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高温夏天
今年6月以来，北京的最高气温多次达到35℃以上，局地已达40℃，并首次出现70年来连续三天超过40℃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其实，北京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高温天气。史籍中是如何记载的？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乾隆八年最高温44.4℃如何测出？
而今，气象学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被称为“高温热浪”，也称“高温酷暑”。
“摄氏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温标，用符号“℃”表示，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于1742年提出的。原本摄尔修斯提出的温标是以水的沸点为0度，后来才颠倒过来，并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则较为模糊，常以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炎暑、炎日、赤日、热伏等词语来记录，也就难以考证古代的高温天气到底是多少摄氏度。
据《北京气象志》等史料记载，北京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高温天气，但元代以前有关记载极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详细起来。
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中，有多次关于北京地区暑期高温的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久旱酷热，诸谷焦枯，疫疠流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大学士方从哲上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
清代，北京也出现过数次高温酷热天气。《康熙朝实录》载：“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气亢阳，雨泽维艰，炎夏特甚，禾苗重蒿，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乾隆朝实录》载：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京师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谕：“近日京师天气炎热，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癸未，帝谕：“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酷热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热”。《光绪顺天府志》载：光绪元年（1875年），“初四日（8月4日），极热，胜于往年，初五日（8月5日），热更甚，流金铄石矣。十五日（8月15日）晴热又如前。”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初八日（7月18日），北京天气“暵干可虑，毒热不可当。”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的高温天气有了比较确切的温度测量记录呢？这还要从温度计进入中国说起。康熙八年（1669年），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了一架空气温度计献给皇帝，并于1671年出版了《验气图说》，专门进行了说明。但南怀仁受到亚里士多德科学观点影响，设计的温度计存在一定缺陷，温标划分也没有固定点，只能测出温度的相对变化。后来，陆续有新式温度计被引入中国，被称为“寒暑表”等。
据学者考证，目前，有关北京高温天气最早、最确切的数据记载，是清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人宋君荣（原名安托万·高比尔）测定的。宋君荣既为法国传教士，也是天文学家。他于1723年抵京，在北京居住时间长达36年，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在中国科技史、古代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
据《中国气象史话》载：清乾隆八年，从五月开始，华北地区就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天气。七月二十一日，直隶天津镇总兵官傅清在给乾隆帝的奏报里写道：“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
而当时身在北京的宋君荣也在寄往巴黎科学院同事的信件里惊呼：“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
于是，宋君荣使用新式酒精温度表，以拉谋氏温标测量并记录了当时北京的高温天气。这种温标以法国科学家、昆虫学家拉谋命名，以水的冰点为0度，以沸点为80度。根据宋君荣所记录的数据，1743年7月25日下午3点半，北京的气温达到了35.5度（拉谋氏温度），折合成摄氏度竟达到了44.4℃。而在此之前从7月20日起，每日气温都超过40℃，至7月26日早晨下了一场小雨，最高温度降低到31.9度，代表着这次高温过程的结束。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明建文二年（1400年）后，酷热记载数量最多的首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的夏天。这次酷热影响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5个省市所在地区，从酷热景况、炎热程度和危害之深重来讲，堪称历史之最。清代各类史籍对这一年的高温也有记述，如《清高宗实录》记有：“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清末王先谦所撰《东华续录》亦称：“六月丙辰，京师威暑。”
老北京应对高温有妙招
在没有电风扇、空调、冰箱、汽水、雪糕的年代，老北京人应对高温天气也有妙招。
旧时北京的胡同里多有水井，高温天气里人们喝的最多的是“井拔凉”，就是饮用从井里刚提上来的井水，带着阵阵凉气儿，喝上一碗，从心底感到凉爽。而过水儿面最受老北京人的青睐，刚出锅儿的面条往凉水里一放，将热气儿浸得一干二净，有的人觉得过一次水儿不够凉，还要过上二回，然后浇上三合油儿或芝麻酱，吃到嘴里那叫爽。
早年间京城有冰窖，冬天将冰块储存起来，夏天使用。遇有高温时节，一些人喜欢将西瓜放在冰上个把时辰，美其名曰“冰镇西瓜”，然后再吃。买不起冰的，就把西瓜放到篮子里，然后用绳子将其顺到井里，让冰凉的井水把西瓜泡上个把时辰再提上来，那西瓜被井水镇得倍儿凉，切开一吃别提有多爽了，从嘴里凉到心里，浑身的暑热也就消了一半儿。
“天棚”遮阴可以说是夏日里四合院的一景。一些院子宽敞的人家，到了立夏便在院子里搭起棚子，俗称“天棚”。“天棚”一般要比东厢房和西厢房高一点，棚子顶上和四面留有天窗，白天在棚子下面纳凉，晚上把天窗关上，可以在里面睡觉，特别凉快。“天棚”一般支到立秋，天一凉就撤了。旧京专门有从事搭“天棚”的棚铺，越是天气炎热，生意越多，故清“竹枝词”有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
过去在北京城外，有许多明清时的砖窑关张后留下的大坑，经年积淤雨水形成较大的水塘，俗称“窑坑”，而城墙外便是护城河，雨季时水量十分充足。炎炎夏日，人们热劲儿难耐时，就纷纷到窑坑或护城河里游泳，俗称“窑坑泡澡”“护城河泡澡”。特别是遇到高温天气，到窑坑与护城河里泡澡的人特别多。
院子里睡“凉席儿”也是一种降温方法。高温天气使人难以入睡，于是有人将炕席拿到院子里，用凉水冲刷或用湿布反复擦上几遍，直到凉爽了，再躺在上面儿，美其名曰睡“凉席儿”。由于上面水汽较大，人躺在上面不粘身子，感到很凉快。
过去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大杂院，都有个大门道，因南北（或东西）畅通，夏日里小风儿一吹，特别凉爽，所以成为人们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多是大杂院里的大妈、大婶们聚在大门道里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纳凉风儿，俗称过“穿堂风儿”。到了晚上，多是院子里的老爷们儿在大门道里铺块凉席睡觉，也谓之过“穿堂风儿”。如果门道进深较大，能睡上三四个人。
老年间京城的街巷口或胡同里有不少的古树，以槐树居多，因树冠大，树阴儿也大，特别是烈日当头时，浓荫下却很凉爽，由此成为人们夏日里纳凉的好地方。尤其是高温天气，树阴儿下没有断人的时候，俗称“乘阴凉儿”。邻居们有的聚在树阴下聊天儿，有的下棋，有的铺块油布（为防水、防潮而用织物浸油制成的布）或凉席就睡在树下。
入夏之后天气转热，人们要把房屋外面或里面活扇的窗子吊起来，然后将纱屉子上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新的冷布。其实冷布实为一种纱布，老北京人多称其为“窗纱”。名为“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是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熨烫平整，用来当窗纱糊窗，既可通风透气，又能挡住蚊蝇进入室内，可谓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