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是人物的一部分
俞佩淋：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跟您一起探讨“新南方写作”。“新南方”作为一个写作话题或者写作的方法和视角，在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的努力下，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议题。“新南方写作”虽然以地域书写为名，但其实想要通过启动地域文化视角、培育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主体来革新汉语写作。在您的经验中，您所居住的城市地理气候、地域风物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陈蔚文：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的，不一定是显性的，城市不同的气息与文化，注定会对生活在此的人起到某种浸润式影响。地域会塑造一种风俗，滋生一类脾性，但同时，后天的自我教化，包括接受的文化对人的赋形会起到更大作用。随着人口流动与网络发展，人们被“通约”的部分越来越多。就我个人而言，无论人或作品，属性都偏南方一些吧，不属旷达、沉厚那类，重视细节，有时写一篇小说只是因为一个场景，一件打动我的小事。
俞佩淋：在你人生中辗转的几个重要城市，你对它们各自的印象以及它们对你写作的影响如何？
陈蔚文：南昌是我的成长地，它的烟火、市井，其实挺像池莉笔下的武汉——江湖，散漫，任性，侠义，五湖四海，千人千面。我早期的小说《征婚》《流水十年》等，人物背景都是这座城市，里面充满市井生活的日常悲欢，小人物的生存韧性。
我也曾在上海工作生活五年，这个都市既有奢雅小资的“新天地”，也有寒陋的“下只角”，两极落差正显出它的丰富性。有时白天和采访对象在外滩的咖啡馆聊天，下班到街道小菜场买刚出锅的炸带鱼，转换自如，这是大都市特有的丰富、松弛与包容。这段经历，我写过小说《租房》《锦衣》等，是从不同角度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与观察。
而故乡金华，它不仅给予了我外在形象与血脉，还给了我对江南气息的深情。如我一位朋友说：“走进中国文人诗性——审美的江南故乡，仿佛正应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召唤，一种精神谱系上的自觉皈依。”在中国文化中， 江南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旨归。江南气息在我的散文以及前期小说如《回廊》《卢苡的早春》等作品中更为明显吧，那是一种潮湿青苔的风格，甚至有点儿宿命感的恍惚劲儿。很长一段时间，那是我理解并着迷的南方气息，而现在我对江南的理解会更宽阔——那也是曹雪芹的江南，王国维的江南，鲁迅的江南。
俞佩淋：大部分作家写作一个城市，都会选择在文本中建构一个“文学地标”。比如池莉写武汉，很多地理空间都采取实名化的形式，小说中也不乏地方语言、地方风物的书写，她写发生在武汉的故事同时并建构完成“文学武汉”。“文学武汉”又会带领和影响后辈作家在此主题上进行对话或续书，因此池莉等人有“汉派女作家”之称。但是在您的小说中，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可以分明地看出来，但是与南昌相关的城市背景模糊，一般读者也很难判断故事的发生地，这是您有意为之吗？您怎么看待南昌的城市文化？
陈蔚文：倒也不是有意为之，我生活在南昌，生活半径挺窄，几点一线。我也没什么机会说南昌方言。在写作中，我更多地使用普通话思维，较少考虑地域特色——地标在增加作者的辨识度同时，是否也会成为某种规限？当然对地域特色与意识都鲜明的作家来说不是问题，比如金宇澄先生写《繁花》，地域为作品提供了鲜明腔调的背景：上海人的市民精神，便于读者记住。
南昌在我的感受中，可作为文学性表达的特色似不鲜明，也许是我深入体察不够，或是对地域书写没有特别的关注。同时我想，“地域”不是构成一篇好小说的必然要素，它应当是跟随人物命运自然体现的，它是人物的一部分，不是刻意做出的标记。
俞佩淋：也许正是唯美的精神故乡和务实的生活现场双重观照下，您的小说体现出不同的叙事姿态。您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既不是热情赞颂，也不是极力批判，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用“将心比心”的态度看待城市的芸芸众生。这种身份感，是不是也会影响您的价值取向？比如您的小说很少出现阶层对立或者对抗，城市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或明或暗的标准中接触或者相互避让，但内心总还是保持温度。
陈蔚文：一个小说作者，需要保持“旁观”的身份，让作品处于敞开中。事实上现实与阶层的复杂性也无法用单一的二元论去阐释。阶层之间还有“精细的亚层”，即便同个阶层，三观与个性也可能差之千里，不能简单以财富、身份来脸谱化人物。
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越需要人们多一点耐心，相互倾听、理解——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人们相互看见与理解吧，从而与他人，与这个世界发生更有温度的关联。
而“温度”，也可理解为希望，不论遭遇何种境况，人还是要抱持一点儿希望的，我近年的小说在这点上似表达较明显，它是自勉，也是祝福。
俞佩淋：讲述城市，难免涉及物质。在很长一段时间，物质在文学语境中几乎等同于欲望，而欲望又常常是贬义的。但物质又难免跟女性深度关联，现在网络上还用“物质女”来形容拜金主义的女性。您的小说中也不乏女性和物质的细节，比如小说《征婚》中，生活在底层但会从食物以及打折衣物中获得快乐的女主人公，还有小说《锦衣》中，女主人公意外获得前任租客留下的好衣物，因此对自我人生重新审视。您怎么看待物质、城市以及女性的关系？
陈蔚文：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物质带给人舒适、享受，无可厚非，但也要同时看到，物欲在这个时代的膨胀与变形——它正以一种“唯一有价值”的面目操控着人们的生活。在小说《锦衣》中，那个始终未出现的前任女租客其实就喻示了“物质、城市与女性”的关系，在她突然不告而别的离去与留下的一橱好衣物中，隐含一类女性在城市的命运，那与物欲勾连，沉浮动荡的命运。
前几天我一位女友说起，在国外留学的女儿要求她买一个名牌包，她此前给女儿买过一个，这次没答应，女儿很不高兴，在微信上几天没理她。她是离异单亲妈妈，总为离异而对女儿愧疚，习惯以物质作为补偿。女友伤心的诉说映射出的正是物质带给人的享乐、安逸同时，也对人与人（包括亲人）之间关系造成的反噬。
俞佩淋：我个人非常喜欢《磨损》中的城市氛围，它讲述的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年女性，为了逃避生活的烦恼，经常出入一个即将拆迁的南水巷。与裁缝彭姐的交往，让她感到“舒服”。高端小区与城中村仅一街之隔，在昏暗陈旧的南水巷仿佛穿越到过去的某段时间，她在模糊温暖的氛围中审视了自己当下的生活：优裕的物质并没带来幸福，让她回到从前却更不可能。而发生在上海的小说《锦衣》，女主人公偶然地“捡到一柜华服”，也令她重新打量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未来，那柜衣服似也在代表城市对她进行物质化的审视……这两个小说以不同视角对城市与物质进行了反思，您在创作时是什么想法？
陈蔚文：《磨损》中，身处两个不同阶层的女性交往其实隐含了一种紧张与疏离，她们并没达成真正的交往，看上去的和谐只是特定环境中，生活优渥的女人屏蔽了自己的身份后与裁缝彭姐的交往。小说《锦衣》中，女主人公面对的是物质时代中的渴念与迷惘：她该如何去实现由物构建的生活？达成后是否就能完成“自我实现”？
在追求“成功”“流量”的社会里，人们应当更多地省视物与人的关系，在必要的“物”的部分外，无休止溢出的部分给整个社会，给人的命运带来了什么？人与“物欲”之间该如何保持平衡，过溢的物如何能引向那些真正需要襄助的人们那里，以帮助他们更有尊严地生活，这些是我想通过小说表达的。
俞佩淋：在小说集《雨水正白》的序中，您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个人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也表达了您在某个阶段创作上的困惑：如果全然写个体经验，可能会成为自说自话，但有时，有些“时代性”主题又显得喧哗，缺乏文学性。我注意到，您近年小说深层会隐藏一些可能会被读者忽略的叙事，如《磨损》中，女主人公怀着对裁缝彭姐的儿子的恻隐之心，把侄子淘汰的名牌运动鞋送他，男孩却因此被失窃的室友认作嫌疑人；《在遥远的地方》中，那个在岛上形象艳丽的“人妖”莉亚，散场后冲折纸飞机的小男孩比了个挑大拇指的手势，而男孩想的是“她知道自己四十岁就会死去吗？”；《锦衣》中，女主人公从公寓邮箱收到几张从远方寄给前任女租客的明信片……这些情节使小说更为丰富，张力十足。您在设置这些情节时是如何考虑的？或说，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对您来说其实是重要的吗？
陈蔚文：谢谢你关注到这些叙事。小说离不开细节，每个人眼中看到的细节又是不同的。《磨损》中，彭姐的儿子始终未露面，在彭姐描述中，他是个懂事沉默的男孩。他接受了一个陌生而富有的同龄人淘汰的名牌鞋，穿去学校，因此遭到偷窃的怀疑。送他鞋的女主人公没想到好意会转化成伤害。这男孩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小说人物，他的背后是一大群家境穷困的沉默的年轻人。
《在遥远的地方》，这小说采用的是童年视角，包含了几个向度的关注，包括性别、死亡（如人妖莉亚的寿命），在小男孩心里成为继奶奶死之后的又一次疑问与惊扰，而成长就是从这些对生命的根本发问的幽微瞬间开始的。
每个作者会据自己关注的角度写出他理解的真实。我对于“弱者”形象以及生老病死、不确定事物这些会较敏感，相应的触动也较多，体现在小说中，就有了以上细节。
俞佩淋：从追求个人性到追求个人性和时代性兼具，您的创作驱动和潜在读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期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陈蔚文：我早期的小说关注自我或个体经验较多，近些年的小说向外看得更多——有很多比“我”更重要，更需要去看见的事。现阶段的小说创作意义，我觉得是写出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一些现实，通过小说省察我们与置身其间的现实的关系。带着问题意识去写，虽不一定有答案。或者说，提出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的创作驱动一直是对自己有所触动的人与事，老实说，我没有考虑过“潜在读者”这事，但我觉得人群中一定有如我一样精神构造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潜在读者”吧。好作家总是会带着问题意识与自由意志去创作，我希望自己是这样。
对谈者简介：
陈蔚文，小说及散文随笔见于《十月》《钟山》等刊物，作品被收录多种年度选本。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出版专集《雨水正白》《若有光》等十余本。
俞佩淋，文学博士，供职于江西省社科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