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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是乾嘉时期的“一代骚坛主”，诗坛“性灵派”旗手，他那本近六十万言的《随园诗话》，其中寄寓的诗歌美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成一家之言，足可供后世研究。“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唐宋以降，诗词创作空前繁荣，诗话类的赏析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蔚为大观。《随园诗话》在选录各阶层诗人的诗作之际，以随笔笔法记事、点评，论证、彰显“性灵说”的美学观，与此同时反映出袁枚这位鉴赏家、诗论家兼编辑家、出版家的眼光与胆识。

作为名重一时的才子诗人，又经年累月编撰诗话，袁枚对如何选诗、选什么诗，相当讲究。他在《随园诗话》中称：“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卷七之三十二）编撰《随园诗话》时，杭州、南京等地有数百人献上诗篇，以求入选，哪怕只是一二摘句也心满意足。袁枚不以人取诗，而是看诗本身是否够“脆”够“鲜”。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入选，袁枚阅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诗甚清老，颇有功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补遗卷二之七十二）与袁枚“交好”的某太史送来诗集四十余卷，袁枚“苦其太多，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午塘勘阅后戏题道：“何苦老词坛，篇篇别调弹。披沙三万斛，检得寸金难。”袁枚读之不觉大笑，戏和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补遗卷一之五十三）

袁枚指出，“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尤其是“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这第七病，“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不过入选《随园诗话》的诗歌或摘句多出自布衣、贫士诗人，甚至还有不少女子及贩夫走卒之句，这在当时的文坛已殊为难得，也与袁枚身为“诗坛‘性灵派’旗手”的诗歌观与编撰诗话的初衷相吻合。袁枚从不讳言“最爱言情之作”，“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各方投赠佳句，他“摘录甚多”。当然，入选的诗句无论是言情状物、记游抒怀还是咏史讽喻，要不落俗套才行。相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称赞“贫士诗有极妙者”，如陈古渔的“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杨思立的“家贫留客干妻恼，身病闲游惹母愁”，朱草衣的“床烧夜每借僧榻，粮尽妻常寄母家”，徐兰圃的“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等，真情流淌，尽显穷且窘迫之感（卷三之十一）。

因赏识诗作而提携作者，对袁枚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举动了。某年，他请人推荐了一个抄书人黄生，此人甚是“朴野”。一次，袁枚偶然经过黄生的案头，见他写下“破庵僧卖临街瓦，独井人争向晚泉”，啧啧称奇，随即奖赏他五斗米，获得奖赏的黄生自此更加努力作诗。《随园诗话》中选入黄生的不少妙句，如“云开日脚直，雨落水纹圆”“笔残芦并用，墨尽指同磨”“旧生萍处泥犹绿，新落花时水亦香”“旧甓恐闲都贮水，破墙难补尽糊诗”等（卷五之五）。

袁枚曾感慨：“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补遗卷八之二十五）对选诗，他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在秉承“以质取胜”的标准的同时，也尽量向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诗作结集的诗人倾斜。加之几十年的交游、采风、编撰，使他意识到“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补遗卷十之三十八），因此大量选入落第秀才乃至社会底层人士的诗句，如“芦墟缝人”（裁缝）吴鲲的“小雨阴阴点石苔，见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扫花去，花扫不完雨又来”，杭州缝人郑某的“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旧绵花”；汉西门袁某以卖面筋为业，其《咏雪和东坡》有“怪底六花难绣出，美人何处着针尖”之句。袁枚认为他们虽然“皆贱工也，而诗颇有生趣”（补遗卷八之三十二）。在《随园诗话》卷八，袁枚记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时时冻馁之。子又生孙，老人爱孙，常抱于怀。人笑其痴。老人吟云：‘曾记当年养我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莫遣孙儿饿我儿！’”可见此诗用意之深厚。他还写过家乡一贩鬻者（小贩），尽管不怎么识字，却强学词曲，作哭母诗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袁枚点评：“语虽俚，闻者动色。”

袁枚选诗，除了讲求性情，他对家常语、口头话入诗格外嘉许。他说过，“家常语入诗最妙”，为此选入布衣陈古渔《牡丹》中的诗句“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徐贯时《寄妾》中的诗句“善保玉容休怨别，可怜无益又伤身”，均平白易懂，便于歌咏流传。至于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袁枚列举了孙诵芬的《冬暖》：“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岁序差。可惜轻寒重勒住，不然开遍小桃花。”黄蛟门的《竹枝》：“自拣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还有“高手不从时尚体，好诗只说眼边情”“阶前不种梧桐树，何处飞来一叶风”“贪着夜凉窗不掩，秋虫飞上读书灯”等，这些诗句都是大白话，却韵味十足。

《随园诗话》多次强调“诗有天籁最妙”“童语终是真语”，对坊间儿童的诗作也予以肯定。一天，袁枚看见两个儿童放风筝，一童得顺风大喜，另一童咏诗道：“劝君莫讶东风好，吹上还能吹下来。”袁枚听后“深喜之”（补遗卷七之二）。还有童子嘲其师云：“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气冲天天亦惧。”颇具李白《嘲鲁儒》之风（补遗卷六之八）。袁枚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诗往往“妙在皆孩子语也”，坦言“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他曾记随园一担粪者，某日在梅树下报告：“有一身花矣！”袁枚听后突来灵感，进而吟道：“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卷二之四）

选诗时能做到人人平等固然不易，但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废言”的道理。作为一位鉴赏力相当高的诗人，他对严嵩、阮大铖等人的诗歌十分赞赏，选取了他们的一些佳句来评点，尽管他们是声名狼藉的一代奸雄。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之五十二，他称严嵩的《钤山堂集》“颇有可观，如‘卷幔忽惊山雾入，近村长听水禽啼’‘沙上柳松烟霁色，水边楼阁雁归声’，皆可爱也”，又说阮大铖的诗句“‘露凉集虫语，风善定萤情’，后五字颇耐想”。

总而言之，《随园诗话》博闻广录，所选之诗出自诗坛内外的千家万户，不以名位取舍，不顾他者臧否，尽管有应酬唱和之作，也要看是否可读、是否耐读。所选诗作或许品性气质各有高低，或许抒情叙事并无深义，但只要读之有味，就足够。要知道，袁枚呈现给世人的，是带有其个人品位和价值主张的诗话，诗需雅致清通，更要鲜活生动，凸显性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特质，这是诗歌创作必备的要素，也是“性灵说”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