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如何能战胜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其他类人物种？主要是得益于语言文字的发明与讲述故事的手段的进步。用文字撰写的典籍正是人类为记录历史、传达思想而发明的重要传播手段。典籍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但是它对中华民族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后人常说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时代特征，其实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都是如此。《尚书·武成》记载：“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后来成为历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国精神，历代思想家的论述更将此种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论高度。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当然将和平视为至高的原则。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实现大同的途径却绝非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武力征讨，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怀柔。《论语》中说“和为贵”，《中庸》中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都包含着重视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国的“武圣”孙子，也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那样将“消灭敌人的军队”和“占领敌人的的国土”视为最重要的战争原则。中华民族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非义战争，拥护的只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卫国战争。《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杜甫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都是如此。所以有些民族向外输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为主，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却是包括造纸与印刷在内的四大发明。造纸也好，印刷也好，都是用来生产典籍的重要技术。人称第五大发明的方块汉字更使先民们生产典籍时如虎添翼。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那虽是神话传说，但也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翰·亚当斯大楼的大铜门上，镶嵌着对世界文字有影响的各国传说人物的雕像，其中就有仓颉。国会图书馆对仓颉的介绍是“中文书写的守护神”，说得非常到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各种方言的语音差别几如外语，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要是没有汉字，岁月流逝数千年，我们怎能通过阅读典籍而理解列祖列宗留下的深刻思想？在中华典籍向外传播的同时，汉字也传至若干邻国，以至形成了东亚的汉字文化圈。汉字曾经遭到误解，“五四”时期，钱玄同和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但如今汉字仍然体现出无穷的生命力。随着形形色色的汉字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大放异彩，那种把电脑时代视为汉字死亡之期的说法已无人再提。

人类创造的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种昙花一现、人亡政息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一种成熟的文化需要千百年的积淀养成，那种“破字当头”、热衷批判的轻率态度只会割断文化的血脉，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绵延不绝的代际传承，正如庄子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从内容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大到万里长城，小到各种器具。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后，器物文化一定会过时。万里长城当年曾是国防的重要屏障，但今天已经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博物馆里的青铜器和玉器虽然精美绝伦，但早已退出人们的实际生活。制度文化主要指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比如古代的私人书院、古代朝廷的六部衙门，今天早已不切实际。所以我们真正能够继承、发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列祖列宗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判断、人生理念等，例如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原理，关于“民贵君轻”的政治学原理，关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准则，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念，关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乃至关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环境保护思想，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思想，这些观念有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识，更是当代中国人可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正能量，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准确领会，广泛弘扬。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历代典籍，《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于是“盛世修典”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朝历代，中国人都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保存、整理古代的典籍，进而从中撷取精华，阐释义理，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正因如此，整理典籍，领会、阐释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便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更由于中华先民一向抱有“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一个浑融一气的整体，其中的各个板块又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由于中华典籍数量巨大，先按地域来对典籍进行分工整理便是当代中国盛世修典的必经步骤。今天到会的代表中有从事巴蜀全书、浙江文丛、八闽文库、荆楚文库、陕西历史文献、朔方文库、安徽古籍丛书等大型地方文献集成的学者，各位不远千里，惠然肯来，为我们传经送宝，必将对我们“江苏文库”的编纂提供有益的指导。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人氏，作为从事“江苏文库”的一个大学教师，我想就今天会议的主旨说两点意见。首先，江南素称人文荟萃，在观念文化上贡献巨大。当然，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地域与现代行政区域并不完全重合，除了福建省以外，其他各省似乎都有这个问题。2016 年，江苏省启动了名为“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大型文化工程。由于工程是按现代政区来规划、操作的，所以名为“江苏文脉”，相应的典籍整理也就名为《江苏文库》。但从学理上说，江苏文化就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文脉也就是江南文脉。所以当我们思考江苏文化时，有时会稍稍越出省界，比如江苏与邻省浙江、安徽的文化往往存在交叉，很难切割清楚。与整个中华文化一样，江苏文化也是源远流长。记载在《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段言论，最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是孔子对常熟人言偃的询问做出的回答，而且多半是由言偃记录从而载入文献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最早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都产生于南朝的南京。世界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的南京。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总集《全唐诗》则编纂、印行于清代的扬州。江苏的出版业兴旺发达，明代的南京是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在南京印刷的“南监本”名重一时，古代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也初刊于南京。江苏对印刷术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中国最早的铜活字是明代无锡的华氏会通馆制造的。江南的藏书业最称繁盛，南宋无锡人尤袤所著《遂初堂书目》和浙江安吉人陈振孙所著《直斋书录解题》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经典。中国古代著名藏书家的名单中，江南人士占了十之八九。晚清的中国四大藏书楼中，江南独占其三，湖州的皕宋楼、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和杭州的八千卷楼天下闻名。总之，江南产生及保存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这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对江苏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对江苏文脉进行探源索本的研究，不仅能为江苏乡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学理的资源，而且能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地域的经验。

其次，参加《江苏文库》编纂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大学教师。受到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大学教师在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时，难免要时时想着如何“创新”。因为不管是发表论文，还是申请项目，要是缺少“创新点”，就会无疾而终。久而久之，追求“创新”似乎成为不言而喻的价值导向。我当然承认学术研究不能陈陈相因，但同时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说，也许更应强调的是保持对传统的敬畏和传承。孔子和朱子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他们理应成为我们的典范。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学方面，朱子并没有撰写诗话一类的文学论著，而是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我们应该继承孔子、朱子的精神，以庄敬肃穆的感情看待传统文化，以严谨细致的态度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而不必轻言创新。我相信，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进行研究，而是供社会大众阅读，从而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推陈出新，继往开来，这是我们从事大型地方文献编纂工作的终极意义，也是我们坐冷板凳、钻故纸堆所追求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