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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人类”叙事成为近些年中国网络文学中盛行的风潮。本文关注《恐树症》等网络文学作品对于“人-自然”的表征，通过创造人与动物、植物、真菌、病毒等“非人复合性”，生成多种视域，重建“人-自然”的语义关系与行动者网络，实现主体与诸多去中心化隐喻叠加，此种表征超越了“人-自然”的二元结构，形构了具有多重性的“后人类主体”具像。网络文学对于后人类意义上“人-自然”的表征将“后人类”的反思经验化，是后人类理论嵌入现实的重要路径，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先锋性与反思性的文学表达。

关键词：网络文学 后人类 主体

近年在网络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后人类”叙事，是网络文学在承载“新经验”方面的重要标识之一。沿着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思考路径，正视“非人”之于“人”的意义，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批判性理论的重要生长方向。[1]从拉图尔构建人-“非人”行动者网络[2]，到罗西等强调重建主体后人类[3]，后人类理论去人类中心化的诸多努力都与文学表征密切相关。将“‘科学的社会建构’的梦魇添加到自然的文化表征上”，拉图尔认为，在科学理性的架构中，经由与科学理性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中介，“自然”被抽象化为一个整体。想超越这种束缚，要从改变“表征”开始。[4]文学的想象力，用超越理性的文本述行实践，形构“后人类主体”具像，将“后人类”的反思经验化，是后人类思考的重要资源，也是将后人类理论嵌入现实的重要路径。[5]

当诸多研究注意到科幻文学或网络文学所塑造的机器人、机械人或虚拟人时[6]，本文关注诸多网络文学文本如何打破“自然-人”的二元结构，从身体、视域、行动关系和隐喻等方面“杂糅”人和自然的叙事方式。通过创造人和动物、植物、真菌、病毒等多种复合性主体，重构多种视域和行动语义网络，以及将“人-自然”的隐喻与诸多去中心化的隐喻叠加，这些后人类意义上“人-自然”主体的再建和叙事的重组，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先锋性和反思性的文学表达。特别是，当这些“后人类”叙事拥有各平台顶尖的阅读数据和读者口碑时，它们似乎预示着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可能。

一、“复合体”：如何表征后人类的身体

人类中心的框架下，对“人”的界定，以“自然”（动物、植物、病毒等）为“他者”。因此，重建霍米巴巴意义上“杂糅”[7]的“主体”，消解人和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是拆解本质化的“人”之概念的重要路径。“后人类”理论的突破口亦是主体性问题，“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8]，罗西认为，这种转变是指去除占有性的、本质化的人类主体，建立“完全沉没于并天生存在于一个非人类（动物、植物和病毒）的网络关系中”[9]的“后人类主体”。然而，如何“现实地”生成“人-自然”复合的“主体”，并围绕这一主体建立身体、意识、行动网及其意义？拉图尔认为科学理性区隔了人与自然，并呼吁用“表征”重建集体。他给出的启示是，“后人类”的起点是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文学象征领域对于“人-自然”复合体的创造以及围绕复合体所建立的世界，对于反思“人是什么”中潜在的问题至关重要。

对于“人”的审视，率先从“身体”开始。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标注了人与动物的边界、动物-人类（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以及第二个区分中的一个子集，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线[10]。身体形态是“人”最为直观的表征，身体的反思和再造也是“后人类”反思“人-自然”关系的第一步。赵柔柔曾分析《俄狄浦斯》中斯芬克斯形象的隐喻性，“狮身人面并生有双翼的斯芬克斯显然拼合着人与非人的两种形态，而可以说，‘人’的身体性构成了它最大的焦虑：它不断地用人之身体性的谜语来报复性地惩罚不自知的人，最终在一个确认了身体性的人面前‘羞愤自杀’。”[11]在网络文学的后人类叙事中，人的身体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斯芬克斯”涌现。扶华在2020年创作了一部短篇合集《奇怪的先生们》（2020）[12]，其中《极地凶兽》一篇，穆里取下头骨帽子后，所出现的正是白熊面貌，毛茸茸的脑袋与白色的圆耳朵所构筑的熊首，是类似斯芬克斯的“兽首人身”，真正地将动物的头颅放在人身之上。多木木多的《失落大陆》（2011）中，尼克森人有四肢与直立行走的习惯，因此是类人的，但同时也拥有长尾、鳞片和竖瞳。扶华的《末世第十年》（2017）[13]中，陪伴女主姜苓的是黑鳞、白磷两个少年，类人形，会人语，但是留着四爪、鳞片与尾巴，类似于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蛛于的《在远古养大蛇》（2022）中，女主宋许穿越为南方猛兽部落的松鼠兽人。非刀的《喵主子》（2019）[14]中，女主陆秋穿越至一个人类消失的巨兽世界，而这世界的最终方向也是“兽人”世界，“怪物确实可以变成人，并且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变化。”“人”只是动物一种，其基因片段残存于动物之中，成为进化的方向之一，进化后的“兽人”仍可以在兽形与人形中随意切换。“兽人”是近年来网络文学中出现的一支重要主题，相同的文本架构方式是：“人”进入动物的世界，或以“人形”，或以“兽形”，或以混合态，见证“一个新的兽人世界”的出现。在“兽”与“人”的混形之下，有关二者身体的差异被显现出来，并最终走向“差异”的融合，重新勾勒身体的轮廓。

不只是人与动物身体的复合，人与植物、病毒的混形也在近年来的网络文学文本中集中出现。鹳耳最新推出的作品《恐树症》（2022）[15]正是“树人”的故事，不知从何而来的“树”作为“异植”侵入普通人的生活，被“树”“授粉”后幸存下来的人能够成为拥有特异功能的“共生体”。人与树共存的世界里，人类器官与植物相融合，难分彼此。晋藏呼吸时，“连接着异植的根须也在缓缓起伏”，“灰绿色的液体再次从根须中流出，渗进他的眼角”。“树种”少年存在“开花期”，从“右眼到脖颈侧面”，“大量皮肤连续性呈现植物纤维一样的质感，”这些化为植物性状的身体部位被叫作“植化面”。扶华的《奇怪的先生们》中《沼泽怪物》一篇，“沼泽怪物”的肩上、头上长着白菇，树枝从他的脊椎后方伸出，开花。吞下果核和种子，身体就会发芽，随后长苗。云住的《霓裳夜奔》（2021）[16]中，门氏病毒给幸存者留下的后遗症是他们的外表将永远如同粘贴着一团团风干的黑色淤泥，幸存者由此困惑自己这具朽木般的形体是否还算是“人”。主人公霓裳的皮肤布满深色纹路，小腿像萝卜根一样。柯遥42的《为什么它永无止境》（2021）中，感染了“螯合菌”的人，身体表征与行动如“龙虾”，皮肤是鲜红色，以双臂为钳进行攻击，发病后即使治愈也难以回归“正常”的人类生活，如同接受了无形的身体审判。这些文本侧重刻画有着新身体的“新人种”在自我认知与社会接受层面的冲突。

围绕着结构性的“退化”与“进化”表征，“动植物化”与“赛博格”成为“非人”形态的两个分支。相较于“赛博格”被认为是“人”的进化，“动植物化”会被认为是人的“退化”。由此，“动植物化”的复合体会被认为是低等生命，对它们的屠杀可以不受伦理约束。后人类伦理关系的困境也最先由“身体如何在场”这一问题出发。一十四洲的《小蘑菇》（2019-2020）[17]中，蘑菇安折获得人类肉身后，作为“异种”进行自我检视的过程具有结构性意味，以脚踝开始，关注其限制性、有失灵活性的骨骼构造，而后又关注了“指甲”。人类的“指甲”是一个经典意象，“某些在人身上显得无用的身体构造细节在一个描绘整个世界构造的图景中得到了解释。”[18]从功能性层面进行审视，薄而脆的指甲标志着人类身体功能性退化，但这又成为人生为“高等”动物的标识，如果指甲粗壮反而会被认为是“返祖”、“退化”。身体性状的变异是人类眼中最直观的“异端”。《小蘑菇》中受到“感染”的人被称之为“异种”，《恐树症》里与树融合的人被称为“树种”或“共生体”。“共生体”受到“人”的概念和语义的压抑，所以“共生体”无法产生身份认同感，一位“共生体”不无痛苦地表达，“我不喜欢自称‘共生体’，像什么产品或者机械一样……人类用这个词羞辱你，你就一定要接受吗？”《霓裳夜奔》中的霓裳把自己封闭在“龙蛋”里，不敢面对“第一种人类”的目光。她自问：“没有人形的人，还算是人吗。如果她不是人，叫她做个别的动物也好。而不是非凑在人堆里。”霓裳自认“第二种人类”。这种身体景观的规制投射单一主体的目光，展示着中心之于边缘的排斥，并生产出了具有“罪孽”隐喻的“心理病症”。“我是报应”，霓裳自小就如此被界定，并内化为自我定位，所以她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扶华的《末世第十年》中，姜羊等“异形”虽然是由人类母体孕育而来，但大多一出生就被屠杀，或是被看作家畜。

阿甘本曾在其著作《敞开：人与动物》的开篇以“兽形”为引，谈及十三世纪的希伯来圣经插画中，终结之时人类的头上是“兽首”。“在最后一日，动物和人的关系会具有一种新的形式，人自己也会与其动物本性协调一致。”[19]“兽首”之寓言正是《小蘑菇》的结局，人类的“磁极”保护不断失效，对于人与动物界限的坚守一再溃败，人与动物之间截然二分的律令被彻底打破，人类无法坚守身体形态和内部超越性的“纯洁”，最终成为诸多“物种”的一种，两方混溶之下，人与动物的对抗性结构崩塌，最终“融合派”取得了胜利。“一位机缘巧合与鸟类融合的科学家以鸟类的形态诞下了一枚蛋，孵出的幼鸟却在一岁大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人类的形态。”拆解“人”之概念的语义结构，通向对于“复合体”身体的认同和表征，也是网文中后人类表述的重要特点。《恐树症》中“共生体”六誓的痛苦，在“人-植物”共生体的冲突中得到救赎。六誓认识到自身的“结构”本身就构成价值，并具有存在和行动的力量。作品叙述：“他的身体和他的力量，无论它们是诞生在怎样的情况下，又和他最痛苦的记忆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它们都是一种纯粹的结构物，是去除了冗余之后一个生机勃勃的陈述句。”这段叙述表达了生命不是被规定的概念，也并非一个意义符号学体系，它是存在和行动本身，六誓以行动定义了他自身。

“身体”开启了“非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伦理认知，以媒介形式引导着“非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当扶华等人的作品经由网文圈的“求非人设定”的“求文”浪潮被翻涌而出，与新近生产的网络文学故事一起组成了“后人类”阅读风尚，这些“自然化后人类”文本就重新定义了“身体”。以超越单一人类主体的多主体融合为“身体”的叙事方向，以复合共生的身体来容纳多种习性、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而表征“多样的身体”正是构建多元宇宙的第一步。

二、 多重视域：想象“非人”的感知

对“人类主体性”与自由意志的强调滋养了“人类学差异”，这些“差异”的概念构成人的目光。人文主义的话语之下，进行聚焦的观察者往往是“人”。人的目光覆盖了一切，成为拉图尔意义上的“独景窥视”。[20]人观照自然的方式是拉康意义上的凝视。人是主体，自然是欲望化的客体，或者是区别于“人”的“他者”。“人”对“自然”等“非人”的凝视，压抑或者说阉割了“非人”的焦虑，以完成主体的成长和塑造。在单向度“凝视”的过程中，权力关系由此产生，自然的性质以及存在方式在“凝视”的目光下被按照人的意识定义、分配，从而无法摆脱“差异性”。而在近年的网文作品中，与塑造“人-自然”复合体相伴随的是“反凝视”，即以“非人”为主体对人进行反观察，呈现“非人”的目光和感知。

首先，作品对于“非人”生物进行主体化处理，赋予他们具身性、情感性等基本品质，淡化了“人类学机制”所凝结的异质性，并具有反观察的能力。例如丁墨的《半星》（2020）中，主人公陆唯真作为地球人与璃黄星人的结合体，又被称为“半星”，她选择以璃黄星人的身份自居，由此审视人的种种。云住的《霓裳夜奔》中，主人公是“探照灯种子”霓裳。因样貌怪异而在人群中格格不入的霓裳，自视为“第二种人类”，始终在好奇“第一种人类”的“主流”品质，这篇作品也以敏感细腻的差异性感受为特色。一十四洲的《小蘑菇》中，蘑菇安折以旁观者的身份于人类基地中窥伺，保持着静默与思考。折冬声的《揭盅》（2020-2021）中，仿生人视角的世界始终是故事的重心。戴维·赫尔曼为“非人”叙事定义了“生物叙事学”（bionarratology）的概念，“内聚焦”视角下，“非人”主体的观察功能增强，“‘以动物之眼’看待世界”[21]扶华在《奇怪的先生们》中呈现感官的多重性，“他们并不用眼睛去看景物，不用耳朵去听声音，不用鼻子去嗅气味，也不用嘴巴去尝味道，有的功能都可以由足肢代替。”对于章鱼等“非人”生物体来说，触觉、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均有另一种体会方式，甚至比人类的感知方式更为敏锐。《恐树症》中共生体卫天遐听“源”的声音“不是通过人类的耳道，而是通过共生体的精神去倾听它们。它们在落叶、树根、泥土之间持续共振……”雪凤凰的《走出动物世界》（2021-2022）中，女主林皎穿越成了一只北极熊，“在人类感官中会让人恶心的血腥味，在北极熊的感官中确实一种别有的芬芳，属于北极熊的味蕾系统更是让林皎享受地眯起了眼睛。”林皎多次发现人类对于北极熊习性的“误读”。通过呈现“非人”的生活习性与思维习惯来生成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化”既是打造市场吸引力的需要，也暗含了突破人类主体单一视域的期待。

“‘成为-可感知者’是一种以人类主体性为根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而‘生成-难以感知者’则指的是非人类他者的多样视角。”[22]不可知论横亘在“人”与“非人”之间，在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断裂”与“深渊”面前，二者不可通约。正如尼采所言，“要想知道旁⼈的思想和视角里可能存在的东西，只有一种无望的好奇⼼罢了。”[23]人类经验似乎无法真正通达“非人”的内部体验，德里达由猫的注视下，遮蔽裸身，在羞于直面“猫”的那一刻，他所意识到的是“所谓的动物的注视给我的视域提供来了人类深渊般的界限：非人或无人”，由此“人类从未看到被动物看见的所见”，人类的视线从未“与正视他们的动物的视线相交叉”。[24]但接下来德里达援引了本雅明的观点，认为动物和自然的“被看”缘于最初的命名，来自在语言之外的“沉默”。由此，为动物、自然赋予话语，让动物、自然的注视得以语言化，也许是让“人-自然”界限进行非线性、非客观化转化的“通道”。[25]网络文学诸多文本让“非人”视角成为叙事视角，“生成-难以感知者”，试图通过模拟非人类他者的多样化视角通达世界的本质，试图寻找在“命名人-非人”之前世界的样貌。“人类幼崽”一词近年来在互联网文化语境中频现，网络文学作品更是以完整的故事表达开掘了这一“人之初”的自然化意涵。涮脑花儿的《被怪兽饲养》（2020）中的女主慕乐穿越，被大角羊店长标注为珍稀的“人类幼崽”。非刀的《喵主子》中女主陆秋被动物贩子皮里克定义为“一只稀有的极品变异五毛猴”，被巨猫威尔斯收购后当成宠物来养，陆秋常常通过换位思考，以人对待宠物的看法，来推测自己之于巨猫眼中的样子。

为“他者”赋予感知能力，抗辩有关“人”的绝对主体主义与工具主义，从多重外部视角重塑世界，由此不仅实现了对人类凝视的解构，也超越了“独景窥视”的结构。在这一角度上，撸猫客的《求生在动物世界[快穿]》（2021-2022）所构造文本的方式最为具有代表性。凝望自然生命形式的多元存在，作品刻画了主人公安澜变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后的生活，非洲狮子、东北虎、虎鲸、猛禽金雕、北美灰狼、紫蓝金刚鹦鹉，当安澜变成动物之时，动物的目光是第一视角，人类的思维方式只作为忽闪的灵光出现。从幼崽到寿终正寝，为了领地、食物、家庭，甚至是求生，安澜游荡、捕猎于草原、森林、海洋、天空，成长为母狮首领图玛尼、虎王娜斯佳、小银鱼热爱的祖母鲸……美丽又磅礴的荒野气息涌动，不同的世界一一敞开，由此也被读者称为“文字版的《动物世界》”。作品以动物世界向人类世界进行反观，观察野外纪录片团队、偷猎者、马戏团、人类饲养者，探讨自然与其之间的关系。“一旦⼈类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大量介于‘⼈’和他的他者们之间的壁垒就会坍塌下来，以一个瀑布效应的方式打开意想不到的视角。”[26]多元主体的关照来自多种多样的“非人”，“动物”的整体性被打破，不同的凝视目光朝“人”投射而去，“人”的多面性和多样性也由此展开，人与“非人”的关系变得暧昧而复杂。

三、“非人”行动主体：重构“人-自然”的叙事语义结构

除了重建身体、赋予感知，形构后人类主体的网络文学为“人-动物”非人复合体赋予了行动的能力。在拉图尔建立的行动网络中，他将“非人”同样看作行动者，由此重构了一种新的行动关系，行动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也可以是行动者。这种语义关系的构建打破了人类中心所凝固的封闭性，建造了一种意涵更为丰富的语义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与世界重新相遇。在拉图尔的这一行动网视野之下，网络文学中有关“人-自然”新语义的构建显露出其不容忽视的存在性，具有达成终极语义的行动功能。

从“人-自然”对立的隐喻出发，鹳耳的《恐树症》引入“共生体”构建了三元语义结构。“我们被‘树’包围已经快两个月了”，《恐树症》的开篇就介绍了“树灾”（异植聚合体）。在这些“树”“开花”的过程中，随风飘散的“花粉”进入人体循环后让人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树化”。但如果避开这些危害，将花瓣加以处理，则能够制成治疗器官衰竭、延年益寿的珍奇药物。显然，《恐树症》在指涉“人-自然”关系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自然，将其变作“生存资源”；另一方面，自然仍以异质性表达着对于人类具体生存和意义层面的威胁及破坏性。鹳耳没有对“树灾”做科学化的分析，拉图尔也曾指出“一旦我们把恐龙加诸其古生物学家，把粒子加诸其加速器，把生态系统加诸其检测仪，把能源系统加诸其以计算为基础的标准和假设，把臭氧空洞加诸其气象学家和化学家，我们就已完全结束了谈论自然” [27]，在“自然的科学规训网络”中，自然呈抽象的“单数”状态，其多元性多向度性难免被遮蔽。《恐树症》回避了对人与植物关系的科学化解释，使这一冲突被重新表征。“没有人知道异植聚合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世界上的……追究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它是一种‘如此’。它单纯地‘是’”。鹳耳在本体象征的层面表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的问题，并且他并没有如麦尔维尔那样用“白鲸”的隐喻把自然塑造成凶猛、神秘的化身。《恐树症》不仅将“树灾”表现为共和国最主要的敌人之一，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授粉”的威胁，而且“树海”在表达着它们自身，“它近在眼前，正在对卫天遐亲口说出语言诞生之前的语言”。作品并没有将“树灾”视为需要攻克的“灾难”，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杂糅”——“共生体”，试图寻求“沟通”和“对话”的可能。能够感受到“树海”语言的卫天遐就是二者的中介。这些共生体一面具有人类的意识，人性健全，由此显出“无危害性”，另一面“内心生长出回归异植、远离人类的欲望”。在身份认同的张力中，“共生体”也逐渐生成，通过卫天遐的“成长叙事”，叙述他的情感、事业，其自我认知与身为“复合体”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冲突或关联，《恐树症》模糊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当卫天遐与代表生命的“源”沟通后，他在共生结构和交互联结的意义上，重新认识了人、自然和共生体之间的关系。作品写道：“几乎自从记事以来，卫天遐就为自己是人类还是共生体而困扰……如今他不是纯粹的人类或共生体，也不是异植，而是能够连接三者的存在。”改变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存在，或者说拉图尔意义上的多元宇宙（cosmos）是《恐树症》的意义指向。

一十四洲的《小蘑菇》也将“人-自然”的二元结构转化为融合共生的三元结构，以隐喻的方法表现了更具行动元特征的“自然”。《小蘑菇》首先设置了具有破坏力的、疯狂的“异种”动物，以人与动物相抗衡的“末世”表达着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构，而后又引入“真菌”这一物种打破了这一结构，在叙事进程的推进中塑造了三元结构的景观。《小蘑菇》极富创造力的一点叙事表现便是它更换了拯救世界的主人公，将“救世者”角色从“人”手中取走，赋予一株蘑菇。在阿那克萨戈拉的序列中，人、动物、植物，在智性与理性的强度、精细度与力量上逐级下降，[28]属于微生物类的蘑菇更是处于物种序列末端，而它却恰恰成为了拯救世界的福音。在“末世”设定下，动物的生命力被放大，植物略显静止性的生命循环中被增添了一种能动性，潜伏在丛林之中，可以与动物缠斗，也可以与人类交换信息。“蘑菇”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独属于真菌界。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在人和异能动物的对立冲突中，引入了真菌繁殖体作为破局的第三方力量。如果说人和异能动物的战争仍在表述人与自然对立、对抗的隐喻，那么将“小蘑菇”（“人-真菌”复合体）作为缓和的中间带，并用超性别爱恋联结“人”和“小蘑菇”，让“小蘑菇”成为改造、改变“人”的通道，就是在改变人与自然在人类中心主义语义关系下的对立性，超越“非此即彼”或是“人定胜天”的结构，以对“复合体”的接受与学习指向了“共同体”乌托邦。

诸多网络文学文本将界限的突破与物种的融合作为叙事语义的重要维度，正如哈拉维的“赛博格神话”中所言，它们在表达“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29]。《小蘑菇》中的各类生命形态在相互“感染”中共存。“感染”作为一种无知无觉中便愈演愈烈的趋势，如同病毒的流行与进化，成为文本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不仅仅是疫情时代下的文化记忆，而是一种关于“界限”的隐喻。从最初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染”，拓展至后期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融合，最终整个生态系统都面临物质同化的风险，作品以一种临近极值的想象方式表达了对于“界限”的思考。在解构主义式思潮之下，“纯粹性”消亡，“界限”纷纷冰消瓦解，物种之间的同化成为趋势。扶华在《奇怪的先生们》中《机械杀器》一篇设置了一种宇宙生物的辐射感染，人类有被感染化为“吸血虫”的危险，而吸血虫病毒的传播被认为是通过空气、水流和光，为阻碍具有流动性的介质传播，只能通过建造封闭的黑暗室与之对抗。《小蘑菇》里的磁极保护罩、《奇怪的先生们》里巨大的玻璃罩子、《霓裳夜奔》中的环海大坝、《揭盅》里的电子屏幕，都象征着焦虑的时代中偏执的守界者，但正像亚里士多德将大树看作陆地的牡蛎，在物种的边缘，交界并不分明，在边界的“厘清”与“含混”中，人类的限度得以重新论证，“人”与“非人”的界限被取消。

除了语义元素的矩形结构，叙事表层的色彩、形式和语素等修辞手法归入表意过程的“外显结构”[30]也十分重要。通过摘录《小蘑菇》中有关蘑菇安折的修辞表达语句，安折这一人物身上的暗示性得以明晰。“夕阳余晖透过车窗洒了进来，金色的光泽在他睫毛的末端泛起。安折的睡颜很安静，只有一起一伏的轻轻呼吸是唯一的动态。他看起来毫无攻击性，对外面的一切也没有任何警惕与戒备，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文本常常使用奶白、淡绿、金色等清新明亮的颜色来涂抹安折所处的画面。流动的菌丝、沉睡的姿态、无侵略的生长性、对于世界的“敞开”成为蘑菇安折在人类眼眶中的倒影。“安折没说话，范斯偏过头去看他。暮色里，这男孩的轮廓显得安静又平和，像颗晶莹剔透的水珠。”“我从未见过那样温和平静的孩子，”“一声门响，轻轻的脚步声停在不远处。山巅、曦光、薄雾、微风里，一道清澈透亮的软绵绵嗓音。”安静、平和、轻盈、柔软、晶莹等形容词通过义素的相似性完成了语义色彩的重叠。其所勾连的水珠、曦光、薄雾、微风等意象，营造了春与光的美学风致，一系列喻体都凸显着自然性，释清周围的犹疑、恐惧、血腥，指涉了有关自然的语义场。小蘑菇始终展示出一种“纯白”的被动态，却以此实现了“治愈”人类末世的功能，扮演了“拯救者”角色。拯救一个确定的个体——“审判者”陆沨，同时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拯救人类末世。“审判者”是“人-动物”这一二元结构的守护者，在“兽性”与“人性”之间做着艰难的区分，在永远无法分明的界限中执行非此即彼的枪决。小蘑菇虽然是“异种”，但因自身的平和性而被疏漏，成为一个结构之外的存在。“他是审判我的人。”蘑菇安折与“审判者”陆沨带有救赎性质的情感构造方式，正是解开结构之困的密匙：向自然敞开，有关“人性/兽性”界限的犹疑才能被释怀。“末世”之下，人与动物不死不休地彼此抗衡，蕴含着“给予”和“奉献”之意味的小蘑菇贡献出了自己，以“绝对稳定频率”感染世界，缔造了新的稳定态。“他从不可知之处来到人间，像是为了受难。但人间的苦难不会损伤他的任何本质。”当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达到顶峰，真菌繁殖体作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给与了救赎，由此指向了深层结构的变动。看似在“人-动物”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小蘑菇作为第三元被引入，承担突围作用，却是以真菌繁殖体的入局与救赎，在“人-自然”的结构之中表达了自然如何行动的问题。

纷扰后的宁静、冲突后的平和、矛盾之后的合一，以语义迁移实现结构的再造。这是网络文学“后人类”叙事共同的特征。多木木多的《失落大陆》中，女主杨帆穿越至人类尚未进化成功之时的原始世界，只能作为一种新的动物，与其他动物一起进行群居生活，打猎、屯粮过冬。落在失语的原始世界，杨帆最初是焦躁不安的，曾尝试通过壁画留下文明的痕迹，寄托意义，但最终她还是拥有了“心灵上的平静”。即使人类的文明在此处熄灭，但杨帆发现她依旧能与尼克等动物进行主体之间的共情与沟通，她所发出的互动信号并非不能拥有回声。于是杨帆意识到她此前的全部痛苦都在于想在动物身上找到“人”的感情，以“人”的标准加以要求。从此，杨帆开始重新认知自己与尼克等动物同等的主体身份。文本始终未曾让动物尼克所代表的“自然”进行“非自然”式的回应，却依旧促使人类进行物种反思，重构了人与动物混居的新世界。末世故事中，往往由“自然”来充当静默不言的救赎者。扶华的《末世第十年》表达了同样的概念。作品中，人类所剩无几，主人公姜苓诞下了纯素食动物“姜羊”，叫声如羊，有着“天真烂漫的又善良的性子”。作品的主体具有田园牧歌性质，以四季变迁为时序，讲述了蓝天绿野之间，姜苓在黑鳞、白磷两个混形生物的陪伴下种植花生、玉米，摘皂角、采地莓、煮枇杷的故事，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形象崩塌，反而成为“末世”下的被救赎者。云住在《霓裳夜奔》中为“末世”提供了一种更具关怀性质的理解，地球母亲以地壳震动的形式“唤醒”她沉浸在人类沙文主义中即将走向灭亡的“孩子”。《小蘑菇》和《霓裳夜奔》《末世第十年》等作品均以“幻想童话”标注自身，在故事性中表征了“复合体”的“弥赛亚”功能。

四、多重性主体：去中心化的隐喻叠加

后人类的表达中，对“人-自然”的表征伴随着各种超越权力中心主义的努力。“后人类”并非是“反人类”，而是通过对“自然”的重新表征，突破既有的关于“人”的概念，以去除人类学概念下“权力中心”的作用。正如凯瑟琳所言，“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预示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充其量，这种概念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类，即，有财富、权力和闲暇将他们自身概念化成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的那一小部分人。”[31]通过对后人类意义上的“人-自然”的重新表征，打破人类中心，去除二元结构所赋予“自然”的他者性，后人类理论和叙事并非要陈列浅薄的、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自然”的标语，而是要建立去中心化的多元宇宙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指向“自然”，而且指向种种有关自然的表征中所蕴含的权力结构，比如残疾、疾病、性别、阶级、种族、第三世界等，被重新表征的“人-自然”也叠加着被特定的人类概念所压抑着的“边缘性”的隐喻。

残疾和疾病，是“复合体”的第一重隐喻。“我是报应！”《霓裳夜奔》中，霓裳的皮肤布满纹路，小腿像萝卜一样。因为身体的异状，她被认为是“残疾”，其先天不足的身体被传单上说成是“地球给人类的报应”，在生命树电视台的环保节目中，主持人也一本正经地说，“瘟疫，疾病，畸形婴儿，都是‘我们毁灭自然的代价’。”“瘟疫、疾病和畸形婴儿”成为“罪恶”的表征。人类中心的强力意志，并不仅体现在阻隔和征服自然的象征——拦海大坝上，也体现在作为边缘而生活在拦海大坝周围的人，“一个毫无希望的港口，一群被人类社会驱逐的人”。“月亮谷上空腾起一股一股呛人的黑烟，那是填埋场里塑胶、电缆一类的垃圾正在燃烧。”与此同时，城堡里有身份的“人”在“捍卫人类文明理想的荣光”，“向诸神，向天地，向宇宙告示，人类虽然渺小，但永不屈服”。霓裳浴血结痂的身体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中被斥为“罪恶”和“代价”，但这样的身体正是火山喷发形态的模拟，是亲近自然的形态，火山在一次次的喷发中获得新生，霓裳的身体也具有自然意义的生长性。《霓裳夜奔》呈现了“第一种人类”和“第二种人类”、“人”与“非人”、“正常”和“残疾”的隐喻叠加，并通过去人类中心的叙事，同时拆解这种叠加隐喻中的权力话语。文本所解放的不仅是“自然”，而是人类荣光话语背后所压抑着的所谓“代价”。

“世界观和科学的构成……完成了对自然和妇女的支配”[32]，卡洛琳分析了自然如何被赋予女性气质，在科学革命的过程中征服自然和压抑女性具有同构性。网文的后人类表述中，复合体同时也表达着性别的隐喻。一十四洲的《小蘑菇》中，“人-自然”的对立结构中包含着性别对立的结构。当人类为了基因繁衍发起“玫瑰花计划”，陆夫人意识到，如果人类所有科技和文明的作用无非是为了物种的延续，那么所谓的“科技和文明”就与“子宫”一样都不过是“兽性”逻辑的工具。“我们抗拒怪物和异种，抗拒外来基因对人类基因的污染，是为了保存作为人类独有的意志，避免被兽性所统治……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部违背了人性的准则。而我们所组成的那个集体——它所做的所有事情，获取资源，壮大自身，繁衍后代，也都只能体现兽类的本性。人类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于外界怪物的地方，只不过因为大脑的灵活，给自己的种种行为赋予了自欺欺人的意义。人类只是所有普通的动物中的一种，它像所有生命一样诞生，也即将像所有生命一样消亡。”由此，陆夫人的眼中绽出一种死寂的神采：“人类的文明和它的科技一样不值一提。”陆夫人的目光区别于正在争斗的人和兽，主动选择被感染，化身为能够自由飞翔的蜂后异种。相较于利用“子宫”与其它生物对抗的人类，化身异种的陆夫人也许更具有“人性”。当后人类主体叠加了性别反抗性时，“复合体”的性征超越二元，呈现杂糅的特征。无性繁殖的“小蘑菇”无所谓性别，“它”依托男性的身体，但同时具有阴柔的特征。最初遇到霍森时，安折所遭遇的目光就像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这人的目光非常黏着，像深渊里兽类的涎液，将安折大量一遍后，他又绕到了他的身侧”。兽人、树人、拟人生物体并不以性别的语义功能与世界发生关联，在改造身体的同时，也是在变更所谓的“性别本质主义”视角下的性别基础，甚至将其搁置。

另外，后人类叙事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工业化问题也密切相联。折冬声的《揭盅》中资本在制造和定义“非人”，将“非人”当作“商品”。叶猗的《被迫献祭给虫族最高神》中高等虫族对自然人进行了反向种族歧视。扶华的《末世第十年》中，“复合体”降生与“去工业化”相联系。它们共同表达了对于人类边界权力化问题的思考，对于主体流动性的感知沿着后现代的脉络，叠加各种有关去中心化的隐喻，呈现了具有批判性的述行话语。可以说，后人类不是要解构人性，而是让人性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的获得无法在“人”的内部产生，因为“人”的概念生成过程就伴随着定义“他者”，建立等级的过程。中心化概念的生成过程是对立和冲突产生的根源。《恐树症》中人对于异质物的偏见、人类所践行的“征服者”逻辑，正是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即使是人类中较温和的领导者傅善也说：“我希望……建立一个让共生体可以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待的国家，但是也许我永远无法摆脱这样的偏见：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好孩子。也许被授粉之后，他就不再是……人”。人的偏见给予了“共生体”巨大的压力，这种权力结构的同化性也逐渐使“共生体”不再满足于被人认可，不再满足于“人和共生体的平等”的诉求，而是将人的逻辑吸收过来。共生体“燧”“不断威逼利诱少量强大的共生体，并且驱逐、虐待那些资质平平、没有特殊能力的大部分”，并开始了与人对峙的战争。所以，改变中心化、单一性的主体概念和表征，建立多重差异性和合一性辩证同一的主体，是解决种种对立和冲突的关键。它的意义仍指向人类的存在方式，正如《恐树症》借卫天遐的口所说的，“我的前半生一直追求着让人类免于和异植共存的恐惧，这可能使一个误区……真正的免于恐惧，是让人们彻悟自己在自然界中的正确定位……必须冲破人类自认为征服者的幻觉……”

“并非要逃离现实世界，后人类思想将当代的主体铭刻于它自身实际存在的状况中。”[33]当网络文学以虚拟化为特征，对“后人类”的身体、目光和功能进行叙事编织时，这些作品也并非“逃离现实”。幻想“人-自然”的复合体，对多重目光和意义世界的想象，都指向对传统人文主义中心化、权力化的消解。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以“人性”建构为中心的文学，所呼应的是现代性范畴内的人文主义的思潮，[34]那么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则表达了在高度全球化、工业化内部进行反思的声音。它们表达的“自然的政治”，不是传统自然生态学所寻求的工业化之外、现代化之外的“化外之地”。拉图尔认为传统生态学软弱无力，甚至其实不曾与自然的保护有任何关系。从后殖民的角度看，认为第三世界更加“自然”的观点本身就是“东方主义”，或者是“自我东方主义”。当下网络文学中出现的“人-自然”叙事，呼应着拉图尔等人沿着后现代的脉络进一步去中心化，重建多元宇宙的思路。这是一种“同时代人”意义上的思考和表达。观测网络文学如何绘制后⼈类图景，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如何内置世界性的思潮，以创造性的具象表征表达全球化背景下属于中国的一种“新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编号： 19ZDA277）、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江苏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20XWD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2]通过构建行动者网络，拉图尔将“非人”行动者和“人”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它们（非人）必须作为“行动者”，而且不能被简单地、无奈地作为象征投射物（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3] 参见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在拉图尔看来，重建“表征”，将之从人类主体所定义的“第二品性”，转变到重新呈现亦再次表现“人-自然”共同世界的问题，集合人类和非人类的联系，是为解决二元对立问题（“人-非人”、“自然-政治”）提供不可或缺的选择的重要步骤。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86页。

[5]拉图尔明确表明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对于自己建构行动者观念和行动者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为对小说的分析，特别是当他们运用语义学和各种叙事学理论时，文学理论家能够比社会学家更多地探寻形构的问题（Because they deal with fiction, literary theorists have been much freer in their enquiries about figuration than any social scientist,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used semiotics or the various narrative sciences. ）并且只有通过不断地了解文学，ANT社会学家才能在定义是什么行动主体充斥着世界时不那么刻板、呆滞和僵化（It is only through some continuous familiarity with literature that ANT sociologists might become less wooden, less rigid, less stiff in their definition of what sort of agencies populate the world.）（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4-55.）

[6] 当下采用“后人类”视角对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研究集中呈现“赛博格”意义上的“后人类”。如鲍远福的《副本模式，游牧身体与生命政治新范式——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与美学追求》（《中州学刊》2022年第3期），姚利芬、刘阳扬等学者对王晋康、韩松等科幻文学的研究也主要关注科技高度发达后产生的“后人类”……《中国科幻新浪潮》中宋明炜指出陈楸帆的《巴鳞》对“巴鳞”感知的描摹具有进入“非人”形构的意义（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7]霍米巴巴提出“杂糅”这个概念，是对既非“自我”也非“他者”之物的再表述，或者说“翻译”，这个概念同时抗辩相关概念和边界，从而具有实现转型的价值。（My illustration attempts to displ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hybrid moment of political change. Here the transformation value of change lies in the rearticulation, or translation ,of elements that are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but something else besides, which contests the terms and territories both.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8.）

[8]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10]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4页。

[11]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12] 扶华：《奇怪的先生们》，晋江文学城2020年5月15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3] 扶华：《末世第十年》，晋江文学城2017年3月30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4] 非刀：《喵主子》，晋江文学城2019年9月9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5] 鹳耳：《恐树症》，豆瓣阅读2021年1月10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6] 云住：《霓裳夜奔》，豆瓣阅读2021年11月1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7] 一十四洲：《小蘑菇》，晋江文学城2019年10月17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8] 吉尔伯特·西蒙东：《动物与人二讲》，宋德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19] 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0] 拉图尔在福柯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之上构造了“独景窥视”（oligopticon），意在指明主体的一种自我中心性。在经验层面，主体往往以自我为视点构建世界，比之“全景”的“大世界”，“独景”顽固地构建了一个异常狭窄的视域下的整体。From oligoptica, sturdy but extremely narrow views of the (connected) whole are made possible（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1.）

[21] 宋杰：《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

[22] 马修·卡拉柯：《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庞红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1-42页。

[23] 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24] 德里达：《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25] 德里达：《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43页。

[26]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27] 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28] 吉尔伯特·西蒙东：《动物与人二讲》，宋德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29]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

[30] 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31]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8页。

[32]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3]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34] 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