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代表作
跨媒介的“叙事共生”：网文IP影视转化的新变（2020-2022）
如果说既往“网文-影视”的转化还停留在单向的故事改编层面，那么2020至2022年，网络文学与影视的跨媒介互动则呈现一种新的特征。当网文和影视共享“元素”数据库，产生共时性的“元素融合”的创作现象，同时，网文“意义的核心”决定影视编码的调动和创新，网文和影视之间出现跨媒介叙事主体的重合时，网文和影视之间产生跨媒介的“叙事共生”现象。网文IP影视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叙事共生”使跨媒介互动的单一脉络逐渐多元化，推进了对于跨媒介叙事理论的思考。【详细】
（原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后人类”叙事成为近些年中国网络文学中盛行的风潮。本文关注《恐树症》等网络文学作品对于“人-自然”的表征，通过创造人与动物、植物、真菌、病毒等“非人复合性”，生成多种视域，重建“人-自然”的语义关系与行动者网络，实现主体与诸多去中心化隐喻叠加，此种表征超越了“人-自然”的二元结构，形构了具有多重性的“后人类主体”具像。网络文学对于后人类意义上“人-自然”的表征将“后人类”的反思经验化，是后人类理论嵌入现实的重要路径，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先锋性与反思性的文学表达。【详细】
（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盛世江湖”与漫长的“九十年代”：从金庸，“后金庸”到纯武侠的衰落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金庸是一个现象级作家。严家炎曾将“金庸热”称为“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香港，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金庸以及武侠小说在华语世界渐次传播。金庸及其武侠盛行的背后，是普遍的“历史之手”的作用。宋伟杰曾指出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的或超越性的功能”潜藏“一种美好而又不失深刻，试图改变现实的‘想象力’。”由此，他对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性别”“民族”等叙事进行文化分析，指陈金庸的小说如何在中国港台适应文化工业的兴起，并在新时期的中国大陆激发了被压抑的记忆、心态或想象式的“个人”等多重命题。【详细】
（原载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
“去女频化”：论2020-2021女频网络文学叙事结构的新变
男频、女频的划分是网文约定俗成的类型化特征，但近期女频网文中出现的叙事变动标识出反类型、类型融合等“变体”正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本文对2020-2021年集中出现的具有“新变”特征的女频网络文学文本进行叙事学分析，从显性结构中场景化“美貌”叙事的消失、表层结构中主体行动元的“位移”，和深层结构中对于纯爱逻辑的超越三个方面，揭示“言情+”时代下女频网络文学对于旧有女频叙事类型的淡化、在叙事性与审美格调上的提升等变体特征。女频网络文学在反性别“套路”叙事上的新变，不仅意味着“去女频化”成为解构网文二元类型划分的重要力量，而且体现出女性作者和读者群体超越性别固化认知的文化心理变动。如果说沿用“女频”为网络文学作品冠名的过程，同时实践着巴特勒所说的“操演性”，固化了性别认知的话，那么，“去女频化”则意味着女性在意义表征邻域内的自发的反抗。【详细】
（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文学叙事是否只能是静态、封闭的意义结构？文学主体是否只能是被塑造出来的、先验的、决定性的存在？在印刷媒介承载的文学发展史中，孤立的文学写作方式，使得文本的时空呈现封闭的静态。虽然印刷媒介文学也呈现出诸多先锋性探索，比如打破闭环的结构，呈现发散的或是断裂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在静态文本中，无论作家如何具有开放叙事空间，呈现多重主体的动机，文本仍改变不了单一作家言说的基本属性。或集中，或发散，或清晰，或模糊，印刷媒介文本总会存在一个 “主人公”，并围绕该中心构筑时空和勾连事件。【详细】
（原载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