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为何迟迟刻印
清李集《愿学斋文钞》是清人稀见文人别集（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广西始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之一种。卷十刊有短文《元刻日知录跋》，记载了顾炎武先生最初刻印《日知录》的轶事，对研究其版本的演变有参考价值。兹抄录如下：
先生与曾大父交最契，是录成书 即缄寄黔阳。曾大父报诗，昨者 日知录寄我楚南峰是也。家藏先生手札，无虑数十通，有云舛误数条，未得高朋駮正，辄乃自行检举。又得续录数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也。天末万山驰书往复，前辈之虚怀好学，集童年即宝。是书加以红笔后，得潘氏所刊全书读之，虽较此广涵，而精核似逊之矣。三伏出曝，志其颠末于前幅。
《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心血的结晶。康熙九年，顾炎武拿出自己的积蓄首次刻印《日知录》，当时只有八卷。在以后的六七年间，不断修订补充，写成了二十余卷。他很想再刻《日知录》，却又不敢以此为定本，总觉得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需要补充。他的理由非常充足：“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古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初刻《日知录》自序）最后决定，在自己绝笔之后，将此书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留给后世。直到初刻二十五年后，即康熙三十四年，三十二卷的足本《日知录》，才由顾炎武学生潘耒整理删订，在福建建阳刻印。此时顾炎武已逝世十几年。
读《顾炎武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见顾炎武《与李良年武曾书》（《亭林诗文集》），记有《日知录》样本刻出后寄李良年一事：“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觌面也。率尔不宣。”清康熙十年(1671) 李良年的挚友曹申吉出任贵州巡抚，李良年随之入黔，于康熙十二年冬返乡。在这期间，他收到了顾炎武寄来的《日知录》初刻本。
关于《日知录》刻本，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潘耒）、杨雪臣等人的多封信札中，谈及自我评价、刻印意愿和“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的理想。李家藏有顾炎武手札数十通，不难想见彼此友情之厚。
李良年（1635～1694），字武曾，号秋锦，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是《愿学斋文钞》作者李集的曾大父（曾祖父）。他少有隽才，与兄李绳远、弟李符齐名，时人称“三李”；又与朱彝尊并称为“朱李”。李良年一生往来南北，游踪遍天下。后来至京师，举试“博举鸿儒”科，不遇。后徐乾学开志局于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传世。
顾炎武北游后，于康熙二年(1663)初次抵达陕西，心里就有长期居住陕西的打算，甚至很想在华阴和富平安度晚年。康熙十六年(1677)，他以65岁高龄再度人陕。初秋时节，穿越山西，过潼关，到达富平。富平学者李因笃比他年轻十八岁，彼此是忘年交。顺治三年，顾炎武曾应邀为其父亲撰写《富平李君墓志铭》。顾炎武在济南蒙难，李因笃多方奔走，竭力营救。李因笃一度客居代州，在他的帮助下，顾炎武买田营垦，并召来学生潘耒等二十余人，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富平明月山下寓所，是顾炎武、李因笃讨论学问的地方。朱彝尊和李良年也常常前来聚会。李集说：“先生与曾大父交最契，是录成书即缄寄黔阳。”该书当为康熙九年顾炎武八卷自刻本，是顾炎武手定的《日知录》最早刊本。但究竟是刻于山东德州，还是江苏淮安，学术界尚有争议，暂且搁置。
康熙十二年（1673），顾炎武先生有《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 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校正，辄乃自行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顾炎武收到李良年远在黔中的信札后，也发觉了初刻本的两处瑕疵，力求完美的他，未免为之慨叹。这，也正是他迟迟不敢将《日知录》示人的缘由。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整理的《日知录》遂初堂本，终于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这是顾炎武在八卷本初刻后，不断扩充、修改的稿本，共三十二卷。一般认为，潘耒对于顾炎武《日知录》遗稿，作了删削整理。也许，由于缺少李良年这样的高朋驳正，仍然难免留下些许遗憾。李集说：“得潘氏所刊全书读之，虽较此广涵，而精核似逊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