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记《资本论》翻译者张钟朴
1953年夏天，当23岁的张钟朴去中共中央编译局入职时，应该会想起1944年小学毕业后考上的天津工商学院附中。
附中在天津城区五大道的马场道，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法国和奥地利的神父。除了漫长的上课时光，自习课也多如牛毛。下了课，张钟朴会跟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一道，去校园里的北疆博物馆。博物馆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桑志华建的，里头藏了大量的地质、岩矿和古生物化石。张钟朴极感兴趣的，是猛犸象遗骸标本。望着眼前这些硕大的脱去了绒毛和骨肉的史前遗物，他在心里念叨：它们穿越了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被神父带到这里，跟自己相见，这是多么神奇的遭遇啊！学校里还有一间小教堂，他和同学们偶尔去听穿黑袍的神父讲《圣经》。等到以后能够熟练翻译马列经典著作里那些圣经故事，张钟朴或许才能明白上了这间教会学校的意义。
或许是博物馆的科学熏陶，高三毕业，要考大学了，张钟朴跟支部书记说，自己想报考地质大学，去寻找岩层里的古化石和矿产。但书记却给他指了另外一个方向：“现在有一个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俄语的机会，不用考试，拿着支部的介绍信，就可以去。”张钟朴懵了，在学校里他哪门功课都好，唯独外语没学好。支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放战争快结束了，国家百废待兴，马上就要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去，到时候会有很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来援建，需要大量的俄语翻译人才，国家需要，硬着头皮你也要上啊！也没有什么思想斗争，张钟朴一下子就想通了：不学俄语怎么把苏联的先进经验介绍过来？怎么陪专家们在国内开展工作？
北京俄专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学校章程，并交由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办校。南宽街上一个高高的大铁门就是校门，校名由毛主席题写。编译局和北京俄专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局长和校长都是师哲。毕业分配对张钟朴来说，等于前脚出了东厢房，后脚又迈进西厢房，还在自己的院子里原地踏步。一起入职的有十个人，局里的宿舍刚开始不够，就从居民手里租来一间小四合院，就在操场边的大槐树旁。院子里的炕也不够睡，张钟朴也没多想，随手抓来个草垫子躺着，也能安然睡下。
躺了两天草垫子，局里业务秘书组来组织考试。中央编译局是由原来的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两个单位合并，以翻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为任务。局里同时保留一个机动翻译小组，以备中央书记处口头和文字翻译需要，这个小组就是业务秘书组。入职考试分笔译和口译。笔译是考《斯大林全集》第二卷里某段话的翻译，口译考的是如何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势。口译张钟朴很兴奋，呼呼啦啦一连串讲了十多分钟，直到考官叫停。在北京俄专读书时，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那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张钟朴的心里倍儿熟。根据考试成绩，他被分配到斯大林翻译室，也就是中央编译局第一翻译室。
这段时期对张钟朴的翻译业务而言举足轻重。支部书记易惠群拿过来一些已经译好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稿子作为范本，请年轻人学习。面对这些前辈的译稿，张钟朴着实吃了一惊。这些句子自然、平实、流畅、生动，一点没有翻译腔，几乎就是在读一个中国人使用母语写的文章。张钟朴知道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得好好就这稿子揣摩，翻好一篇东西的精髓在哪：翻译文本，不是把外文机械地照搬成中文，那样翻出来的句子就是一坨铁疙瘩；中文与俄文、西方外文有着本质区别，中文的理论文章句子都不长，短句与短句之间是精神联系，不是文字联系。俄文和西方文字靠介词连接，越是理论高深的文章，句子就越长，因此译者要学会“拆”句子；光钻研外文还不够，回过头还得学好中文表达……老同志们让年轻人要多看《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精短通俗的表达。
编译局有个很好工作原则：翻译和研究结合，还有个口号：“要当翻译家，不要当翻译匠”——翻得再多再快，也就是个半瓶水晃荡的“翻译匠”，在编译局工作，要努力成为“翻译家”——翻译什么，就要成为这个领域的行家。张钟朴觉得自己要补的课、要充的电、要弥补的差距还有很多，只有撒开手脚，打开脑袋，废寝忘食地学，不顾一切地学。
编译局的学习氛围浓厚，为了提升业务能力，大家既学外语和中文，也学翻译涉及的专业知识。早晨八点到九点，雷打不动学习毛选。有的人八点前就到树根底下或者院子角落背诵外语。张钟朴从图书馆借来鲁迅的杂文集，还有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把午睡的一部分时间用来读书。晚自习就研读《圣经》、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
翻译与作文论述不一样，译校和注疏需要更为深湛的功夫与学力。作文可以直抒胸臆，信笔而书，自成一家之言即可；翻译之路并无任何讨巧卖乖之理，必须读懂读深读透原文原著，还要公允持中，批判性地吸纳各家见解。翻译《资本论》，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早在1952年——在北京俄专学习的第三年，张钟朴就学习过半年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启蒙老师便是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邢贲思教授。这是一位主动启发学生的老师，他的课堂草蛇灰线，旁征博引，既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佐证，也充满了思辨性。
张钟朴来到编译局后，正赶上全国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高潮。这本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印刷和发行了六百余万册。编译局翻译了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5年5月和1956年8月出版。趁着这股风潮，张钟朴在中直夜校又系统地学习了一年《政治经济学》课程。
1955至1956年，编译局请来苏联专家图尔琴斯讲课，翻译《资本论》的工作迈上了正轨。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编译局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讲解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图尔琴斯教授来华之前，担任苏联马列研究院马恩室的副主任，刚负责译校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次讲，全局上下对图尔琴斯寄予了厚望，希望他既能系统地讲述《资本论》本身的理论体系，也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收获告诉大家。除了编译局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十几位教授，也都参与旁听。图尔琴斯每周讲一次课，每次讲半天。
讲课配备了专门的口译员，共五位，张钟朴是其中之一。每次课程五人全部到场，由一人轮流主译，剩下的四人拿着俄文字典，坐在图尔琴斯身旁，口译者遇到听不懂的生词，便及时查找，并请译者提示。图尔琴斯需要查询俄文资料，俄译本与部分听课者使用的英译本、中译本还有页码对照表，课程讲义也由专人整理复印，录音设备提前试用，还安排了现场书记员以及课后的整理校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翻译《资本论》的“硬仗”开始了。
当时国内《资本论》的通行译本，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译本。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几经辗转，分头按计划翻译《资本论》。其中经历过反动势力的迫害，也忍受了疾病和贫困的折磨，甚至整卷译稿在日军的炮火中被焚毁。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这部两千多页、近三百万字的《资本论》三卷译本，交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郭王本从德文原文直接翻译，文风带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色彩，有的地方半文半白，很多读者反映说，文字不好读，甚至影响了对内容的理解。另外，在战争的险象环生中诞生的翻译，许多资料不够完备，现在理应翻一个语言风格更加现代化、内容更加完整完备的《资本论》译本。编译局尚是初生牛犊，没有什么德语人才，只能根据俄文版翻。
《资本论》翻译组共五人，其中张钟朴、任田升、陈国雄、荣敬本四人先根据俄文本翻，最后由经济室主任何匡定稿。四人先学习郭王本《资本论》每一章的内容和理论，学完后便把老译本放在一边，再将俄文正文分成四部分，由四人分别承担。每人翻译完一节便两个译者之间互校，最后由何匡定稿。何匡审定的稿子即时打印出来，分批分发到社会上有关单位听取意见。不多久，读者的“意见”反馈回来，说是文章好读多了，但有些内容“通俗”得有点过头，有些地方又太过简略，有的译文甚至牺牲了准确性。比如，关于资本会生出剩余价值这个概念，马克思形象化地比喻为“资本会生仔”，当时大家的译文是“资本会生娃娃”。“生娃娃”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四川的方言土语。以现今的眼光看来，《资本论》这样一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如果很多段落译成这种风格，显然是有悖于翻译原则的。大家暗下决心：包蕴着马克思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这本无产阶级的“圣经”，无论如何，得从德文原文翻，才具有准确性、权威性。
1957年，编译局派往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进修的五位同志学成归来，局里终于有了德语人才。更为重要的是，1961年，研究《资本论》的王惠德，担任了编译局的常务副局长，他的到来，让全局上下的德文水平有了突飞猛进式的递增。王惠德提出，要把《资本论》翻译小组建成编译局的“德文基地”，全组突击学习德语，就是为了从德文原文译校《资本论》。毛泽东曾在延安时期说：十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但解释不了“边币”“法币”问题。据王惠德的回忆，毛主席批评的就是他。因此，如何用《资本论》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实践，始终是王惠德心中的一道坎。
为了做好翻译，王惠德多次参加一线翻译工作者的座谈会，大家唇枪舌剑，在翻译问题上动真功夫。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两个鸡蛋相像一样”，这是一句德国民谚。俄文版译成“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两滴水相像一样”，原先的翻译本采用的是俄文版的译法。那么是不是可以换译成中国人民更为熟悉的形象呢？比如“两个价值相像就像一双筷子相像一样”，这样岂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想象和阅读习惯吗？针对类似的重大翻译标准问题，王惠德定下规矩：马克思的德文原文是什么，就如实译成什么。这个标准也成为翻译《资本论》的圭臬，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
1963年，编译局经济处正式转入从德文译校《资本论》的工作轨道。经济处将人员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由周亮勋负责，译校第一卷。第二组由荣敬本负责，译校第二卷。前两卷完成后，全处合并共同译校第三卷。张钟朴被分在第一组，干了一阵后，他才明白什么叫做字斟句酌，跟每一个文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狠狠较劲，尤其是艰深的理论内容和疑难句子。遇到翻译难点，大家便集体讨论，群策群力。德语是突击学来的，肯定有吃不透的地方,只能向专家请教。比如对外经贸大学的元老和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创始人之一的廖馥君教授，当时中国各大学的德语语法教材，就由廖馥君编写。再就是参考权威的外文译本，除了俄文版外，英文版、日文版都是大家经常参考的版本。
《资本论》煌煌三卷，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亲自完成的，后两卷都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第一卷的前几章，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改写的，比如论述商品和货币的部分，遣词造句十分讲究，论述过程雄辩滔滔，可以说达到了千锤百炼的程度。其中有一段，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把商品占有者到货币占有者，再从货币占有者到资本家的转化过程，比喻为昆虫的“变态”。他把商品占有者称为“资本家幼虫”，把货币占有者称为“蛹”，把资本家称为“蝴蝶”。这一章节的动词，马克思使用的大多是昆虫学的动词，比如“蜕变”“羽化”等。翻译这些章节、这些句子，体会马克思的用语之妙，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尽量把马克思原文的风貌和含义，通过准确的中文呈现出来。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教师、医生还是程序员，对于任何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劳动”都是人类最基础的能力，是人类参与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劳动”“商品”都是常见的经济学概念，然而马克思是如何展开独特分析的？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利润”难道真的是“成本”自行产生的吗？马克思语境中的“价值”与我们日常接触的“价格”有什么区别？我们买东西用的“钱”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形式？“剩余价值”中的“剩余”又是如何产生的……
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张钟朴，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幢二层小楼。远离城市中心的喧嚣，晚年生活恬淡安适，自由自在。他每天还会戴上老花镜，伴着家里的牧羊犬，读一会儿书，有自己经手翻译的马恩经典著作，也有其他一些回忆文章。我采访他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思那振聋发聩的呐喊：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何尝不是张钟朴这代经典著作翻译家们，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