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我警惕自己，也警惕“我们”的无病呻吟
近些年来，有几位学者“转行”小说创作，成果颇丰。苏州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王尧是其中之一，他的本行是文学批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2020年王尧推出长篇小说《民谣》，受到关注。他说自己有三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做文学研究，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诗歌则是在手机上随手记录。他坦言，“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并且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纸上的知识分子”是王尧一本随笔集的题名，亦是贯穿他写作的重要内核之一。
2021年至今，王尧已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时代与肖像》《日常的弦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些作品皆从日常生活毛茸茸的细节切入，为知识分子画像。在娓娓道来的散文笔调中，诸多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历史细节重新向我们走来。
应该期待怎样的文学？如何评价当下的小说创作？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王尧——
历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您先后推出多部散文集，这些散文都是从小的切口去呈现大的历史。为何选用散文这样一种轻的文体来进入重的历史？
王尧：这样的写法与我的历史叙事的观念和方法有关，也与我对材料的分析有关。《时代与肖像》写乡村人物，这些人物和相关的故事只是大历史中的小插曲，我在谈《民谣》时也说过这类话题。《日常的弦歌》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涉及很多重要文化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大历史，但他们的精神是在日常生活中生长的。不被日常生活销蚀，反而挺拔崛起，这就是“人物”。历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报：鲁迅的作品以及一代散文大师汪曾祺的作品对您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尧：我最早读到的现代作家文集是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本书从村上带到镇上，再到大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虽然已经有一套《鲁迅全集》。我经常翻这本书，在谈《时代与肖像》时，我说我想写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
回忆自己的写作，确实是从模仿鲁迅开始的。鲁迅的精神、语言、思想，是我不竭的资源。我研究过汪曾祺，他的语言、调性对我也有很大影响。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的“文章家”，读汪曾祺，你才知道一个写作者能够写出自己的汉语才是重要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散文创作的现状如何？
王尧：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前，我主要是研究散文。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在是散文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现代散文在现代文学中是成熟比较早的文字，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诗歌之上，但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小说成为文学秩序的中心文体，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散文的位置是边缘化的。
当下不能说没有好散文，但好散文确实不多，任何一个文学时代都是这样。散文其实是有难度的写作，它是这样一种文体——写作者的信仰、人格、襟怀、气息和他想说的话要融为一体。
没有深刻痛苦，就没有优秀知识分子
羊城晚报：在您的散文中，大量讲述了作家文人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故事。在跟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王尧：我常常假想自己生活在他们当中，这时我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他们的崇高与卑微都会让我怦然心动。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他们的家国情怀动天地泣鬼神。我以前对跨世纪没有特别的感受，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发现自己也跨世纪了。
20世纪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主动介入了时代大潮，在现代史的重要环节都留下了他们的呐喊和彷徨。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作家也好，和他们相比，我们“猥琐”了。这可能避免了大起大落的悲剧，但又处于另一种悲剧之中。
羊城晚报：在当今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很多知识分子生活都很好了，还有精神痛苦吗？
王尧：这是个好大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太复杂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一言难尽。现在知识分子的特长是善于议论他者，往往不会自我批判。在许多问题上，知识分子是失语的。很多年前，我们都模仿过外国学者的口吻，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发展了，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未必对应。没有痛苦，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深刻痛苦，就没有优秀知识分子，鲁迅就是一个例子。我承认，我也时常处于痛苦之中，但我的文字并没有完全呈现深刻的痛苦。我警惕自己，也警惕“我们”的无病呻吟。
要多研究些问题，少开些会议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的？
王尧：“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文学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八十年代作为年代的意义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八十年代文学”，既是断裂，也是开始，它因此重要。“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被历史化或经典化处理了，这是一项未完成的学术任务。
羊城晚报：您还完成了一本学术专著《“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王尧：你说到的命名问题，是一个涉及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学科的问题。“当代”是时间概念，还是历史概念，一直有争论。现在很难统一，在讨论“文革”后的历史转折时，“新时期”具有特定意义，但新时期不能无限期延伸下去。
所以，后来出现“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暂时性的，也许“八十年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可能会使用下去。我们现在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概念，文学史是越写越薄的，也许很多年以后有些年代可以忽略不计。
羊城晚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您提到杭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当下的文学生态中，会议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尧：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学，文学制度是考察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学会议是文学制度之一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会议对推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在的会议似乎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但很多学术会议并不产生知识。这个现象的产生与科研方式和作品研讨方式有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总是需要的，但现在确实泛滥了。我们要多研究些问题，少开些会议。
恢复学者写小说的传统
羊城晚报：除了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您也写小说。长篇小说《民谣》酝酿了20多年，是什么触动您写这本小说的？
王尧：我是一直有作家梦想的，在大学几十年没有完全被学术体制改造掉。写小说，肯定与我青少年的记忆有关，走出村庄后的生活还需要消化沉淀。二十多年前，我写下了《民谣》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后来断断续续写，直到新冠疫情暴发那一年，才静下心来完成了这次马拉松式的写作。
我想在一个少年的视角中呈现大历史中的小插曲，也回溯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最初来源。我从2001年开始，与林建法先生合作主办“小说家讲坛”，开始和莫言等作家接触，这也是我创作欲望再起的过程。
莫言、阎连科等小说家对我的影响是整体的，主要还不是小说技巧的影响。研究小说和写小说，现在是两个行当，这种差别便是长处和短处的分别。
羊城晚报：当下似乎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小说创作，从学者转变为作者，像您、张柠、吴亮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王尧：我不知道学者写小说能不能称为现象。在新文化传统里，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诗人的文化人太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少，这个传统断裂了。我希望能恢复这一传统。
学者写小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学教育的现状。这就像很多著名作家到大学担任教授一样。
受某种倡导的写作似乎更容易失败
羊城晚报：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您倡导新“小说革命”。为什么今天的小说需要一场新的革命？
王尧：那次会议我是即兴发言，但说的主要想法可能是长期酝酿的。作为批评家，我对当下甚至是这么多年的小说创作总体是不满意的。
我说“小说革命”，是用激烈的语言唤醒写作者的危机意识和艺术革新意识。我在会后将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章《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
在文章中，我列举了一些问题，比如，小说家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建构世界的能力，小说有故事但没有语言和思想，等等。
现在可能还要加上一个问题：为获奖而写作的小说家太多了。“小说革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没有能力指引方向，解决我说的那些问题，就是“小说革命”的开始。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当下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有哪些作家值得推崇和阅读？
王尧：我做了几十年的文学教授，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倡导最终可能都是无效的，受某种倡导的写作似乎更容易失败。写作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
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那些经典作家作品，他们永远是我们字里行间的灯光。我们读经典作家作品，就会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做文学史研究，也关注那些已经被我们遗忘的作品，教训和经验都是我们面对的遗产。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有着怎样的创作计划？
王尧：我现在很想安静读书，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创作和学术研究有些不同，很难具体计划。目前正在修改、打磨一部新长篇小说，也许明年能和读者见面，这是一部写1937年苏州沦陷后几个文人家庭命运的小说。
我写小说没有功利，压力是能不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经常有散文专栏约稿，如果明年的学术研究任务能顺利完成，可能会考虑再写一年散文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