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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仨》的出版
来源:文汇报 | 汪家明  2023年09月08日07:44

三联书店和杨绛先生渊源很深。

1980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自知在内地难以出版,经三联书店范用先生手转寄香港,没想到香港《广角镜》杂志抢先全文刊登了(原打算出单行本),其间去杨绛家取稿转稿的是董秀玉。不久,范用得知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好评,借势推动,于1981年出版了三联书店单行本。此后1987年的《将饮茶》,1988年的《洗澡》,几乎杨绛所有新作都由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后,内地一直没有再版,1980年乘思想解放的春风出版了简体字新版,也是轰动一时,后来还拍了电视剧,堪称家喻户晓。他的几部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这两位当时年龄刚过古稀的文人夫妇,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然而他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则:不宣传,不露面,安心过自己的笔墨日子。可是越是如此,读者关心愈强。只有不多亲友知晓他们这个家庭,父母女儿(钱瑗)三口之间独特、温馨甚至是顽皮的一面。由于工作关系,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的董秀玉是知晓者之一。作为一位有智慧有眼光的出版家,她曾向杨绛建议,请他们三口互相书写:女儿写父母,爸爸写母女,妈妈写父女,而后编一本书。

1994年八十四岁的钱锺书因病住院,1995年底五十八岁的钱瑗因病住院。杨绛奔走在两所医院、两位亲人之间。此时她萌生了写作《我们仨》的念头。病床上的钱瑗提出,把这题目让给她。她拟了目录,写了几节,直到去世前六天还在写。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找了一本很难啃的书《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进行翻译,同时整理《钱锺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借助高强度的工作,冀望使自己的心安顿下来。钱锺书去世四年后,2002年岁末,她开笔写《我们仨》,几乎一气呵成,2003年春,稿子交到董秀玉手上。

董秀玉刚刚退休。她专心致志编辑了这部期盼已久的珍贵书稿,并请《钱锺书集》的设计师陆智昌担当设计工作。通过《钱锺书集》,陆智昌十分了解“我们仨”的品格和爱好,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朴、醇厚、内敛。尽管如此,编辑和设计师还是反复讨论、修改了好多次,单是大改就有三次:起初杨绛拿出家里的照片簿,董秀玉“贪心”,选了很多,全部插到书里,成为一本内容丰富的“图文书”,可是看来看去,总觉照片影响了文字的纯粹,于是忍痛删减,一遍又一遍;第二次,删减后的照片插在文字中,又显得分散,且图文混排,照片总是隔断文字,变换文字版式,使文字不够流畅,于是试着把照片集中,分两部分插在书中:第三次,感觉黑白照片和附录图片印单黑,还有几幅彩色照片,与全书不协调,另外,图片说明的文字照排宋体字,也有些生硬。与杨绛商量,请她手写说明文字,而所有图片和说明文字都用浅褐专色印刷。另外,三个附录,也是反复讨论的结果,可谓选择精到。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是一种浅褐色带皱纹的进口纸,很薄,很软,像布料,比正文纸还要软,这在书籍设计中是很少见的。封面书名和作者名、封底题句用深褐色印,书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圆o”(即妈妈、爸爸、圆圆)。书脊上只有三联书店店标,没有社名,封底连条码都没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满意。给杨绛先生看,她也首肯。

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给我她初编的稿子。记得我坐在办公室窗前,几乎一动不动,整整看了三四个小时,抬头时,太阳已经落到美术馆后面了。有种压抑的感动。我叹服作者含蓄节制的叙述风格和看似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开头虚构的长梦(不知怎的,有种《千与千寻》的感觉!)和后面非虚构的内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氛围笼罩了后者。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感受,并认为,这书印十万册没问题;董秀玉说:二十万册!她让我和发行部一起,先做一个营销计划。

发行部的同事们商量了几次,起草了一份《营销方案》:

计划上市时间:5月15日

本书的主要几个卖点和弱点:

1.作者夫妇的影响力;

2.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一家三口的亲情感人;

3.一位特殊的叙述者和特别的叙述情境……这是本书最令人动容的地方;

4.从内容上看,缺乏一般畅销回忆录所具备的诸如传奇色彩、内幕秘闻、宏大背景等要素。

营销策略:

1.突出作者夫妇的名人效应,可以做成纪念钱锺书先生的文化事件;

2.突出本书容易引起大众读者共鸣的情感因素,诸如“家庭”“亲情”等,突出传统的家庭观。

宣传方案:

1.拟对作者做一次专访……

2.拟邀以下知名人士对本书进行推介……

3.利用5月15日世界家庭日这个时机加大宣传……

4.与报纸联系部分连载事宜……

发行方案:

1.为防止盗版,争取一次铺满市场。但目前销量很难估计,十万册的起印数太冒险,采取事先征订的方式比较稳妥……

2.可以采用防伪标识,一方面对防止盗版有一定帮助,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我们对该书的重视,引起销售商的注意。

4月16日,开印前的工作都已完备,董秀玉来店里和我谈营销的事。有一个天大的障碍摆在面前:北京的SARS越来越厉害,是疫区,书印出来也发不出去。北京各出版社的书发到外地,没人开包,进不了书店,更搞不了什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首印多少册?!只好采取发行部的建议,预先在全国征订,看看订数再说。

半个多月后,订数回来了:一万多册。怎么办?董秀玉认为,杨绛先生已经九十二岁,书稿既然到这个地步了,不能让她再等,还是先印一版。店里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印三万册。定价方面,若以一万册算,二十五元;三万册算,二十二元。可是当时的畅销书,最好不超过二十元。我建议印三万册,但以十万册定价,最后定为十八元八角。

6月中旬,书入库了。真是一本可人又厚重的书!拿在手里感到温暖。封底小小的、圆圆的银色防伪标志闪着淡淡的光。见者无不喜欢,杨绛先生、吴学昭老师也满意。可是三万册书暂时只能静静地趴在库房里……

6月24日,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同时解除对北京旅行的警告,即所谓“双解除”。《我们仨》随即开始发货,立即成为疫情半年以来第一本上市的高端热点书。读者、书店、媒体经历了好书的饥渴,把所有的热情都投给了这本书。一周不到,三万册已告罄。发行部紧急要求加印三万册,可是,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远在国外,一时供应不了。没办法,只能用他当时设计而未选用的另一方案,换了一种纸,封面是淡草绿色,印有一家三口的合影。从第三印起,恢复第一印的纸张样式,此后二十年不变——如此看来,藏有第二印版本的读者,更有一种纪念意义呢。

当时有些读者朋友,批评三联书店没有眼光,首印最少也应该十万册啊!虽是批评,我们也心存感激。2003年7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道:“《我们仨》出版后,已印四次,十二万册”。此时距书上市不过十八天。

二十年过去,《我们仨》总印数已达一千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