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四十多年前那股学术的力量
《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严绍璗先生纪念文集》葛继勇 执行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我保留了一份四十多年前（1981）的听课记录，这是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读书时，我听严绍璗先生讲《文献中所见日本古史及其他》和《日本传统中的汉学与汉籍》两课时的笔记。现在翻开来看，还是有些吃惊，记不清是为什么会记得如此仔细，整个记录差不多两万字，涉及众多中日古文献，而其中的内容，至今看来也仍不过时。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读这些日久泛黄的记录时，又想起严先生兴致勃勃给我们讲课的情景，也由此再次感受到严先生理解和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中国学的一些特点。
四十多年前与现在，学术环境与取向显然不同。我总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崇尚的是高深理论、繁复论说、前沿时尚，有些像乘飞机在云端翱翔，但那个时代，学术界刚走出机械和刻板的论述，特别反感“以论代史”，追求的却是文献实证，以便重回可以安心脚踏的实地。被提得最多的，一方面是重视文献考据的清代乾嘉诸贤，一方面是五四时代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特别是严先生和我们所在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更是如此。其实，如今我重读这两份讲课记录，还是深感严先生讨论中日关系和日本汉学，尽管在古典文献专业中另具一格，好像越出了传统的六大类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范围，但实际上仍是在古典文献学的延长线上。在有关日本古史的一课中，无论是讨论古文献何以称“倭”、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新旧唐书》前中国正史之“倭国传”，还是讨论“日本名称的形成与天皇之出现”，他都要引述古今中外的文献及诸家考证，甚至还要进行史源和字义的训诂考证。而在讲述日本汉学与汉籍的时候，更是特别凸显了文献学的特色，仅仅是讲《古逸丛书》中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一节，就引述了六种日本文献来讨论编者，引述了安井息轩、岛田翰等论述来讨论编纂年代，还要非常仔细地按照古文献专业习惯，对《书目》的体例、来源、遗漏，作点鬼簿式的介绍。即使是对《书目》的学术价值作判断，也不仅泛泛而论“对日本文化史，（它）是研究上古时代日本文化渊源的直接史料，透露了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还要进一步反过来放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指出它可以弥补隋志、二唐志的空缺，可以提供学术史上被忽略的事实，甚至还要指出《见在书目》的错简、讹误、脱字。这或许是因为他面对我们这些古典文献专业学生的缘故，但恐怕也是同样出身文献专业的严先生的习惯，而这一专业习惯和偏好，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重要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学院的学术，当然应当新旧交替不断超越，中日历史、文学与学术的研究，现在已经和四十多年前大不一样。在当年，严先生编纂《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的时候，大概这一领域还相当荒芜。我们曾多次在严先生狭小的小屋里看到那些仿佛万国旗一样，悬挂在他房间绳索上写满资料的卡片（这是严先生的习惯和特点）。把资料抄成卡片，把卡片写成著作，当然很艰难，而现在资讯文献来自电脑网络，容易得太多，因而各种译作或著作已经郁郁葱葱树木成林。不过，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学术传统，却始终还有意义。严先生那一代学者，没有现在学院里那么多玄虚绕口的理论，也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习惯，除了文献需要扎实之外，学术表达也是既清晰又明确。如果你读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或许就有这种感觉。也许你可以不赞成他过于执着中国立场，太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忽略日本文化的“古层”与“低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可以不赞成他著作中某些遗留的时代标签，如“近代资产阶级历史观”，“封建性质的反映本阶级意志的近代性文化”，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从中国出发”的立场是清晰的，论述日本东洋学的逻辑是一贯的，关于思想与学术价值评判的表述是明白的。我想强调的是，论著的立场清晰、逻辑一贯、表达明白，恰恰就是学术的力量。这在传统学术中是何等重要，而在当下学术中却又如此稀缺。其实，严先生并不是没有理论，也未必不熟悉方法，其实他自有他的理论和方法，记得在北大古典文献本科读书时，他给我们上的“历史文化论”，正是这个专业本科生唯一的一门理论课。
说到论著的力量以及立场、逻辑和表达，我不由得还有一些感慨。近年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不能仅仅以中国谈中国，在全球史和区域史的视野中，很多域外关于日本历史文化思想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仅仅日本通史类的著作，我就读到讲谈社日本史、岩波日本史等，书店里也可以轻易地找到丸山真男、網野善彦、尾藤正英等人的著作，同时欧美学者如布鲁姆、克雷格、基恩的著作也很畅销。不过，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自己关于日本史、中日关系史、日本中国学史的著作，表达出中国角度、独特理路和清晰表述？我记忆犹新的，是十几年前，那时我们和严先生都住在蓝旗营，偶然在小区里见到严先生，就听他大发感慨，说为什么在学术研究领域，现在对日本还总是雾里看花不明不白？我明白，他是希望他从事的这一领域，能有中国学者的、有影响的标志性著作。
遗憾的是，如今严先生已经往生，给我们留下的是追思，当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迪，但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沉甸甸的期待。
古代纪念逝去的先贤，往往需要石刻的碑志，古人相信，镂之金石，便能不朽，而现代纪念前辈学者，我以为最好就是熟读他的论著，承继他的研究，用研究论著和纪念文字，镂刻成纸上的墓志。我想，这本《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严绍璗先生纪念文集》，就应该是献给严绍璗先生的一块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