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书人怎样为古籍版本学立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开始重视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全国普遍进行古籍人才培养，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书店老先生们成为授课和教材编写的主力军。由他们编写的一部油印读本《古籍板本知识》成为古籍版本学领域中的重要著作，是新中国首部由版本经营者即贩书人撰写的实用型古籍版本知识教科书。这部几十万字的著作也被称为《古籍板本常识》《古籍版本知识》。
这部成书于1961年12月的油印读本不仅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全国首家经营古旧书刊、文献的国营机构，集收购、发行、出版、拍卖为一体）内部作为业务培训教材，还在国内图书馆、博物馆被广泛翻印，实用性极强，业界影响巨大。
“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本”原指写字缣帛，“版”为简牍。自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未雕的写本书称为“本”。“版本”两字连用作为对雕版印刷图书的专称，之后所指范围逐渐扩大，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简策、帛和纸的写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历朝历代研究版本的书家比比皆是，但作为专著出现是在清末民初，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开始出现研究刻本源流的专著，如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标志着中国版本学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古籍版本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目前古旧书流通市场上有不同版的《古籍板本知识》翻印本，已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郭纪森先生在生前曾赠予笔者一册线装读本的上册。去年年底，在“七秩华章 盛世梯航”——中国书店书海70年主题展览期间，笔者会同中国书店总经理张东晓先生详细翻阅了这部完整的油印本（上下册），从头到尾未能发现著者姓氏名谁，一律以“北京市中国书店”的名义在前言中做如下表述：“这是我店内部业务学习的一本讲义......北京古书店的从业人员，在长期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本讲义是采取集体编写、分工负责、专人正（整）理的方法编写的。”
2006年，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1922年-2007年）曾跟笔者提到过由王雨著、王书燕编篡的《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随后笔者便购买了一套，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全集共三卷，包括《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先生告诉我：“《古籍版本学》为王子霖先生从事书业宝贵经验之谈，总结了前人所有鉴定经验，曾以之为中国书店《业务学习讲义》，远非大学版本目录、校勘学教授细眼所能写出。”他的这段话同样写在了该书的“总序”中。
由此看来，史树青所言的中国书店《业务学习讲义》与中国书店油印本《古籍板本知识》前言中“内部业务学习讲义”，《古籍板本知识》与王子霖著《古籍版本学》必然有着一定的紧密联系。
首先，需要弄清王子霖何许人也？
原来子霖是王雨的字，他出生在河北深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西留曹乡张丘村一个乡绅世家，14岁时由在北京琉璃厂文奎堂书店谋业的父亲托人引荐至鉴古堂学徒，由于博闻强记，加之天纵之聪，未满3年便在琉璃厂崭露头角。随后，一个大人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王子霖的命运。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旧书业百年》作者徐雁先生在《“书铺”说》一文中曾这样评述王子霖：王氏善于为专家学者提供悉心周到的古籍旧书服务，他是梁启超饮冰室的座上宾，这在京津书业界也都是出了名的。《文集》卷三《日记、信札及其他》中有一篇王子霖《六十年经营回顾》的自述：“在1913年，17岁时认识了梁启超。1915年19岁时独立经营，得梁公的信任和大力帮助。梁公借给我3000元大洋用于买书，买进来后便给梁公送去挑选。就这样相交十几年，直至梁公逝世为止。”
由此来说，王子霖和梁启超有着长达18年的交往。
1915年1月，梁启超因政治需要避居天津，从此王子霖与他书信联络。当王子霖决定创业时，赴天津向梁启超说明情况后，梁氏借付了三千银元资助开业，其店名“藻玉堂”是梁公所起，匾上的字更是梁氏所题。王子霖积极地购买古籍，同时对古籍版本更为注意，并且随时做笔记，记日记成为他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他由此积累了丰富的鉴别古籍版本的知识与经验，为鉴赏古籍和判断古籍的历史价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小在王子霖身边长大的孙女王书燕就是根据祖父的遗稿编撰了这部《文集》。史树青先生所言“幸赖书燕掇拾残稿”中的“书燕”即王书燕。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人物，其著作特别是中晚年的著作中所取资料大都得于王子霖。
在王子霖的一生中，还有一件事名垂千古，那就是保护了海源阁的珍贵藏书，为抢救国家古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源阁为晚清北方最大的私人藏书馆，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海源阁因战乱频遭劫难。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王子霖介绍海源阁嗣主人杨庭训将所余藏书中的数十种宋元珍本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以作保护，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赎出，全部拨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对于此番保护的心意与功德,王子霖在日记中写到:“识别海源阁藏书并加以保护是我一生的骄傲，不虚往来人世。”
笔者曾在国家典籍馆举行的“中华传统文化古籍保护传承大展”上，看到有不少古籍珍本就源自于海源阁。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于1951年修建完成，王子霖又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善本书籍低价售给北京图书馆。到了“公私合营”后，又将藻玉堂并入中国书店，从此王子霖也被调入中国书店，自此，便埋头整理四十余年来上千万字的读书笔记、书目题跋、造纸技术、墨考、版画源流等等，并结合自己数十年来经手的善本书鉴定、买卖之经验予以撰写。
1958年3月，新华书店总店举办了为期半年的“古旧书籍发行人员学习班”。王子霖作为专家，成为此次研究班的主要教授者（还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研究班对新中国的古籍版本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长期活跃在古籍版本领域。
那时，业界已经意识到王子霖在古籍版本学方面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上级有关部门建议将王子霖安排到业务科搞书籍影印工作，即选善本、孤本及有研究价值的书籍影印出版。
关于编写资料的工作，王子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有多次记录。
《六十年经营回顾》：“1958年调到中国书店业务科编写学习资料。1961年由我主笔的《古籍版本知识》油印出版。”
1959年7月15日：“记日记、抄录书目是我数年的习惯，未曾荒废……再一方（面）是有空暇就继续写古籍版本概述稿子。”
1963年6月26日的日记较为详细：“这本书的撰写，源于1960年兴起的业务学习，中央有关领导让我写些关于古书业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自感文化与知见有限，有丑妇怕见公婆之感。经过一再鼓励，只有大胆涂鸦搪塞罢了，遂决定写《古籍板本常识》。经过一年的努力和魏隐儒同志（古籍版本学家）、姒兼山同志（藏书家，曾任天津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帮助整理，于1961年总算拼凑成书。之后又经过郑宝瑞同志（中国书店经理）逐篇逐字地校订，再经朱桂林同志日夜辛勤誊刻油印，总算是勉强完成初稿。”
1964年，雷梦水在所著的《琉璃厂书肆四记》中也对王子霖著书有载：“一〇八号藻玉堂王雨，字子霖，河北深县人。颇藏板本，所藏多古本、精妙、家刻之书……王氏曾撰《古书版刻图书源流》一卷，已由中国书店编印于《古籍版本知藏》一书内。”
《古籍版本知识》油印本成册后，业界反响很好，没有正式出版，成为让王子霖痛心疾首的事。笔者查阅《文集》等相关资料，发现王子霖曾两次筹划过该书的正式出版，均未果。
第一次是在油印本成册后不久。王子霖发现错讹疏漏，且不止一处，就边学边改。随后，被派往来薰阁任门市部主任。期间，编辑建议他将著述出版。这时王子霖有了正式出版的想法。他在日记中记录：“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同志怂恿出版，认为对古书整理编目工作不无益助，又得康生、王冶秋同志鼓励，始勉而俯允。因为自觉水平不够，更难免受专家指责，就想了一个借花增辉的办法，即由中华书局和中国书店联名邀请王冶秋、魏建功、向觉明、赵万里、赵元方、谢刚主、王重民、刘国钧、路工、张申府、杨殿珣数位专家学者，在来薰阁开了一个征求意见校订会。当天，除王冶秋、王重民因事未能参加，其余各位都如时到了，来者各抒己见，并校改原本交还。会议由魏隐儒记录，按各位意见校改。修改完工，始转交陈乃乾同志。但是经过陈公看过，仍有发现讹误、重复之处，并允自手修订。想是将来如果此本小有功用，也是多赖于各家襄助而成者，决非余执笔可能问世的。在各家校改处，如姒兼山、赵元方、谢刚主校字，嘱学员邵蕴珠分录于余留本眉间，或改文多者，照录粘条，以备异日暇余，重录清本。近又承王重民教授赐校多条。当将原书交郑宝瑞同志，故未照录，以待原书交还，再为添改。这一本《常识》经过将近一年虚张热潮，仍压在陈乃乾桌上。访其究竟，仍以有待校订加工相答；并以纸料缺乏为由，如此迁延，风消浪平，不无花谢之叹。前有人曾说，有一种事物想起就应去办，搁下便自息，这确成事物规律了。”
1964年，王子霖调回中国书店任服务部主任，书也未能正式出版。“文革”开始后，王子霖就在1966年7月被抄家，名人字画、玉器古玩、古书碑帖、资料手稿统统被拉走。“文革”结束，他的一些资料手稿得到发还后，再次筹备出版事宜。
王书燕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给他落实了政策，发还了部分抄走的东西，第一次发还还主要是以祖父的部分手写资料和衣物为主。”王子霖于是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历经两年的时间出了一部稿子后，交给北京和天津的徒弟，请他们送至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但之后就杳无音信。那么，是未交给出版社？ 还是出版时机不成熟？ 王书燕在《文集》中用了这样一句话进行了回应：“总之，这部分手稿再也没有下落。”出版著作的第二次希望落空后，王子霖就把手里仅余的资料全部封存，并把这个愿望埋到了心底，一直到离开人世。
1978年10月23日，担任过王子霖助手的魏隐儒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我这份材料是在《古籍版本知识》的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共约三四十万字。俟加工后拟分成《古书雕板发展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目录学概论》、《古书装订修补常识》……”原来是魏隐儒在《古籍版本知识》基础上编撰了上述几册资料。信中所提《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笔者也藏有一本油印本。这本资料作为正式出版物是在之后的1984年4月和2017年5月，分别由印刷工业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为魏隐儒、王金雨编著。
笔者查阅了2017年版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发现作者简介中只有魏隐儒一人：现代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师从著名书画家李苦禅先生，曾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委和副主编，著有《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等。
至于该书编著中的另一位作者“王金雨”到底是谁？ 究竟“王金雨”是不是王雨？ 王书燕的解释是：“业界知情者曾问我‘王金雨’是你祖父的笔名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也曾试探着去寻找编著者“王金雨”的真相，几经查找未果。但发现1985年8月版《文史资料选编》中一篇《记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署名同为魏隐儒、王金雨，一条注解称“1941年苦禅先生赠金雨画四幅，此四幅及其他所赠，尽毁于十年动乱中。”王金雨究竟何许人也？ 还是个谜。
毋容置疑的是，当年魏隐儒确实参与整理记录《古籍版本知识》相关工作。《王子霖先生传略》载：“（1960年）此时的子霖先生年事已高……（中国书店）并委派魏隐儒协助整理。”他在一篇日记中先后两次提到魏隐儒，“经过一年的努力和魏隐儒同志、姒兼山同志帮助整理，于1961年总算拼凑成书。”“会议由魏隐儒记录，按各位意见校改。”
公开的相关资料显示：魏隐儒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现河北省辛集市），自幼酷爱书画。1936年，考入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师从李苦禅，对于书画史以及纸张、印章等相关知识颇有所得。进入40年代，先后在中华书局、中国图书总公司、新华书店工作。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调入中国书店从事北京古旧书业的改造工作，从而接触了大量古旧书刊，担任编写《古旧书刊介绍》。由于有这样的工作和研究背景，在1978年被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组织工作，主要负责集部的审核。陆续编写成《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书林掇英》等。在这期间，他重登讲坛，到各地为古籍善本编目培训班讲授古籍版本鉴定的知识，培育了大批古籍版本鉴定学生。笔者所藏《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就是他在1978年在山西省图书馆的讲义，署名为魏隐儒编。
当王书燕产生了编撰《文集》的想法后第一时间找到了魏隐儒，但没过多久魏隐儒就于1993年6月2日在京病逝，享年78岁。
王书燕在《文集》的“总跋”中写到：“忽有一事使工作加速。原计划采访的故人中有一位是先祖的助手，也是从事版本业，名魏隐儒者，他还曾根据先祖的讲义出版过版本学的书，本来他已答应好写篇对祖父的回忆录，不曾想突然去世了。”
对于这部《文集》，王书燕耗时十余年最终编篡而成，算是完成了她祖父王子霖的一大遗愿。在这部书的策划、编撰、出版过程中，史树青先生给予了关键性支持。王书燕在《文集》的“致谢”篇中称：史树青先生对此书的出版起了决定性作用。
原来史树青先生与王子霖亦属故人。时间回到1962年，当时在文化部的主持要求下，王子霖担任历史博物馆顾问委员会成员，负责善本书指导，在历史博物馆讲授过古籍目录与版本的课程时，史树青正是当年的听课人之一。史树青先生也曾说过，自己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就听余嘉锡、赵万里二位先生讲，王子霖是琉璃厂有见识的通人。
王书燕在《文集》的“总跋”中称，有关专家指出，《古籍版本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版本经营者撰写的第一部古籍版本知识讲义（成稿于1961年，中国书店油印成册），对新中国的古籍版本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后来许多同类书籍都深受其影响，有着它的影子。
对照1961年12月中国书店油印本讲义《古籍板本知识》与2006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雨著、王书燕编篡《古籍版本学》的目录设置与内文内容，基本吻合，均涵盖版本学术语知识、中国版刻图书源流、古书用纸简介、古籍版本鉴定四大板块，九个章节。
笔者还曾见过油印本的署名为张宗序与马键斋的读本《中国古籍简介》《古籍要籍介绍》《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业务教材。
1989年版《发行家列传》中称张宗序是中国书店业务顾问组组长，河北深县人，16岁由同乡介绍到北京隆福寺文奎堂古书店学徒，1949年在东安市场自设书摊经营古旧书刊，1952年北京市政府决定筹建中国书店，在公开招考古籍收售业务人员时，他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北京私营古旧书业从业人员中第一个参加国营中国书店工作的人，是13位中国书店最早的创业和开店元勋之一。从事古旧书鉴定和收购工作70余年，对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尤其是培养造就全国古籍业务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有熟悉具体业务的方法和经验，成为古旧书业博览横通的专家之一，曾受中国出版协会和新华书店总店委托，与马键斋（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中国书店五位业务顾问之一，其他三位顾问是郭纪森、雷梦水、赵长瑞）编著了《中国古籍简介》《古籍要籍介绍》《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业务教材，为全国各地的古旧书从业者及图书馆博物馆工作者、大学文献专业和图书馆专业师生深入浅出的讲授古书版本课程等，可谓“桃李满天下”。
一部事关古籍版本知识的著作凝聚了多位古籍专家的心血汗水与智慧。
《古籍板本知识》问世后，中国古籍版本学论著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1962年）、张秀民的《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施廷镛的《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戴南海的《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篇》（齐鲁书社1991年版）、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1992年版）、姚伯岳的《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燕生和林岩的《版本古籍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赏》（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等，基本形成了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学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