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找寻变成一种执念，其实就已经超越了行为本身。明知找不到，或者不为找得到，从被动到主动，是寻觅光的过程，是找寻人生的意义。 尹学芸：书写乡村与城市的人情冷暖
天津市作协主席尹学芸，是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作家。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创作经历就是一部小说。从给报纸写豆腐块到整版发小说，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她是一个习惯使用笨办法的人，从来没想过走捷径。而且她也发现，任何想走捷径的想法都行不通。
2022年，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尹学芸对于小说获奖颇觉得意外，之前总是感觉这样的事很遥远，不是一个基层作者能够关心的。但有一点她很高兴，就是很多基层作者从自己身上看到了希望。
获奖之后，她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头。《鬼指根》就是尹学芸的全新中篇小说集，收录了《大宝出生于1971》等五篇作品。五个故事，五种人生，每个故事都似有无尽深意，那些记忆里的人和故事随文字层层撕开表象，内里的真实让人触目惊心。尹学芸的文字冷静克制，笔调洗练成熟，她不停地书写着乡村与城市的人情冷暖，传递着生活中最细微的情感表达，写出了在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前行的小人物的蹉跎命运，家长里短的烟火气里缠绕的是亲情、爱情与人情，但追问的却是人性、道德与这个时代。
中华读书报：《鬼指根》收录了《大宝出生于1971》《风雅颂》《鬼指根》《会飞的父亲》《我所知道的马万春》五篇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哪里？ 这些作品结集，仅仅是因为达到出版小说集的数量吗？ 还是有其他的缘故？
尹学芸：五部小说战线有点长，其实有些篇章的雏形更早一些。它们聚在一本书里，肯定不是“凑”在一起这样简单。而是，我一直在准备这样一本书，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放到一处。当然，这样说显得有点矫情，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比如《大宝出生于1971》发表在《长江文艺》。没有比它更坎坷的命运，它曾经走过很多省市，后来寄稿子简直不是为了找地方发表，而是让它代为旅行。这一点，我在创作谈中谈起过。很多编辑看不上它，但我坚持认为它是部好作品，甚至不想轻易让它进入到哪本集子。就是这样。《风雅颂》发表在《福建文学》。
后三部都发表于《收获》杂志。主题和叙述手法各异，但想起它们，我都觉得没有缺憾。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鬼指根》？ 小说意象丰富，您说想写人心的归属问题——是写作之初就安排好的？ 小说中倪依没有告诉张居士她也在读《楞严经》。您是不是也在研究佛学？
尹学芸：小说是在行进过程中逐渐明晰和确定了方向。我对佛学有种景仰，没做过专门研究，但遇见佛教元素会心动。三十年前去五台山，南台顶的主持无故给我列了份书单，送我们下山时依依不舍。这份书单我现在还保留着。这种心理有点说不清，好像是保存了对佛缘的一点念想。对于倪依来说，她读《楞严经》也许与张居士有本质的不同。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结论和结局。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可读性很强。《我所知道的马万春》的叙述者“我”是一位叫陈四宾的司机，从他的视角反思顶头上司马万春是好人还是坏人。故事并不新鲜，但是您的讲述还是很有新意。
尹学芸：很多读者都觉得我写个中篇好像不怎么费力气，其实不然。《我所知道的马万春》这篇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就改了好几次，而且还曾以“王云丫”这个视角尝试，写了几千字，觉得隔，又改辙了。找到合适的叙述感觉非常不容易，通常要费尽心思。后来用陈四宾这个第一人称，属灵机一动。
中华读书报：《风雅颂》讲述两代女性婚恋观冲突的故事，更显示出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素材的高超艺术。如何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素材，能谈谈您的经验吗？
尹学芸：乡村题材的小说越来越难写，是因为越来越不知道它的脉搏在哪里，怎样才能生成故事。有一次下乡，偶然听老乡说，一个外来的媳妇是网恋，因为婆婆不接受，在工棚里住了六个月，直到怀孕，才草草办了婚礼。这个事很触动我。乡村的改变千头万绪，情感方式最是与时俱进。《风雅颂》寄托了我对乡村的美好愿景，如果说有经验，那就是从情感入手。不是说写乡村爱情，而是写自己对乡村的那份情感和期许。
中华读书报：《会飞的父亲》塑造了一个“不成器”的父亲，不会干农活，在家中挑不起大梁，也不被尊重。父亲年轻时就喜欢出走，年纪大了，又从养老院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这篇小说的结构和意象很有新意，“我”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看到了黑暗中的微光，执意的“寻找”暗含着什么？
尹学芸：找寻父亲，其实也是找寻自己。当找寻变成一种执念，其实就已经超越了行为本身。明知找不到，或者不为找得到，从被动到主动，是寻觅光的过程，是找寻人生的意义。微博上有作家私信我，说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他说的未必对，但于我是很大的安慰。人生其实就是不断找寻的过程，只不过，很多人意识不到。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谈很有特点。一般作家，能从其创作谈中读出创作背后的故事，对于读小说是一种补充和延伸，但是您的创作谈，常常比较隐晦。
尹学芸：感谢你关注到了这些小块文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创作谈的方式方法。看似言不由衷，却有言外之意。1990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名叫《大河洼纪事》，那也是我第一次写创作谈。写了第一稿，编辑不满意。当时《天津文学》的冯景元老师说，创作谈可以不去阐述文本，可以稍微有点距离。这句话深深影响了我。故事摆在那里，怎样理解是读者的事。最近读到一个读者的评论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南辕北辙，这也好玩。源于他不理解，也源于他就是这样理解，这是他的权利。创作谈这样写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不剧透。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小说很善于借助悬疑小说的外壳？
尹学芸：好像也没刻意追求，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这与讲故事的方式有关，应该是继承了民间传说的一些技法。小时候特别愿意听别人讲故事，也特别愿意讲故事给别人听。弟弟小我三岁，每晚我哄他睡觉，把故事讲得奇形怪状，跌宕起伏，才能让他睡着。民间故事都有一个神秘的外壳，吸引人探求究竟。后来特别喜欢听评书，“且听下文分解”是卖的一个关子，曾让我非常惆怅。
中华读书报：《曾经云罗伞盖》曾经被多家刊物退稿，被退稿的经历在您的创作中很多吗？ 您在创作谈中提到自己在编辑们的指导下改了三稿，究竟改了哪些方面，能具体谈谈吗？ 这些修改意见，您都能接受吗？
尹学芸：退稿是我年轻时的梦魇。我母亲不识字，却能准确从大队的信箱里，挑拣出我的退稿信拿回家，从没拿错过。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堪，觉得我会写小说，能跟远方发生关联，已经是奇迹了。这部中篇在我的经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与我年轻时的生活相关联，还因为这个人物的命运本身是大时代的一部分，特别让人唏嘘。修改的一些细节还记得，是涉及到家庭伦理的。说到修改稿子，就不能不谈《收获》杂志。很多稿件都曾修改过。我不知道他们内部的运行机制，也没问过。意见可能不是责编一个人的。他们的意见总是中肯又明确，让作者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