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贴着地面生长
索良柱：冉哥你好！我们又对谈了（笑）。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上一次对谈是2015年，一晃八年过去了。这期间，你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特别是从《人民文学》2021年11期的《鲤鱼巷》开始，你写了一系列以贵阳老街巷为名的中短篇小说，这是你在《银鱼来》和《天眼》之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已经引起文坛的关注。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贵阳系列”小说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冉正万：到现在已经写了九篇，两个中篇，七个短篇。除了2021年《人民文学》上的《鲤鱼巷》，其他发表在《山花》《中国作家》《湖南文学》《作品》《广州文艺》上。准备在年底出个单行本。以《洪边门》做书名。这是今年《山花》第一期发表的中篇。刚写完的《图云关》也是一个中篇，春节前一天动笔，整整两个月才完成初稿。已经改了四遍。等这篇和另一个短篇在杂志上发表即可结集出版。
索良柱：非常期待结集出版。我觉得你的速度还是蛮快的，这个系列写到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冉正万：其实并不快，到今天两年了，总字数也就13万左右，可以出一本薄薄的书。写《鲤鱼巷》时没有想到写这么多，这个短篇出来后得到朋友们肯定，于是接着写。要把小街小巷写出特色并不容易，这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当然，地物不过是外壳，重要的是对人物的塑造。相应的人生活在相应的街巷，这对我是一个挑战。好在对于写作，这种挑战很有趣。有挑战更能激发写作热情。写不下去时或读书，或写别的作品，间隔一阵，等灵感来敲门，让想法凝聚。我最近在写《南门桥》，南明河上最早的一座桥。南门桥是旧名，现在叫南明桥。当时刚有贵州省，贵阳还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当时的南明河比现在大得多。但我不想追溯这座桥的历史，我在写一个每天都要从桥上经过的年轻人。写作还算顺利，障碍是最近酒局多，又贪杯，每天只能写几百字（笑）。
索良柱：读到《鲤鱼巷》的时候，我很欣喜，一是这个小说质地很好，二是惊讶于你开始写都市。后一条越出了我的期待视野。我确实没期待你去写都市，你不但写了，居然还可以写得那么好。回过头来看，你当初写《鲤鱼巷》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有信心吗？
冉正万：最先吸引我的是鲤鱼巷的烟火气。原名叫鲤鱼街。觉得作为一个短篇，街字有点儿大，有意说成巷。原以为这是一条古老的巷子，查资料才知道50年前还是乡村。小说写出来后没多少信心，感觉散文化重了点儿，情节也简单。发表后的反响让我感到意外。
索良柱：是什么因素触发你一定要去写这个小说？
冉正万：小说是跟着人走的，留在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三分之二以上木瓦房人去屋空，有的甚至倒掉，被荒草覆盖。再写这些地方意义很小，或者说，目前还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在贵阳已经生活了20多年，是时候对自己生活之地进行描述，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方便。
凡有等待，就有启程。
写鲤鱼巷之前，我在写《指月街》，当时没用这个标题，只是把人物放在指月街一带而已。《鲤鱼巷》出来后得到肯定才改成“指月街”并对内容进行增删。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洪边门》和《醒狮路》。
索良柱：《指月街》这样的改动过程，很有趣儿。所以“反响”还是很重要的，它甚至可以改变你写作的路标。不过有些东西，我们改变不了，比如，贵阳是南方的贵阳，我们身处贵阳，身在南方。这里的“南方”，当然是广义的南方。你近年主编《南风》杂志，也一度还想过筹办一本以“南方评论”为名的评论刊物。关于“南方”，我知道你一定有话可说。
冉正万：“南方评论”还在努力，但估计办不了。年初又打了报告，审批难度大。我生活在南方，确切说是西南。长相、生活习惯、口音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点。从最初的写作到现在，都是南方，也只能是南方。于我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命运。
索良柱：说起来还挺巧的，我跟文学批评的首次结缘，恰恰是因为“南方”。高三下学期，1998年，大概是5月份的样子，我已经选择保送师范大学，不用再受高考前的那种煎熬。有点儿无聊，到都匀街上瞎逛，在一家报刊店遇见了《读书》。它躺在一堆艳俗封面的杂志堆里，鹤立鸡群的感觉。狠心花了四元九毛五买下它，对我这个贫困生来说，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那一期的《读书》，有一篇王德威的《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着很来劲儿，其时我并不知道那叫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就觉得把一个作家的作品都看了，然后找一个角度把这些作品串起来讲，居然有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写法，关键还有趣儿。这一篇算是我的文学批评的启蒙文章。但是对标题中的“南方”却不怎么敏感，我的整个大学本科阶段以及硕博阶段，兴趣的重心都在“西方理论”。
冉正万：我也看过大量的“西方”作品。年轻时，我对西南的落后和偏远感到自卑。现在，我意识到它的多样化、复杂性、神秘感。这对于文学创作无疑是优势。只是自己天性迟钝，感受不深，还没能把这种复杂和多样表现好。
从小接触的书籍，都是“北方”，一种正统意味，包括来自西方的翻译作品。自古以来，关于南方的著作远远不如北方。但这不是借口，如果年轻时就有意多读本土的东西，对自己的创作将会大不相同。比如《遵义府志》，郑珍、莫有芝、黎庶昌的著作。徐霞客贵州部分的日记，二十四史中与贵州有关的内容。近百年来，关于贵州的书出版了不少。遗憾的是几乎全是小众读物，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见到。它们是写作的人，尤其是写小说的人的工具书。书中所载与北方不同的异质感常给人惊喜。
索良柱：其实我也是近些年才开始重视“地方”，开始重视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以前观念太“西方”，太“现代”，以至于瞧不上“地方”。那种感觉，就像拍照的时候，设置了“背景虚化”。这样做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切身所在的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背景，而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存在场域。忽视“地方”，是对我们“存在”的一种损害。大概是在五年前，我才开始重视“地方”。先是在省美学学会的会议发言中提出“从地方进入中国”这样一个理念，当时被一个老前辈批评，他说这种提法在学理上和政治上都有问题。我没怎么理会，但为了避免误解，后来在一些讲座上，我把提法修改为“从地方理解中国”，甚至更为具体：“在身边发现历史，从地方理解中国。”近年评论界有提“新南方写作”，我觉得也必然会唤起和强化地方地域的自觉，这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向度。你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一批评的命名？“新南方写作”的理念可能会给你带来哪些启发？
冉正万：我没有仔细想过“新南方写作”这种命名的意义在哪里，但对南方作家的写作而言，肯定有利于归纳、阐释，对读者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纪伯伦在一首诗里写道：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体。那么，环境也是你更大的身体。在我的理念里，人是环境的一部分，不是立于环境之外打量和品评。活在这里，写作也只能是这里。“新南方写作”于我是一种肯定，也提醒了我，写好身边的故事比做其他事更重要。我关注的“南方”是贵州，是南方的一小块，小到不用坐车，仅凭步行都能走完。因为小，日常生活在这里有稠度，文字可贴着地面生长。
索良柱：文字贴着地面生长，太好了。我还一直想我们的对谈用一个什么标题，这下不就有了（笑）。当年《银鱼来》让我们意外和惊喜，我在很多场合评价你的《银鱼来》，一般都有这么几句：“这是贵州长篇小说的发声之作”，“这是贵州这片天地的立心之作”，“这是一部从贵州这片土地长出来的作品”。有些人认为我“拔高”了《银鱼来》，过去了这么些年，我还是坚持我当初的评价。现在你的“贵阳系列”小说又让我们再次意外和惊喜，结集后预计又要刷新贵阳的文学和美学呈现。我对你的写作充满期待，期待这片土地上长出你的更多的作品，以至于生长出一个你的“南方美学”的王国。
冉正万：谢谢你的鼓励，我继续努力。我把自己交给卑微的希望，在希望中结茧，抽出的丝一定更长。
对谈者简介：
冉正万，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有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部。曾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花城文学奖新锐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
索良柱，布依族，1979年生，贵州平塘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贵州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