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往圣之道 隆家世之业
从2022年开始，每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颜氏家训》有言：“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风气教化是上行下效、先后传承的结果，家风家训的形成本质上是长辈示范、子女效仿、代际传承的过程。
明人先自明 正人先正己
周成王九年，周公姬旦之长子伯禽获封东夷之地。周公知道自己的儿子人虽宽厚却略显自负，又不擅长与贤士交往，忧其能力难以胜任国君之位，便对他进行谆谆教导：“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可谓集富贵、权力、名望于一身，但仍然礼贤下士、谦卑恭顺，不敢有所放松。他曾多次洗头洗到一半，来不及冲净擦干就挽着头发去接见到访的客人；多次吃饭吃到一半就吐出口中的食物，赶紧去招待投奔的人才。即使如此，他仍担心错过了天下的贤才良士。
明人先自明，正人先正己。周公用自己的待才事例教育伯禽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不可怠慢人才。只有善待人才，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延长国运。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宣扬与践行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理念，在伯禽身上收到了明显成效。此后，他谨守父亲教诲的“守恭、守俭、守卑、守畏、守愚、守浅”美德，宽厚孝悌、注重教化、广纳人才，坚持以礼治国，使鲁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奠定了鲁国近800年的国运基础，也成为优秀传统家风中为政礼贤的典范。
言传身教 教上之教
《晋书》记载了陶侃母亲“截发换米、削粱起炊”的故事：冰雪寒冬之际，同郡孝廉陆逵一众车马仆从到访陶家，无奈陶家一贫如洗，于是陶母“截发换米”。陆逵见状“叹其才辩、愧其厚意”，感言“至洛阳，当相为美谈”。
陶侃在浔阳做渔业官吏时，部下见其生活清苦，便从鱼品腌制作坊取了一坛糟鱼给他食用。想到母亲爱吃糟鱼，陶侃便托出差的部下带给母亲。得知此鱼来历后，陶母便将坛口重新封好，叫客人将糟鱼带回，并附上家书：“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
两则故事，一是全力以赴支持儿子真诚结交朋友，二是以实际行动劝诫儿子清正廉洁从政，是陶母身体力行施行家教的生动案例。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陶侃之所以能在朱门、竹门“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晋时期，从寒门跻身朝廷要员，统督八州、位极人臣，除了得益于自身励志尽职、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性之外，还与其母亲言传身教的严格要求关系密切。
陶母所主张的尽其力结交贤良，助陶侃顺利踏入仕途；陶母所倡导的谨守法度、清正廉明，造就陶侃治军严明、治政公廉的良好品质；陶母所奉行的勤俭节约，也影响到了陶侃的生活作风，以至晋成帝赞颂其“经德蕴哲、谋猷弘远”。
《吕氏春秋》云：“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不同于正规、专业的学校教育，在家庭教育、家风养成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往往胜过一味讲道理，实为“教之上教”。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被称为“千古家训之祖”。作为孔门弟子颜回之后，颜之推是颜氏家学的承袭者、施教者。他自幼受“博学有志行”的祖父颜见远影响，勤奋好学，自行钻研“三礼”和《左传》等。因博学多识，19岁时被梁武帝任命为国左常侍。他的三个儿子均成一代名儒，长子颜思鲁工于训诂，次子颜愍楚善于音韵，三子颜游秦精于汉学。
颜思鲁之子颜师古幼时贪玩，颜之推就以自己“龆龀之时背诵《鲁灵光殿赋》而数十年不忘、弱冠之年所诵经书月余便置荒芜”为例，劝孙儿及早学习。颜师古见贤思齐，善述父之志、弘往圣之道、隆家世之业，终成盛唐经学大师。唐太宗的军国要务等诸多重大诏令，皆由颜师古执笔。到中唐时期，颜氏家族更是出了书法大家颜真卿以及殉国忠臣颜杲卿。
治家节俭克己 治国廉洁奉公
战国时期，齐国的田稷出于改善母亲生活条件的目的，把下属送的百镒黄金交给母亲。田母盘问：“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士大夫之费哉！安所得此？”
田稷道明缘由后，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
在母亲眼里，儿子身为朝廷官员，享名望、受俸禄，就应该上尽忠、下尽孝，无功而受禄有违忠臣之道，送呈贿赂之金不合孝子伦理，故此行为等同于“为人臣不忠、为人子不孝”。
在母亲教诲下，田稷及时退还了黄金，还主动向齐王认罪。齐王赞其母大义，不仅赦免了田稷的罪行，还赏赐了田母。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东汉“四知先生”杨震暮夜拒金的故事——
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恰好经过昌邑。曾获其提携的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知遇之恩，特意准备十斤黄金，于夜深人静之时送给他，并说深夜无人知晓送金之事。谁知，杨震用“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理由予以拒绝。
从举为茂才、初入仕途到擢升太尉、掌管军事大权，为官清廉、清白正直的品行贯穿杨震的政治生涯。他立志做“清白吏”的人生信条，也是杨氏一族家训的价值遵循。
《后汉书》中有杨震教子的相关记载：“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应该说，杨震在遗留家产给子女这件事上的理解比较透彻。相较于购置产业留于子孙，他认为把做“清白吏”的精神追求留给他们更有价值。
从儿子杨牧、杨秉、杨奉到孙辈杨赐，再到曾孙杨彪，后世的孙杨时、杨士奇等，杨氏子孙得“性公廉、不受私谒”高尚品行的熏陶，均能恪守良好家风，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吕祖谦在《少仪外传》中引用过范文正公的一则故事：范仲淹在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主张从简办理。当听说女方陪嫁物品中有用锦做的帷幔时，他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样会坏了勤俭家风，并直言：要是敢带过来，我就当众在庭院里焚烧掉。
这看似不近人情、不合常理的节俭，凸显出范仲淹对勤俭持家美德的深层次理解与坚持。治国如同治家。治家能节俭克己，治国才能廉洁奉公。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恪守官箴、淳正清廉，故对子孙要求亦高。
《宋史》中记载了范仲淹的节俭事例，如“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在严格家风的管教与熏陶下，范氏子孙皆能遵从家族节俭家风。
《曲洧旧闻》评价：“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范纯仁拜相后，官职俨然超越其父，但“自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