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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桑榆暮景叹时世
来源:《读书》 | 王振忠  2023年08月31日09:34

最近二十多年,我一有空就跑去乡下,实地走访案头文献里提到的那些地方。在此过程中,也经常能听到乡间农民讲述的各类故事。我发现,在有的僻远山乡,讲故事的人虽然只是粗通文墨,但他们自有一套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这些人可能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平素非常喜欢阅读《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故事。因此,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传统小说之框架,加上对现代政治的一些理解,拼凑出清末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听起来,虽然多是干宝搜神齐谐志怪,但似乎倒是颇为独特的另类解读。

去年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偶然翻到一九二八年一位耄耋老人的自传,颇感兴味盎然。此一抄本分量不大,仅寥寥数页,其中提及“予前清贡元黄世表,字子行,号慎庭,寿八十八岁,四代同堂,自号双桃先生”。“贡元”也就是贡生,本指由府州县学升入京师国子监的生员。

关于黄世表的身份,自传中有一段,谈及其人对一生财产与开销的自我总结,包括“租谷”“屋宇”“婚姻”等。在“租谷”部分,他写道:“交我手五十担,分家日二百担,田置二千银。”这应当是说其父交给黄世表的租谷有五十担,可能后来因其经营有方,铢积寸累,及至兄弟分家时,租谷积有二百担,并花了二千银元购置田产。另外,在“屋宇”部分,黄世表指出:他在三十七岁和七十岁时,分别花了“八百银”和“七百银”盖了房子。为父亲建造坟茔时,所用坟石花了一百零(一百多元之意,下同),为自己造坟则大概花了九十零,安葬则需要五十零。而在“婚姻”条下,他详细罗列了长兄娶妻,以及自己迎娶妻妾、儿子成亲和女儿出嫁的费用,从三十元到一百五十余元不等。此外,桑柘影斜人多扶醉,乡间还有各式各样的寺庙及会、社,所以书中还列有“捐缘”一目,其一生的花销大约在“二百余元”。除此之外的一些开支,如“争讼一百零,完粮三百零,丧门七十零,饮酒六十零,送年数十元”。在传统时代的农村,若套用《左传》中的一句古语略作改易,则“村之大事,在祀与讼”——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共同生活,闾阎鹅鸭之争在所难免,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因细故兴讼的事情屡见不鲜,相应的争讼开支亦颇为可观。另外,“饮酒”和“送年”两项,应指平常及岁时的人情交际,皆注明“谅亦不知数”,说明这只是粗略的估计。自传还提及,他在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和八十岁时分别都办过寿筵,其中的八十大寿花了将近一百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个人功名之获得,有着明确的记载:“监捐,四十元;贡并旗干节,六十元。”由此可见,他的这个“贡元”是捐纳而来的。纳贡成功之后,通常便要在门前竖立旗杆壮其观瞻,以夸耀于乡里。对此,近人杨淡风在《永嘉风俗竹枝词》中有所解释:

读书只恨落孙山,纳粟不捐从九衔。

捐个监生真合算,跟亭要好着蓝衫。

从前揭自传来看,“监捐”仅花四十元,只是略高于娶妾的一项开支,与嫁女之费用约略相当,所以杨氏才会说“捐个监生真合算”。这里的“合算”不仅是指价格,而且还在于它所带来的现实荣耀。竹枝词中的“跟亭”,也叫“跟香亭”,系指民间迎神赛会时的一项活动。“跟定香亭步不移,老爷此缺却稀奇,辉煌顶帽车尘里,也算从龙扈驾时。”由于监生与秀才一样可以身着蓝衫,所以有资格在“跟香亭”时招摇过市,借以在乡里彰显自身的地位。也正因如此,黄世表才热衷于捐资纳监。不过,上揭竹枝词中“读书只恨落孙山”一句,也说明以便宜价格捐来的此类监生,其人文化水准通常比较有限,这也就是该册抄本字迹蹩脚的原因所在。

另据抄本封三的记录:“余舍前有桃树两株,大而且茂,故自号双桃先生。”此一自号显然颇为俚俗。而在“双桃先生”之下,还有“亲笔记”三字。若将自号与书中歪歪扭扭的笔迹结合起来看,黄世表的文化程度明显相当有限。不过,他说自己生不逢时:“哀吾生之不时,见天下之两朝,遇寇四次,土匪有数次。自幼以至耄耋,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此处的“见天下之两朝”,当然是指他由晚清入民国。阅历世变的黄世表纵笔直书,将一生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颇为生动、细致,这无疑是我们考察晚清民初地方社会的珍贵文献。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宁波人郑传笈出任浙江泰顺教谕,他入境为官观风问俗,撰有《泰顺风土记》:“泰邑万峰环绕,辟山为城。……城内分四隅,惟县前、太平二街较繁盛。然列肆居者,资本巨者仅数百金,仓卒间欲筹现金,十且不得。……山溪险阻,茶、铁外无物产。远方商贾皆不至,惟昔日闽客之赴瓯者,往来多取道下来。贫民既得以肩负食力,富者亦借转运茶、铁以起家。自轮船行后,闽商改趋海道,而近年洋茶、洋铁盛行,泰地途远费巨,无过问者,而民间之贫困益甚矣。”泰顺一带地僻贫瘠,除了茶、铁之外,只有种竹造纸稍微有点利润,但从总体上看,随着晚清经济格局之变化,特别是东南沿海轮船的开通,泰顺社会的贫困程度愈益严重。

黄世表生活在泰顺一个叫上洪的地方。这个上洪村位于洪溪上游,因溪水而得名“上洪”。该村四围青山叠翠,村中的绝大部分民居建筑都沿着洪溪两岸兴建,形成了依山傍水的格局。根据黄世表的讲述,在一九二八年时,上洪“人有千余丁,家有二百余灶,屋有大小六十五座”,村落连阡,山水潆回,应是东南低山丘陵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村落。

抄本的前一部分为其人的生平“事迹”,兼“谈治乱丰歉”,其中首先提及:

余生于前清道光廿一年辛丑九月廿一日戌时。余少多疾病,五岁不行。至于十二三岁,日日牧牛,日出而去青山乐,日暮而归家里游。十四岁甲寅,多奇异,天星有尾有须,地能动能响,摩天龙,岁荒歉,天下乱,地方抢劫,各处岛[捣]乱,长毛洪秀全造反,杨秀清为军师。又有林俊、刘永福等,大戬浙江杭州,攻三载,城内粮彻底食尽,室如悬缶[磬]。破城内,人民去一半,自毙者多。我十六岁,长毛到景宁,外磜马行不过,未至泰顺。十八岁,余本业农,躬耕田亩,苟全性命于乱世,非由于儒门,不幸运途乖舛,家门不利,有逆无顺,忧患常临……(方括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田舍翁一生流水,光阴如梭。从中可见,黄世表生于一八四一年,从小是个放牛娃,栖止于蕞尔偏隅,朝夕饔飧。及至十四岁时(应是一八五四年前后),他说当年“长毛洪秀全造反”,一八五六年太平军打到景宁,差一步就到了泰顺。接着,他又说自己五十六岁时,“国朝皇太后(名慈禧),蒙古女,掌权势足,无辜腰斩林则儒孙林旭,朝内乱而国危矣。国债倩如山。五十八岁,……国内外番,进入朝廷作乱,光绪皇逃去陕西,牌主金作二十余个,番子抢去,不能追回”。这些,显然是在讲述他所知闻的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前后之“历史”,其中充满了“空嗟覆鼎误前朝”的感喟,当然也夹杂着浮言入耳之失真。

接着,黄世表又提及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孙文、黄兴、犁[黎]元洪结义,革命党欲夺朝廷。”与此同时,还提到清末的改革:“六十二岁,皇太后无权,光绪昏,听朝臣,兵营截,考试停。”从自传来看,黄世表六十二岁时,相当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再接着,他又概述了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军阀混战:

七十一,辛亥年,革命党,起义造反,八月廿八夜,结义反去,势如破竹,宣统皇,奔归满州[洲]。七十二岁,壬子年,换民国元年。……朝廷孙文、袁世凯等,相议之误,不立君,而设大总统,才能者轮,懦弱者无。未几载,国内叛变,此独立,彼独立,天下乱纷纷,各处作岛[捣]乱,大闹中华,争世界,民众苦甚,万物征税,万物高昂,贵之已极。谷廿斤大洋一元,斤米钱百二,斤盐小洋一角……

黄世表七十二岁时,正是一九一二年。此后的世局沧桑,让一般民众时感风来欲雨,颇多骇听惊涛之惴惴——从民国肇建到袁世凯称帝及其垮台,再到北洋时期的天灾时变乱离兵燹,百姓生活愈益困顿,这也是黄世表等基层民众所切身体会到的。

除了大历史之外,生活在泰顺乡间的黄世表,对于当地的大事也有不少记录:

番藷:海南番子为粮,乾隆末到此;

麦豆:嘉庆初到此;

海布:咸丰初到此;

谋[煤?]油:同治中到此;

…………

种牛痘:光绪初起,前并未有;

洋火:同治初到此;

时辰钟:大英国造,咸丰初到此;

家谱:程夫子设。

上述首先提及泰顺当地以番薯为主食,传入的年代是在乾隆末年。对此,《泰顺风土记》也指出:“邑中山九而田一,其田之岁可再获者又十分之一。民食以蕃茹为大宗,谷不过杂十之三。其全以谷为食者,衙署及殷绅家耳。而地狭人稠,终苦不给。五六月间,青黄不接,乡之人粜城米者填衢溢郭。邑又无米,惟赖官绅平粜以济,故有终日奔走而不获升斗者。米禁最严,不得出城境。即民间婚男嫁女,亦必举行于秋收后。间有婚嫁于春夏间者,则不问而知为谷足翁矣。”前述的大事,有些应当是黄世表的父辈或祖父辈告诉他的,有的则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或亲身所体会。例如,方鼎锐《温州竹枝词》有“种牛痘”:

海疆天气殊寒燠,赤子天花保护难。

近设全婴牛痘局,及人之幼万人欢。

诗注曰:“此间有善种牛痘之徐生,手法灵敏。予率府县倡捐经费,设局施种,贫者不取一钱,岁活婴孩七八百口。”方鼎锐为江苏仪征人,同治年间曾任温处道观察,在温州六年,撰有竹枝词百首,刊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因此,他提到的“牛痘局”,应是同治年间设于温州城内的,传到山区泰顺的时间当然要晚一些,所以黄世表说种牛痘从光绪初年开始。

在讲述了地方大事之后,黄世表最终总结说:“凡外洋货物、洋料等件,均系同治、光绪间到此。”在他看来,大清之祸萌肘腋国势飘摇,与此息息相关:

讲大清亡国,是嘉庆间耶稣教、外洋乌烟进入中国,大清亡国自此危起。耶稣教纳贡税百万,各省构造教堂,嘉庆贪财许之。道光忠臣林则儒,教堂害中国,折[拆]之,林则儒办罪。天养则儒,降洪水,通一条河到外,坐般[船]二十人送去,教外国耕读,以后外国尊圣人,每年纳贡米廿四箩,伊子孙食。外国货物,一件一件曼[慢]慢而进,源源而来,愈进愈危,大清所以亡国也。

黄世表一生行游于田垄山泽之间,他并非老于窗下的博洽淹贯之儒,乡居僻壤,闻见囿于一隅,其人所言,虽如野老田歌山夫樵唱,但也代表着一类根深蒂固的草根历史认识。在他看来,外国货物之侵销,直接导致了大清的亡国。在这里,他提到了嘉庆年间各省建造教堂,“耶稣教纳贡税百万”的说法显然有误。接着,他又将禁绝鸦片的林则徐(可能是因方音之讹,“徐”误作“儒”),说成是因拆毁教堂而遭查办。然后,似乎又是这位林则徐,借助天降洪水,挖开一条运河,直接将留美幼童送往外国,教那些茹毛饮血的洋鬼子学习耕读,让他们尊崇中国的仁义道德,并说从此以后,外国每年都要送来贡米二十四箩,让这些幼童的后裔世代享用……此类言涉风影的闲言碎语,最为普罗大众所喜闻。

进入民国,当城头频繁变幻大王旗之际,在基层乡间,土匪便多如牛毛。上洪一带地处荒野僻壤,历来“寇匪最多”。黄世表八十七岁时,正是一九二七年,在这一年,当地萑苻啸聚,时肇祸衅。官匪时常是一家,这些人出没无常,抢州夺县杀黎庶。接着他还提及:“五月十二日,革命团长甘清池、周元请来,带兵一千六百名,来上洪宿,米食廿四箩,猪食二只。下洪十二箩,猪一只。上洪十二箩,猪一只。”可见,当时官军的剿匪行动,对于乡民之骚扰亦极为严重。

唐德刚出版有《晚清七十年》,这是当代历史学家的名著。而在温州当地,早在民国初年就已出现了陈怀的《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等,其书从清朝崛兴谈起,缕述了王朝之隆盛、衰落及清室的最终灭亡。这些著作宏纲细目,靡不毕该,所述皆是专业学者眼中的近代历史。而在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一千个人便有一千个人心目中的“历史”。作为前清贡生,黄世表对于大清亡国后的乱局似有无限的感喟:

孙文起义,换民国之壮,强压外国,外国虽强,不能欺中国,诚可大幸!但民国未成功,人心不一,妖孽居多,天下仍作乱。蒋介石与张作林[霖]大争世界,土匪不究,人众更苦。大愿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多生圣贤,明主立位,忠臣邦国,仍遵周公之礼,孔子之训,人心均服,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复转唐虞之盛世,尧舜之天下,乐莫大焉!

黄氏虽然自谦:“吾孤陋寡闻,学问浅薄,是是非非,不能全记也。”但其人在行文走笔之间,乞灵于先圣前贤,俨然是登临四顾俯仰千秋——在他看来,只要天子圣明、满朝忠臣,恢复周礼、孔教,便会令湖山增色草木蒙恩,在中国复兴三代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一定是指日可待。到那时,亿兆斯民将含哺鼓腹于尧天舜日之中……

此外,他又写有《民国无王》一则:“盖天有日而民有王,天无日而万物不能生,民无王而百姓不能安。不患贫,而患不安,是无君无臣,所以不安矣。……今无王,此生寇,彼生匪,朝朝可考,件件可稽也。革故鼎新之际,革命未成功之秋,尤立君,而安天下之民众,一人定国国治,而后天下平矣。”身处共和时代,山外的世界早已是欧风东渐,新潮澎湃,但扃闭野塞、囿于闻见的黄世表仍在强烈呼唤独裁君主的幽魂,希望自己仍如前清时代醵饮歌咏于深山僻坞,与周遭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在他看来,民初的乱局完全是由于“无王”的结果。

读书人时常会想象自己的忧国忧民振聋发聩,但在实际上,他们若真的跨出书斋,看到的现实却往往是“酒醒人静奈愁浓”——自以为是的疾声力呼通常会被湮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流水高山,知音谁属?清室既屋,虽然革去脑后的拖拖物,但在广土众民的心目中,此后之所以出现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便是没有了皇帝。就像《风波》中那位将辫子盘在头顶的赵七爷常常叹息的那样:“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也正因如此,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类似的闹剧在民国轮番展演。在很多时候,不少人都会坚信,为了扶大厦于将倾,解生民于倒悬,乾纲独断的强人威权不可或缺。于是乎,在波诡云谲的近代中国,一旦有人存心鼓噪,各类独裁变种、军阀怪胎仍然大有市场。在这方面,年登耄耋的黄世表遗留下的此份资料,虽如僻远荒陬之闲藤野蔓,本无关赤县神州的江山风景,但却提供了芸芸众生诠释历史的一个生动文本,或许在民众思想史上也有其特别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