的考验。我们所有的书写，无非在处理变与常。变是显性的、外在的，而常是永恒的，是规律性的。我们往往容易被变吸引，而忽略背后的常。而文学真正的价值，则是透过书写变，而达到揭示常。

我的写作，如果说“烟村故事”系列是书写“我们曾经怎样活的文学”，那我的大量书写打工生活的小说、散文，则直面的是当下的经验。而且有大量的生活经验，是我们的文学不曾记录的。并不是拥有了独特的经验便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怎么记录，实际上考验的，便是你如何通过变去发现常的能力。每个作家都会带有自己的立场，有立场就会有偏见，有偏见就容易忽略常。如何穿越偏见，去书写一种更另人信服的现实，更雄辩地书写时代，更努力地消除偏见，更准确地揭示出常，这对作家是巨大的考验。

我写作，大多是某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个问题往往是表面的变，但我想弄清楚变背后的常，于是会方方面面去想。我特别喜欢《理想国》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通过争论，不断假设，不断立论，不断推翻，然后立论，通过层层追问，否定，否定之否定，抽丝剥茧，抵达事物的本质。相比而言，我们的《论语》省去了这个反复推导的过程，直接将经验与答案给到你，然后告诉你这就是真理，你得遵循它，却少去告诉你论证这真理的过程。我们书写今天的生活，要多向柏拉图学习，不仅要揭示常，还要将揭示常的过程展示出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片面的，我们要努力掌握事物的更多面。我的创作，其实大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部作品，我从有了想法到写成，有时会经历很长时间，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什么时候说服自己了才会动笔。当然，这样也未必就是好的，也有人说，文学本就是偏见的产物。说到《如果末日无期》，其实还是属于“我们正在怎样活”的文字，这本书，我是当作现实主义来写的，因此我在书中特别造了一个概念，“未来现实主义”，所谓未来，不过是一个壳，壳下面，依然是我所观察和思考的真实。那看似眼花缭乱的未来世界，不过是变，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而变后面的那个常，才是我想说的话。

魏心玥：您说在2008年写下《无碑》之前，已经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写到十万字时，因故放下，一放就是十年，2017年又决定写科幻小说。您为什么想写一部科幻小说，中途为何放下，之后又为何继续呢？

王十月：我在2008年写过十万字的半部书，书名叫《诱惑之书》，并引用了本杰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我还可以借这个机会谋一下私，将这部小说的开篇公布出来：“事情也许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发生在现在，也许将不会发生。一切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取决于当工业、技术、理性发展到一个高度极致的时代，我们是否能舍弃物质的享受，是否还有发出疑问的勇气和能力，是否陷入集体无意识。一切并非危言耸听。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但我们总是心存幻想，认为事情不会发生，或者没那么快发生，或者，不会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了……”不难看出，这依然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现实主义小说。当时放下，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写长篇，是希望有一个完整的稳定状态写完初稿，然后慢慢修改，当时写了十万字，因工作的原因不得不停下笔，停了两个月，再想接着写，完全找不到状态了，便写了《无碑》，后来数度想再捡起来，但时过境迁，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后来写《如果末日无期》，事实上，依然延续了当时这部丢下的书中的一些思路，加之当时有许多的话想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偶然一次几个朋友谈论人类永生的技术，于是我有了第一个如果，如果末日无期，有了这个如果之后，生发出一系列的如果，又想到当年放弃了的长篇，许多东西在一瞬间激活了。事实上，就是借由一系列假设来讨论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

魏心玥：您将三十年打工经历融入大多作品，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而长篇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科幻其表、现实其里，您将它称作“未来现实主义”。我们注意到如石黑一雄《别让我走》《克拉拉与太阳》等作品，也是在通过科幻题材来探讨人的存在。是否借用科幻的外衣写作，将成为未来写作的一大趋势？您如何定义自己这部用科幻来呈现文学肌理的小说？您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

王十月：通过科幻来探讨人的存在，不过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依然是我前面说的变，而重要的是，你讨论的是什么，你讨论的问题，是否有新的发现，是否提供了新的观察结果，而这个新的东西，可能又是不变的常。至于这样的写作是否会成为趋势，我认为不会成为主流，我们创作的主流，还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借由科幻而言其它，不过是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缺位时的替代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写完《如果末日无期》，得到了不少好评时，不再继续这一类书写的原因所在。

魏心玥：《喇叭裤飘荡在1983》《国家订单》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您对已被改编的影视作品有何看法？现代人的注意力大多数都被吸引到了影视化浪潮中，有一种说法说美剧和一本长篇小说的体量大致相当，似乎文学可视化会成为一种趋势，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和影视之间的关系？您对文学的前景如何看待？

王十月：我是很看重作品的影视化的。《国家订单》是一个失败的改编，当时没有经验，没有选择到最理想的合作方，后来许多公司想和我合作，但版权已经不在手了。《喇叭裤飘荡在1983》的改编比较可惜，本来是有一个很强的基础，编剧是宋方金，很优秀的编剧和小说家，剧本很出色，比小说好。导演也是很好的导演，但万玛才旦对那一段生活不是太熟悉，加之哥哥这个演员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偏大了，没有将小说的疼痛感表现出来。现在我有两个作品在影视化的过程中，一是长篇小说《无碑》，电影和电视剧都启动了。电视剧的制作公司是一家实力很强的公司，他们出品过《北平无战事》等一系列现象级的作品。另一部是中篇小说《人罪》，现在由上海兴格传媒和爱奇艺，腾讯视频共同在打造十二集的网剧。两部剧的创作者都很敬业，都想将它们做成现象级的作品，而且剧本也都是一次次推倒重来，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尽人事，听天命。我是很喜欢看美剧的，也从美剧学到不少写作的技巧。我出去讲文学课，经常会举美剧的例子。文学作品重要的是你在讨论什么，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常。只要影视化能保证这个常的存在，借助更强大的传播方式，让更多人去思考这个常，当然是1+1大于2的好事。至于文学的前景，我想我还是乐观的，文学不一定要用纯文字来表现，影视的基础依然是文学。

魏心玥：广东的打工经历为您写出大量佳作提供了养分，您也因为写作改变了命运，从一名打工者成为《作品》杂志的负责人，您的这一经历有一定的“传奇”性，对于有志创作的年轻作者来说可谓相当励志。时过境迁，你认为当下的“打工”和您那个时候的“打工”的有何不同？书写的难易程度是怎么样的？您对当下的青年作者有什么建议？

王十月：的确，我的经历，也算得上传奇。当然，这个传奇，如你提问中所示，是打了引号的。其实在老一辈作家中，如我这样低学历者大有人在，旧社会还说英雄不问出处，但现在，我们都说阶层固化了。我这样一个初中生，在这个阶层固化的时代，要做到文学期刊的负责人，是确是要突破许多门槛的，说是传奇也不为过。但是否就具有励志性，励志性的首要前提是具有可效仿性和可复制性，我想怕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是诸多有利因素相叠加的结果。我倒是很尴尬，我是写作者，自然更愿意别人看到的是我的作品的力量，而不是我的人生所谓的传奇。我不过是当年南下打工大军中很普通的一个，恰好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野蛮生长，见证了诸多不曾见于文字和影像的过往，而这一切影响了我看世界的方式。时过境迁，今天的人听我说起打工往事，大约会认为是编造的谎言，许多年轻人会愤怒，认为我在恶意抹黑，这也越发让我警觉，真实书写这段经历有多么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我新写的长篇，决定直面它们。今时虽不同往日，却也未尽然，历史的钟摆左右摆动，这两年，也眼见了诸多新的困境，不过是旧日困境的重现。书写的难易程度并未有什么变化，依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对青年写作者，也谈不上建议，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想问题时多学习柏拉图的方法，多一些追问，一些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相比词藻、感觉而言，如何认识时代永远是更重要的，也是更具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