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排右起：王理行，勒克莱齐奥，许钧

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几乎从创设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为世界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纯粹的文学事件同时又能成为周期性、全球性的新闻事件，一年一度引起世界各国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每年十月，全球数以亿计的人都在怀着极大的兴趣翘首期盼着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一经宣布，获奖作家的生平、创作、个性、嗜好等等信息会被媒体大加介绍，还会有人对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该得奖议论一番，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的价值判断和倾向也会成为议论的对象。在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也是万众瞩目。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在秉承诺贝尔的遗愿，即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杰出作品的人的同时，总是想尽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文学艺术贵在具有独特的个性，而独特的个性有时并不一定能较快地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发现具有独特个性和价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价值的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商品化、市场化浪潮的不断深化，人心也日益浮躁，阅读和出版日渐实用化、功利化，文学图书市场，尤其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日渐萎缩。完全从文学价值出发来推出外国重要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现象已日益少见，这是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研究界、创作界和读者对当今世界许多重要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缺乏必要的了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化发展，中国始终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也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的走向，而了解当下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通过世界文坛重要作家的新作了解其创作走向。尽管目前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仍然不容乐观，仍然有许多中国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渴望及时了解阅读当今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如果有更多的以文学为己任的有心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么，中国文坛与当今世界文坛的交流就会更加顺利，世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大背景和参照系的积极作用会日益明显，而像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乎一无所知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在不太景气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中，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以致扩展到其所有作品的版权争夺，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购买中文版版权的费用已越抬越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作品的版权代理人于2005年访问译林出版社时透露，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先后有七十多家中国出版社向他表达了购买品特作品中文版权的强烈愿望。而在品特获奖前，其作品中文版权完全无人问津。细细想来，新闻媒体、出版者和读者一时间对刚获奖作家及其作品的强烈兴趣，在更大程度上是冲着具有极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去的，并不是冲着刚获奖的那位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本身去的，也不完全是冲着文学本身去的。这不得不说是文学的悲哀！这种作家一旦获奖便抢购其作品中文版权并急速推出的现象，如今已逐步扩展到一些其他文学大奖，比如，英国的布克奖，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等。

近年来，每年九、十月份，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最新得主之前，常常会有新闻媒体打电话来问我：今年谁会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反复说，近年来的现实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通过某种方式或途径预测某位或某几位外国作家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据此抢先推出一些作品，指望其一旦获奖便可名利双收，这样做，鲜有成功的案例。相反，完全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判断取舍，以较低的费用购得独家出版权，推出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却又值得重视的作家的重要作品，后来这样的作家却意外得奖，其作品的出版者一夜之间名利双收，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倒有不少。下面，以本人多年来关注、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出版的经历为例，说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过程中文本选择的重要性。

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跟踪、研究包括主要文学奖在内的世界文坛的最新动态，曾经写过一系列有关英美出版的最佳文学类图书年度概览的文章，其中主要评介英美上一年度主要文学奖及主要报刊上推出的最佳图书，还曾约请其他语种的专家就他们所对应的国别或语种撰写上一年度的主要文学奖及主要报刊上推出的年度最佳图书。2004年，我应一家报纸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何越来越陌生？》的文章。此后，此文成为我随时补充、更新的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断成长的长文，后来还成了我在一些高校题为《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新趋势》讲座的底稿。

南非作家J.M.库切的力作《耻》最早于1999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我发现《耻》一问世就受到英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坛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鉴于此，我找来了《耻》的原版书，仔细阅读发现，《耻》的内涵和寓意都颇为丰富，涉及了后现代社会里的诸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不愿也难以相互理解，更多是互相设防、互相封闭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中的困境。《耻》更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现状的寓言，同时又是一部富有讽刺意味、发自肺腑又不可思议地充满温情的小说。20世纪末的世界文坛，现实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的凸显，对人类情感的探索与反思，成了最显著、最受重视的特征和潮流。创作上彰显个性而不追逐潮流的库切不经意之间以一部《耻》成了引领上世纪末世界文坛潮流的代表性作家，确实令人深思。基于这种认识，译林出版社在《耻》问世的1999年果断买下这部当年并不被国内出版界同行关注的小说，于2002年9月出版。一年以后的2003年10月，当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国内的各类媒体发现，译林出版社的《耻》是中国大陆已出版的这位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唯一的中文本，译林出版社一时成为各类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对象之一。我一年前写的那篇短文《谁之耻？》一时间成了国内许多报纸和网站转发的热门文章。《耻》在短期内连续重印数次，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成了常销书，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译林出版社开始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文学系列”，其中收入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和《野草在歌唱》。《野草在歌唱》以前国内已经有过中译本，我印象中似乎是著名翻译家王科一先生翻译的，但调查结果是，该译本的署名译者是王蕾，是王科一先生的女儿。我觉得其中有蹊跷，便设法联系上了王蕾。王蕾告诉我，《野草在歌唱》是她爸爸翻译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译得很仓促，出版时译者便署上了当时年仅两岁的王蕾的名字。如今有机会再版，王蕾要对照原文仔细修订后再交给我们出版。经过反复思考与磋商，王蕾最后决定新版《野草在歌唱》的译者署名在她父亲和她自己的名字里各取一字，即署“一蕾”，以反映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我曾就此撰文《〈野草在歌唱〉的译者署名》。2007年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林出版社又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

译林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出的“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收入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之一《战争》（1994），我曾经担任其责任编辑。2012年，即勒克莱齐奥获奖的四年后，他受聘担任南京大学教授，每年秋季到南京大学，为南京大学学生开设有关文学、艺术与文化的通识课程。他的课堂上有南京大学各个系科的学生，还有来自校外的同学，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个高一学生。其间，勒克莱齐奥与中国文学界进行了深度接触。后来，我担任了记录他在中国参加文学活动的《文学与我们的世界：勒克莱齐奥在华文学演讲录》和《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并在南京先锋书店主持了“勒克莱齐奥、许钧读者见面会——与诺贝尔奖得主一起谈文学”活动。勒克莱齐奥先生专程上书店与读者见面，这样的事在中国是第一次。

我还曾经担任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千万别丢下我》（2007）的责任编辑，并在当年发表过一篇论文《当后现代主义的“复制”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时候——论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应该让瑞典学院通过这部杰作来了解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杰出的作家，因而可以考虑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石黑一雄了。”十年后的2017年，石黑一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020年10月8日，是国庆、中秋长假的最后一天。是日19∶00，世界文坛万众期待的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终于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揭晓：美国诗人Louise Glück！国内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其中，这个获奖诗人的姓名和授奖词核心部分的翻译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很值得关注。针对这一现象，我在三天内写出《关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与授奖词的翻译》，其结论为：一、获奖诗人的姓名中译名应该是路易丝·格吕克；二、授奖词核心部分拟译为：因为她的诗歌的声音，清晰可辨，以简朴之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了普世意义（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that 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

大概是在2011年，一位国外的版权代理人来南京，我从他提供的书目里看中了两本英文版的小说集《非洲短篇小说集》和《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集》，选编者都是“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和英国学者C.L.英尼斯。那个时候，我做外国文学出版已有二十多年，但这两本集子里几十位作家中一半以上的作家名字对我而言都很陌生，其中就包括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后来，我们就把这两本集子合成一本以《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之名翻译出版，希望帮助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对非洲文学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和了解。2021年，古尔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收入的古尔纳的两篇短篇小说《囚龙》《博西》是国内当时仅有的译介过来的古尔纳作品。

我在多年外国文学编辑生涯中，策划、组译或编辑的上述五部作品的作者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译林出版社、也是对我本人坚守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与回报。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译林出版社还是我个人，当初决定翻译出版这些作品时，我们并没有像有的媒体所说的“押宝”这样的功利性想法，而只是以纯粹的文学的眼光看中了它们，只是觉得它们是杰作，值得把它们译介到国内来，让国内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了解它们。而事实也已经反复证明，带着希望某些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功利目的去翻译出版其作品，鲜有成功如愿的案例，而从纯粹的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判断，倒是有可能得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