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阅读札记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重要的研究潮流或者研究上的转向，即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这两种转向或者潮流，追根溯源还是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不断寻求自身的“学术性”努力的结果。我们知道，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而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个“前提性”的条件，却是在近些年来不断被突显出来，不断被完善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与“新视野”。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式中，也出现了一些推动当代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著述。但因为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这种研究的新视野中的一些思维方式、价值预设等方面的内容，也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些争议。笔者就相关的争议，结合阅读到一些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以及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著述，浅谈一点儿“门外”的看法。
一
较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工作起步较早，而且也有了比较成熟完善的史料整理与史料研究的方法。樊骏先生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便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其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的内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例如樊骏先生在文中指出，“比校勘和注释深入一步，工作量也更大的，是考证。通过众多的、有时还多有抵悟的史料的相互参照和反复核对，或者揭开事情的真相，或者纠正原有的谬误，都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1］在目前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所见到的多是作家佚文的搜集、整理，校勘、注释类的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樊骏先生所提及的“考证”文章较之前两者就更少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比较多，比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作家相比，其创作中包含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比较少，除了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一些作家与历史产生了重要的联系，并留存下来与重要历史时刻相关的文字。因为在作家身上所附着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信息比较少，可能就没有多少可以“注释”或者“考证”的空间。考证的文章，大致就是证实与证伪两类。一般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性文章，多是证实性的文章，这类研究主要依据作家的回忆录、创作谈等“自述性”文字，来梳理、印证作家创作中的一些特殊事件、重要时刻、人物本事等方面的内容。这种依据作家“自述性”作品的考证文章，因为是来自作家自身的“回忆”与“阐释”，这类文字其优长便是因为“亲历”或者是“自我”言说，可能会让研究者觉得“可信”与“真实”。但是，这类文字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研究者“考证”之处，也恰恰是因为“亲历”与“自我”言说。因为这类“自述性”作品的作者，是将自己“镶嵌”在“自述性”作品之中，而这些文字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文学现象、人事纠葛、论战纷争等内容，均与作者有关。出于作者的历史角色、人性动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虑，作者在此类作品中呈现的“真实性”也不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或者可以“考证”的问题。因此，单纯地依靠这类“自述性”作品，并不能完全呈现创作或者历史的“真相”，只有依靠“众多的、有时还多有抵悟的史料的相互参照和反复核对”，才有可能抵达“真相”。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洪子诚先生的“注释性”研究系列论文（后结集为《材料与注释》出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例如在《一则材料的注释》一文中，洪子诚以“1967年底，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就 1958 年‘大跃进’期间北大中文系 1955 级学生集体编 写《中国文学史》，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写的相关情况，访问杨晦、游国恩、林庚三位先生”［2］的记录稿为“史料”，将杨晦、游国恩、林庚三位先生的访谈“原貌”呈现，并对访谈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注释。洪子诚先生的这种“注释”，不是一般“学术规范”意义上的“标注”，而是带有背景性、“阐释性”的注释，是一种基于“原始材料”基础上的“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史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但“史料”并不是“沉默”的，而是在“研究性”注释中被激发出了“历史活力”，释放出了历史的阐释效能。上述所言的是“证实性”的考证研究，而关于“证伪性”的考证研究并不多见。至于为何“证伪性”的考证比较少，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本文不做相关的讨论。
在关于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的迫切性上，樊骏先生认为：“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与古代文学的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除了‘死’材料，还面对着后者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大量‘活’材料，它与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相比，最大的差别又在于这些‘活’材料正在迅速消亡中。尽快将这些材料记录、保存下来也就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一项独特而且紧迫的任务。”［3］在三十多年前，樊骏先生对现代文学“活”材料整理紧迫性的担忧，在三十余年后，同样出现在了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上。程光炜教授在他与学生们所从事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中，也有与樊骏先生类似的忧虑与紧迫感，“当代文学史，怎么就不能算是‘史料’了呢？我最近几年，还有一个经历，让学生去做王蒙、从维熙、李国文等老作家的口述采访。他们都是 80 多岁以上的老人，风烛残年，有些已经不能离家下楼。所以，学生要么被婉拒，要么因史料牵涉一些敏感事情、敏感人际关系，也无法去做。这些老作家中，从维熙、高晓声、浩然、张贤亮已故世，其余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接受采访。想想这些状况，‘抢救史料’这个问题，日益变得急迫起来，有了一种刻不容缓的感觉。”［4］
解志熙教授在《美的偏至》一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在解志熙教授看来，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明确的史料意识，但较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范式，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在后续的研究中，解志熙教授提出了“批评性‘校读’”的方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近几年，我侧重在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也顺手以新发现的文献史料为线索，尝试着对有关的作家作品及其他相关问题做点分析和阐释工作，从而撰写了一些长长短短的‘校读札记’。做这些工作，在我其实既有自觉的成分又有不自觉的因素。有所自觉，是因为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我对自己前些年强调过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妨‘古典化’一点的有意尝试。”［5］从文献学“校注”到批评性“校读”的变化，恰恰就是将“史料”与“批评”“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打破了“史料”与“批评”之间的“界限”（也是本不应该有的“界限”），“按照通常的学术概念，校注、考释的工作属于文献学的范畴，而对文本的整体性解析和评价，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这种基于习惯的区分自有其道理，从上述校注与考释的诸多例证即可看出，它们大多局限于文本中具体字词句的校勘与解释，而无关乎篇章大义。但是，也有一些字词句的校注与考释关系到对文本之整体篇章的理解与评价，所以把文献学与文学批评的区分强调到互补往来的地步，也未必妥当。何况说到底，文学文本乃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读者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固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与体会，却不能脱离文本的语言实际去望文生义、胡思乱想、穿凿附会，而必须有精读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应比较观听作家在文本的‘话里’和‘话外’之音，才可望对文本的意义以至作家的意图做出比较准确的体认和阐释。”［6］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兼及“批评”与“分析”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这种批评性“校读”与洪子诚先生的“材料与注释”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性“校读”或者“材料与注释”才是一种好的史料研究，同时也是一种好的文学批评。
二
近年来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随着“史料学”或者“历史化”研究趋向的兴起，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突显史料研究趋向的研究）之间的分歧或者争论也逐渐出现。
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作为两种研究方式，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驳斥了贝特森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学史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而文学批评处理的则是观点与信仰等问题。可是这个区别完全站不住脚的。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的‘事实’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这就是在千百万本书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选取这一本书或这一事件来论述的判断。”［7］从韦勒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史处理的所谓“材料”，也不是“客观”的，因为“选择”什么材料来处理，不选择哪些材料，甚至是要“回避”哪些材料等，这些都涉及作者的价值立场、思想观念以及写作需要等因素。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材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距离”也成为我们从“材料”认识“现实”的障碍。而这种“障碍”也是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来破除的，借用樊骏先生的话说，这种“障碍”也是需要“考证”的。因此，文学史研究的“主观性”或者是“主体性”恐怕并不亚于文学批评中的“主观性”或者“主体性”。只不过文学史研究处理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沉淀”。加之我们对“时间”本身也有一定的“信任”，这种经过“沉淀”的“材料”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信任感”。但是，这种“信任感”也不是坚不可破的，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或者产生争议的研究结论中，都可见到对这种“信任感”的挑战与颠覆。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家应该走出对“时间”的“信任”，“学院派人士不愿意评估当代作家，……他们宣称要等待‘时间的评判’，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评判而已。……‘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研究或者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前提条件”。不仅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而且文学史家也需要面对诸多的文学批评结论，从中进行筛选，将其纳入到文学史研究或文学史写作的视野。而文学史知识也构成了文学批评的“背景”与“参照”，“文学史对于文学批评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文学批评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批评家缺乏或全然不懂文学史知识，便很可能马马虎虎，瞎蒙乱猜，或者沾沾自喜于描述自己‘在名著中的历险记’”［9］。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直面文学现场与“历史化”方案之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历史化”中可见丰富的“文学性”叙述，在批评的现场也充满了“历史感”。
注释：
［1］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2］洪子诚：《一则材料的注释》，《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3］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4］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5］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6］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页。
［7］［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9］［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论争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BZW121）、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1980 年代‘文学事件’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JJKH20201134SK）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