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学文，生于1967年9月，河北省沽源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作家协会专业作；著有长篇小说《燃烧的苍白》《天外的歌声》《有生》等5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等17部。中篇小说《一棵树的生长方式》《飞翔的女人》《极地胭脂》《婚姻穴位》等多部作品被改为影视剧；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孙犁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现居南京。

生活确实艰难，但弥足珍贵

孙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或者说因什么机缘开始了小说的写作？

胡学文：我开始小说写作是参加工作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写小说，也写散文。当然，热爱文学应该是很早的事了，那时候比较喜欢阅读，但少年时代读的书也不太多，一直到上了师范学校之后，才开始读了一些，其实也没有读多少，但是毕业之后，就想尝试写作。

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工作任务比较重，所以写作常常在中午或者晚上、夜里进行。就像一个人盖房子，准备了很多石头、砖块、木头，觉得马上就能盖起来了，但是真正动工的时候却发现无从下手。那个时候写小说也就这样。一直到90年代，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湖南文学》，题目是《岩浆》，那本刊物我手里已没有了。

孙衍：您在教师岗位上待了多久？

胡学文：八年。在乡镇四年，在县城四年。乡镇那四年是刚参加工作，任语文老师，也当班主任，那段经历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过去是在村里生活，中学是在乡镇，等于在乡镇生活了几年，对乡镇也有了一些了解。而且那些孩子们的家基本都在村里，所以我经常家访，这样就对乡村有了另一种认识。另外四年是在县城中学。一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从宏观上是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细致的，只能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去进入。在县城当老师，也经常和学生家长打交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了解。

孙衍：您的第一部小说《骑驴看唱本》是在什么情景下创作的？

胡学文：《骑驴看唱本》是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张家口的《长城文艺》上。《长城文艺》原来有刊号，后来变成内刊，所以准确地讲，这部小说还不是在正式的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这个小说写实性比较强，就是根据我在乡镇的经验和体会写的。写的是乡镇小人物的故事，也触及了某些社会问题。后来再看当时写的小说，就发现，过去的小说可能写外在的东西比较多，内在的心理描写比较少。

孙衍：您的小说大多有黑色幽默的成分，这和塞外相对艰苦的生活有关吗？

胡学文：我的小说有多少黑色幽默成分，这需要读者和评论家去评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这和塞外相对艰苦的生活有一定关系。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特别苦。我记得特别清楚，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少年时代，有一年过春节，我母亲买了两斤瓜子，叫我父亲炒，但是他从来没有炒过，结果炒糊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现在回想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过去，在当时并不觉得艰苦，觉得生活可能就是那样的。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是感觉永远吃不饱。

虽然艰苦，但是人还是蛮快乐的，可能越是苦的时候，越需要快乐来调节，不然的话精神上没有支撑，心情不好，日子就没法儿过了。所以说虽然苦，但是大家还是懂得去调节的。怎么去调节？可能语言是一种方式，另外可能就是通过某些事情去调节。

孙衍：记得您在故乡张北时留下过一些影像，那里的记忆一定非常深刻吧？

胡学文：我的故乡不是张北，是沽源县。当然我对张北也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张北县读了三年师范，记忆很深。实际上，我在写作时把我的家乡沽源县、张北县，还有康保、尚义等坝上四县，都是作为故乡来关照的。这个记忆很深，当然最深的还是我出生的村庄。我在写作当中，常常将故事和人物放到那个村庄。

比如说我写两个人在街上说话，脑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很强的画面，那个街道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左边是什么房子，右边是什么房子，前边是什么，后边是什么；是鸡从街上走过，还是哪个地方有狗；早晨是什么样子的，中午是什么样子的。是很紧密、很密切的一个整体，这个印象很深。把这个人物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写作，就会发现那个画面变得非常生动。

深刻的记忆就更多了。比如说在少年时代，我们照全家福，父亲因为干活没去，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坐牛车，来回一天，就为照一张相，黑白照。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村里有很多水坑，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深哪个浅，本想蹚着过去的，没想到掉了进去，掉进去的时候还听到上面有人说，快拿东西来，等等一些很杂乱的声音。

生活确实是很艰难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打磨，经过时间的过滤，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回忆的时候，那些东西、那些记忆可能都变得非常珍贵。因为，根本不用去体验，那就是你的生活本身，确确实实经历过的。比如有一次，那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我们家分了地和牛。我和母亲从地里赶牛回去，遭遇大雨，真是滂沱大雨，睁不开眼，但又要往前走，低着头在雨柱里，跟着牛走，那种在雨中行走的感觉，在写作当中就可能用得到。

还有寒冷的感觉，我的故乡特别冷，数九天常常在零下30多度，雪也下得特别大。风雪之后，在村庄最后面的人家，雪积到一定程度，就跟房顶形成一个斜坡，我们玩儿的时候，常常就跑到人家房顶上了。那种寒冷，常有迷路冻死人的事。

还有就是塞外高原，风特别大，常言道，“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不是夸张，是真实的，只不过夏天风略小一点，春天和冬天，风都特别大。特别是冬季雪天的风，我们老家称为“白毛风”，雪被风吹起，天地茫茫。那种时刻，待在家里行不行？那不行，有时候必须得出去。所以在老家走路，辨别方向是很重要的。

自然环境对一个人，不管是写作者还是普通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其实还有文化因素。我的老家是内蒙高原的边缘，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等于在文化上是一个交融的情况，那么这种影响，就会有特别豪放的一面，有特别坚韧的一面，但是又有很细致的一面。

孙衍：北方作家的语言和南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胡学文：北方作家的语言和南方可能不一样，有方言的影响，有说话方式的差别，还有风俗饮食文化的不同，都会这样那样地对作家的语言产生影响。但细分的话，南方作家他们自己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作家也不相同。语言是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一部作品好不好，未必需要看完，可能看一部分就知道了是不是值得看。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作家的语言怎么样，语言好不好，这是其一；其二是看作品有没有个性，我想这首先跟作家的个性有关系，然后也和他的追求有关系；其三，可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有文化也有自然的因素。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举例，两个人见面说话，要在南方是很安静的，轻言慢语，彼此听得都非常清楚。但是要在北方，尤其是我们那个地方，风又大，在冬天里见面，必须得大声说话，甚至得喊出来吼出来，不然的话听不清。喊的时候，声音自然是不一样的，语音语调也是不一样的，作家在写的时候，所用的词汇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似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追溯起来关系还是很大的，影响还是蛮深的。

孙衍：《怒放的康巴诺尔》里有坝上的描写，是非常典型的高原叙述。小说家的散文很少受到关注，但这篇非常好。

胡学文：《怒放的康巴诺尔》写的是我们坝上的一个县，康保县。康保县城南面有一个湖，叫康巴诺尔，诺尔在蒙语里是湖泊的意思。那个地方有很多鸟，叫遗鸥。那种鸟长得很鲜艳，也不怕人。当时和朋友去玩，很有触动，就写了这篇散文。因为我们老家的鸟，一般是喜鹊、麻雀，还有百灵，我们村庄附近这种鸟比较多，像遗鸥确实很少，所以在康保见到的时候，就很感兴趣。现在康保对遗鸥的保护也非常好，我的朋友不久前还发了一个视频，他们成立了一个遗鸥保护协会，常有人从自己家里拿食物去喂鸟。

迎合，对创作必定有所伤害

孙衍：说说对您影响最深的作家？

胡学文：对我影响深的作家，其实挺多的。最早我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比较多，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还有吉尔吉斯坦的艾特玛托夫。那个时候也不太注重什么现实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只要有书读就行。他们对我的影响可能都有，包括屠格涅夫关于草原的描写。

我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个时候读得真是特别过瘾，感觉就是在写我的家乡，是在家乡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后来读得多了，包括马尔克斯、福克纳，好多现代派作家的作品都读过。比较起来，可能我更喜欢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福克纳的小说、马尔克斯的小说，每年都要读。

近几年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是阿尔巴尼亚的作家卡达莱，他的书我差不多全买回来读了。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好，但是有几部我是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梦幻宫殿》《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等等。他的作品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里都写到石头城堡，这可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说不好哪个作家对我影响最深，提到的这些作家，还有一些没提到的作家，对我都有影响。影响可能自己也未必能意识到，但是有。比如略萨，他的结构主义对我写长篇特别有启发，所以说对一个作家，有的喜欢其叙述，有的喜欢其语言，还有的喜欢其思想深度。

孙衍：您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是在2000年后，特别是《麦子的盖头》入选了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胡学文：《麦子的盖头》是我个人作品中最早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可能在这之后，作品受到了一些关注吧。

孙衍：很多作家都是在作品“触电”之后为大众熟知，《奔跑的月光》改编成电影《一个勺子》过程中，或者说版权转让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胡学文：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陈建斌的一个助手过来找我的，我当时还住在石家庄，他到石家庄去跟我签的。当时我知道是陈建斌想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反正很快就达成协议了。

孙衍：陈建斌导演对这部小说非常推崇，说说您对他的印象？

胡学文：陈建斌在别处讲过，他当时要找一部小说来改编成电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看《人民文学》杂志，正好看到这部小说，马上让他的助手跟我联系。实际上到现在，我和陈建斌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看过好多他主演的电视剧，我觉得他人还蛮好的，在《一个勺子》获了金马奖之后，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后来，比如说我出小说集，出版社说想用一些剧照，这种时候有些影视公司是不乐意的，因为出版社提出来了，我就试着跟陈建斌联系了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陈建斌非常爽快，后来这个图书营销让他帮忙做一些宣传什么的，他也答应得比较痛快。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孙衍：除了《奔跑的月光》《婚姻穴位》《大风起兮》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影视改编对小说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胡学文：影视改编对小说的创作没有什么影响，电影是导演的作品，小说家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可能就是在传播上有影响。因为电影还是大众化的，电影播出之后，很多人会回过头来找小说阅读，传播的途径多，渠道也广，读者受众也比较多。

个人在小说写作的时候，要警惕影视化的写作。但是，电影作为一个艺术类型，还是有小说或者说有文学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八月之光》，很明显运用、借鉴了一些影视的艺术手法，画面感特别强。画面感强对小说创作是好是坏？我觉得有好有坏，如果说你写一个场面，那种画面感还是需要的，但如果在写作当中考虑到影视的因素，而且迎合这种改变的话，对创作必定有所伤害。

孙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的？

胡学文：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但是很不成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始想得很好，但是写到中间感觉手忙脚乱，人物头绪多，故事结束仓促。人物的命运怎么安排，虽然开始想好的，但是写到中间，可能就不一样了。长篇是结构的艺术，我想当时感到写得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结构没有想好。

小说还是有技术性的，有激情也须有技术，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长篇小说就写得比较少，主要写中短篇。我们不可否认中短篇小说创作，在技术训练方面更有效。因为一个小说有什么问题，有哪些不足，写完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出来，长篇不行，长篇可能写完了，有很多问题，但看不出来，篇幅和跨度拉得太长。

所以，我基本以中短篇创作为主。当然阅读长篇还是挺多的，相当于给自己提供一些滋养，为以后的创作做一个准备。

长篇，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孙衍：您的长篇小说并不多，但一部比一部扎实。从《天外的歌声》《红月亮》《私人档案》《漩涡》，到2021年出版的《有生》。

胡学文：迄今为止，我写了五部长篇，《天外的歌声》是练笔之作。那么后来的一些，包括《红月亮》其实也是不成熟的。谈不上扎实，当时觉得还可以，后来再看，觉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是在主题上，可能单薄一些；有的在叙述上，可能更传统一些；还有在人物的塑造上，可能急于写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写出人物的命运，写出人物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走得太急，相当于到一个地方，目的地是到了，但是因为走得快，中途很多风景忽略掉了。现在想想，特别遗憾，目的和终点是重要的，但中途那些风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它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也正是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在构思《有生》的时候，我强制自己不要急。前面写那些长篇小说，有时候这个出版社编辑催促，或者是刊物催促，就急于写完。写《有生》的时候，我不再有这么急迫的心情，不断在提醒自己，慢下来，一定要慢下来，而且因为这个小说比较长，所以准备工作自认为还是做得比较扎实的。比如小说的主人公祖奶，先后嫁过三个丈夫，生过九个孩子。当时，我是准备让她生十多个的，后来一想，人太多，可能会有些乱，和每个丈夫生三个，正好九个。九这个数在中国也是伟大的，所以就想九个。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九个孩子，她是在什么时候生的，哪个孩子哪一年出生的，还有过世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而且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这个孩子成长的某个阶段，其实是对应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或社会背景的，当时我想明确地写出来，后来想如果写出来，跟格拉斯的《铁皮鼓》就太相近了，所以就没有提，但也是隐在小说当中的，可能很多读者没有看出来。九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对应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

还有其中的乔石头这个人物，我在构思的时候，还写了一个他的传记，他的极端自负，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也想写出来的。但是在写的时候就想，如果写出来，可能就像一棵树，枝干太粗太长了，会把这个树冠压得弯下来，会影响祖奶的形象塑造，会影响其他被祖奶接生的那几个人的塑造，所以就简写处理了。

乔石头这个人物，他的命运其实是暗示出来的，通过他在祖奶床前的讲述，还有他和村庄一些人打交道，包括和祖奶相处，基本上乔石头这个人物性格就完成了。

所以《有生》这部小说是什么样的，自有评论家和读者去评价，我自己能说的就是我倾注了感情，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写完之后，恋恋不舍，与她相处甚久，有些难分难舍。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后记，叫《我和祖奶》。

孙衍：您有过到乡村任镇长助理的经历，这和老师的身份又大不相同，这多少会给您带来一些新的认知和思考。您的长篇小说《漩涡》就是写青年教师如何成长为乡镇干部的。

胡学文：一个人在写作过程当中，有时候经常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体验写到小说当中，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体验去进行想象。《漩涡》这部小说，是写一个青年教师如何成为乡镇干部的。这也是比较写实的一部小说，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成熟，单薄了些。

我当过八年老师，可以说有教学的一些经验，一些经历。为什么想去担任镇长助理，就是觉得我对乡镇的一些生活，可能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隔膜，后来就到镇里挂职，待了一段时间。那段经历对写作有多少帮助，我不好说，可能那就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特别是对人的认识，尤其是和村干部打交道的时候，那种认识比较多。乡村干部是极有智慧的，也可以说是极其圆滑的。他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时可能是凭想象达不到的，或者是难以想象的。我曾经到过一个村子，跟村长进行过交流，特别有感触。他知道我不是真正的乡镇干部，所以他也比较敞开，不加隐瞒，讲他对上如何去做，对下如何去做。一方面，可能这就是一种生活；另一方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一个农民，对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物，是如何一点一点打上烙印的。

【访谈者简介】孙衍，作家，出版人；作品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散文诗》《美文》等刊。著有散文集《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等；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