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就文本而言，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就作家而言，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出版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这一模式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就作家而言，却值得深思。
在新文学初期的现代长篇小说出版史上，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从1922年2月15日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到1933年11月1日出版《时代与爱的歧路》，短短11年间，张资平共创作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这在新文学初期无人能出其右。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多、印量大，而且再版率高，是名副其实的长销书。他与书商共谋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开启了其长篇小说出版的黄金时代。尤为重要的是，张资平的现代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完整而高效，对之后新文学长篇小说的长销书运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由之引发的思考也值得人们深思。
一、文本的长销术
文学是语言与思想的艺术，也是时代的感应物。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出色的语言表现力和较强的思想穿透力，就不能引发时代的共鸣，是绝难成为长销书的。张资平早期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有市场，能成为长销书，与其流畅晓白的语言与先锋的思想及强烈的时代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仅有作品的“质”还不够，还需要一整套完备的营销策略保证它的“量”。那么，张资平长篇小说的长销术是怎样运作的呢？或者说，为了使他的长篇小说能够长销，张资平与他的出版商们采取了哪些营销策略呢？
首先，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广大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利用报刊刊载广告推宣自己的作品，是现代社会推销商品的普遍方式。张资平深知其理。1921年11月26日，《冲积期化石》尚未出版，张资平就在《申报》刊载《冲积期化石》的预告：“全书洋洋二十万言，波澜重叠，结构奇伟，我们新兴文艺中空前之一大雄篇！目下加工印刷不日出版。”以小说在字数、故事、结构三方面的突出特点作为新兴文艺的主要元素吊起读者的胃口，虽显笼统，但却是张资平为推宣其长篇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小说出版后仅两周，张资平便于1922年2月28日在《申报》刊载《冲积期化石》的广告：“他的诗序说，‘真强者不饮弱者之血。真智者不哂愚者之言，五官常占有空间最高之位置，肢体的半数可以支持重大的物体，这是造物特赐之恩惠！也是万物之灵的特征！要不辜负这特赐之恩惠，如何利用这种特征，未成化石之先，应当思念及底！’看他这序，就可联想到他这书内所包含的东西。洋洋十余万言，波澜重叠，结构奇伟，真我国新兴文艺中空前之大雄篇。书印无多，望速购取。”再次为自己的作品造势。之后，张资平又于1922年6月1日、6月11日、7月16日、12月21日4次在《申报》刊载《冲积期化石》的售书广告，截至1931年12月5日，张资平仅在《申报》刊载《冲积期化石》的广告就多达61次，形成了持续时间长、广为读者周知的曝光效应。至于同人刊物更不在话下，几乎期期都有。在《飞絮》未出版时，张资平便在1926年3月16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刊出《飞絮》的预告：“女性第一称，自叙体的长篇创作，是作者读了一部日本小说，受着感兴而写成。作者对于三角恋爱和性的苦闷的描写的手腕，读者在他的创作集《爱之焦点》《雪的除夕》中当可以看出。
而这部创作因为是用了女性第一称的体裁的原故，对于事实结构和心理的描写上，更写得深刻入微，异常有精采，实是文坛上写三角恋爱，不，写四角恋爱的第一杰作。”渲染“四角恋爱”的元素并称其为“第一杰作”，显然带有夸张的意味。1926年6月1日《飞絮》出版后，张资平也于6月26日在《申报》广而告之“落叶丛书第二种《飞絮》出版了”，同时重复刊登《创造月刊》所刊内容，再次告知广大读者。7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5期又刊出《飞絮》的广告：“《飞絮》，‘落叶丛书第二种’，张资平著，实价四角半，再版已出。本书系一篇自叙体的长篇创作。作者用了女性第一人称写出，十分深刻入微。作者的恋爱小说，文坛上早有定评，此作亦是杰出不凡。”其时，《飞絮》尚未再版，出版商造此讯息，无疑是营造小说畅销之迹象，以吸引广大读者前来购买。上述内容亦同时刊载于《洪水》等报刊。这种虚夸的广告语，即便是张资平成名后，也照常使用。如1930年1月25日《申报》刊载的《糜烂》的广告：“《糜烂》是张资平先生最新的一个长篇杰作，是一个现代青年不可不读的‘时代的作品’。它里面描写革命过渡时期中堕落青年的游移的糜烂生活，极其深刻尽致。全书约二百页，六万余字，用上等道林纸精印，售价极为低廉。书印无多，欲购从速。”其实，《糜烂》是一个东拼西凑且极为失败的作品，其结构、情节、人物、语言等都无法令人恭维，它只是作者用以谩骂、泄私愤的一个工具性的写作。《糜烂》不仅可指作品中人物的“糜烂”，更可指张资平创作的“糜烂”。但这里的广告却说它是“杰作”“不可不读”、描写“极其深刻尽致”，显然是夸大并滥用的广告宣传语了。特别是1931年8月10日，上海光明书局在《明珠与黑炭》第三版页末印的《上帝的儿女们》的广告：“张资平氏最伟大的长篇小说集恋爱文学之大成！达技术描写之尖端！歌德的成名，是由于《少年维特之烦恼》一部小说；但丁的成名，是由于《新生》一篇叙事诗，张资平氏之在现代中国文坛，其成功和成名的基础作品，就是这一部廿万余言的最初的杰作！《上帝的儿女们》，是张资平氏积数十载之经验，穷十年间的精力写成的作品，暴露了宗教道德的实际内幕，揭发了性爱肉欲的狂乱状态，并展开了政治社会的黑暗势力。这一部作品是文学以上的伟大文学！这一部作品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深刻意义！现实社会在这儿打着基础！新的文学在这儿划一时代！”其宣传语更是极度夸张。本则广告除“暴露了宗教道德的实际内幕，揭发了性爱肉欲的狂乱状态，并展开了政治社会的黑暗势力”尚有些许可信外，余者尽为夸大其词的煽情语，没有任何可信度，但在吸引读者眼球与销售上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小说初版后三个月，又再版。
其次，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量。张资平小说初期的装帧艺术简单明了，封面多以汉字为元素、只印书名与作者名及出版机构，如毛笔字的《冲积期化石》（前五版）、印刷体的《最后的幸福》和《苔莉》等初版本，除作者和出版社、出版时间作为封面的必要元素外，没有任何装饰，虽朴素且具古典情怀，但也失之于简单。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新的美术潮流的涌现，人们纷纷以画面作为封面的主元素，或象征，或暗示，或比喻主题，张资平长篇小说的图书装帧风格也为之一变。如《飞絮》，1926年以封面中心配以圆形的盛开的絮状花朵为基本元素；1930年以黄、灰、蓝三色为主色调，三分之一处为黄色，上印两个大大的艺术字体“飞絮”，下三分之二处对半斜开，上以灰色示底，印之以作者名，下以蓝白黄三色组成波浪纹图案。这样，书名、作者名及整体色调醒目而搭配和谐，可谓新颖别致，在市场上也极为畅销。1927年9月1日，《飞絮》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第五版，6001—9000册；1928年2月15日，六版，9001—11000册；5月1日，七版，11001—14000册；1929年4月15日，八版，14001—17000册；11月1日，九版，17001—19000册；[1]1930年10月1日，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第十一版，1—23000册；1931年4月，十二版，23001—25000册。11月20日，又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第十三版，25001—27000册；1932年7月1日，十四版，27001—29000册；1934年3月20日，十五版，29001—30000册。可谓名副其实的长销书。对此，史蟫就曾回忆道：“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后所出的几本书籍，确实非常精彩，尤其是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飞絮》，和郭沫若的长篇小说《落叶》，几乎成为青年们的枕畔珍宝，人手一编，行销巨万，这不但由于内容的动人，就是形式方面，也非常美观，封面和装帧的图案，统出于叶灵凤的手笔，可说自有出版物以来，装璜没有如此精美过的，自然更使青年们爱好了。”[2]又如《最后的幸福》第三版封面是一位少女酣睡在床，随着鼾声而起的是她的爱情梦——两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梁祝化蝶的传说，而这又与女主人公最后死在情人怀中的情节有相通之处。转至现代书局印行第六版时，封面设计是四边为2cm的蓝色框，框内为白底色，一个大大的“爱”字印满其间，上方为书名，“最后的幸福”几个字采用从隶书变出的美术字，以楷书结体，隶书用笔，作者名套色以浅绿色的楷隶结合的变体美术字，中下绘一个朱红的口唇寓意爱情，下方一个特别设计的占五分之一大小的美术字“死”字寓意结局，构思切题且新颖别致，令人爱不释手。《最后的幸福》1927年7月1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3000册后，9月1日，再版，3001—5000册；1928年3月1日，三版，5001—7000册；7月20日，四版，7001—8000册；11月15日，五版，8001—9500册；1929年4月25日，六版，9001—11500册；10月15日，七版，11501—13500册；1930年3月15日，八版，13501—15500册；10月5日，九版，15501—17500册；1931年4月1日，十版，17501—19500册；11月1日，十一版，19501—21500册；1932年7月1日，十二版，21500—23500册；[3]1934年4月10日，十四版，24501—26000册。也是名副其实的长销书。《明珠与黑炭》的装帧设计也颇具特色。“同样是红黑二色，但设计者在左上方画一个黑色的正方形，书名《明珠与黑炭》的‘明’字大部分置于黑色正方形内，‘明’字的小半部分与‘珠与黑炭’几个字为黑色，与白底色形成对比；右下方画一个红色的长方形，与黑色正方形相对，长方形上方为黑色的‘张资平著’几个字，右上方横添一指见宽的红色的长方条，上标出版年代‘1931’；下方绘有一个女人的头像，其面部在白底色中，后脑勺在红底色中，且为黑色，两个部分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人头像，但上下错开，暗示社会的不平与黑暗。封面红黑对比强烈，在黑色正方形里的‘明’字与在红色长方形里的半个后脑勺色彩鲜明，瞬间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巧妙的构图上，令人过目不忘。”[4]虽然这部小说写得很一般，但由于封面设计得新颖独特，首印3000册，2个月即售罄；3月，再版；8月，三版；1932年2月，四版；6月，五版；即便1933年11月受到查禁，《明珠与黑炭》依然于1935年4月印行第六版。可见，时尚、出色的装帧对作品销售的影响多么重要。
再次，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张资平出名后，出版社抓住商机，出版了多种张资平作品的单行本，张资平小说全集的出版事宜也提上议程。1929年1月1日，《乐群》第1卷第1期刊载“名著发售预约”：“张资平氏的小说，是顶受读者欢迎的，这里可以不必介绍。但张氏生平作品甚多，读者往往以搜集为难。敝店本努力文化运动的宗旨，特替张氏搜印全集，以飨读者。先印六集，每集均在三十万字左右，这样的钜著，用毛道林纸精印，这样的书沪上一般书贾至少要定价三四元，本店只售一元五角，预约还有折扣。若预约全部，每集只费一元零五分，那比书贾们出版的书更便宜十倍了！”虽然《资平小说集》实际只出了三集，但随后《乐群》几乎每期都刊载第一至六集已出书或预出的消息并公开所收目录及订购办法，激发读者的订购欲望。1929年1月30日，《资平小说集》（第一集）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2000册。虽然收录的主要是张资平的短篇小说，但因为选作优良，加之此时张资平名声正如日中天，很快就销售一空。乐群书店于5月15日又迅速再版2000册。第三集于1929年4月20日初版，2000册，内收《飞絮》《苔莉》和《欢喜陀与马桶》三部长篇小说。[5]之后，上海现代书局也于1933年3月20日出版《资平小说集》（第一集），2000册；第二集和第三集于1933年3月25日同时出版，各2000册。其中，第二集内收《冲积期化石》和《长途》两部长篇小说。《资平小说集》的出版，既带动了张资平小说的销售，也扩大了其长篇小说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出版社还利用张资平的知名度，将其作品集打折销售，效果非常显著。如1929年5月6日，《申报》再刊《欢喜陀与马桶》的广告：“张资平先生新著（讽刺的革命长篇小说），实价报纸本一元，平装一元五角，精装一元八角，减价期内八折。张先生自从作风转变后，他写小说写得更加精细，更加紧炼了。《欢喜陀与马桶》大半是他亲见的事实，而用讽刺的笔调写的。全篇十万余字，收在《资平小说集》第三集内。资平小说第三集内共有《飞絮》与《苔莉》两篇恋爱杰作，和本篇这革命的讽刺杰作。这样的三篇杰作，在廉价期内只需八角钱就可以买到，要是照平常分开买，八角恐怕只能买一两篇呢。”就书价而言，确实如此。《飞絮》单本售价4角5分，《苔莉》售价6角，《欢喜陀与马桶》1元。三本合买仅为8角，确实划算。这虽然是常规的商业操作，但如此大的优惠度还是促进了小说集的销量，《资平小说集》（第三集）很快售罄，并于1930年4月20日再版2000册。
二、借助作家的长销术策略
许多读者都对名家有莫名的崇拜感，就其作品而言，若能伴有作家的多元互动肯定能促进作品的销量。商家当然知晓这一道理。就张资平而言，商家与其长篇小说的长销互动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策略：
一是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自《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出版后，张资平大名红遍大江南北，他也借机于1931年7月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脱了轨道的星球》，就自己如何弃理而从文的过程作了文学性的描述。所谓“星球”，便是指他自己。由于作品将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时代的变革相勾连，在时代中彰显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轨迹，无多角恋爱的陈套又营造出平实感人的艺术氛围，文笔流畅，真实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上海现代书局首印4000册，仍供不应求。1932年1月，再版2000册；1933年3月，又印行第三版，共7000册。这无疑更助力了张资平长篇小说的销售量。与此同时，对于张资平小说的评论也随之而起，不仅一般的读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读后感，一些学者如侍桁、汪倜然、贺玉波、李长之、苏雪林等也开始理性地讨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6]据笔者统计，从1922至1934年间，有关张资平小说的评介性文章（不含广告）竟达30篇之多。与此同时，史秉慧编辑的《张资平评传》也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2年4月20日，初版，1500册；9月10日，再版，1501—2500册；1933年3月10日，三版，2501—3500册。之后，开明书店亦由1936年7月印行第三版。《张资平评传》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评传，只是部分批评文章的合集，但一本蹭热度的主要收录批评者论其长篇小说的论文集能多次再版，也说明了张资平作为长篇小说名家受读者关注的程度。特别是《张资平评传》与《茅盾评传》《郁达夫评传》《郭沫若评传》一起出版，大大提高了张资平本人的影响力与其长篇小说创作的销售力。
二是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客观地说，此时的张资平是勤奋努力的，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也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他不仅于1929年11月1日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欧洲文艺史纲》，还先后在《文艺创作讲座》1931年第1期发表《古代东方诸国的文学思想》；《文艺创作讲座》1932年第2期发表《我的创作经过》；《海潮》1933年23—24期发表《文艺本质新论》；《橄榄月刊》1933年第29期发表《短篇小说的历史》；《橄榄月刊》1933年第31期发表《写实主义的确立时代》；《橄榄月刊》1933年第32期发表《写实主义所受西欧文学的影响》等多篇文章。此外，又翻译发表了多篇译介性文章，如在《学艺》1930年第10卷第7期发表《法国浪漫派的评论》；在《当代艺术》1931年第1卷第1—2期发表《表现主义的艺术》；在《当代文艺》1931年第1卷第5期发表《文学的意义之新解释》；在《洁茜》1932年第1卷第1期发表《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在《白河》1932年第2卷第13期发表《精神分析与近代文艺》等，更扩大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同时，他又应聘于上海中国公学、上海暨南大学、大厦大学、武昌师大等高校，讲授文学或地理，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对他的声名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这期间，他谈自己的创作，谈文学创作的一般原理，介绍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俨然以一个古今中外无所不知的博学家、著名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当然，他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特别是青年读者眼中，还是一个自带光环的著名作家。《大光图书月报》刊载的《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一文，基本反映了张资平在当时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与地位：
在那个时候，男的将他作为模仿的材料，女的将他作为理想中的恋爱对象，尤其是一般中学生女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本张资平的小说，同时，两三个人谈起话来，口口声声里也离不开张资平。
事情就发生在一九三O年沪西某一个女子中学里，校长是一个懂得新思想的人物，当时，张资平在青年心中是那样的‘吃价’，于是，他设法约好了张资平到他们学校来演讲，布告一出来，全体的学生都狂喜得了不得。这样一位有名的而又是为我们信仰的作家，往常只读了他的小说，而现在能到学校里来演讲，大家都要认识这一位典型的恋爱小说家的‘庐山真面’，到了演讲期到了那天大家都没有请假，有的还扶病出席，将大礼堂里塞得满满的。[7]
由之可见，张资平所到之处人气爆棚是客观事实。这当然源自他的作品，但上述行为对他的长篇小说的销售自是一种有力的“加持”。
三是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量。1927年9月16日，创造社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次长篇小说征文活动，其中规定：“第一次征文为长篇小说一篇不限题材但以能表现时代精神者为合格字数须在六万字以上”。[8]这次长篇小说征文有始有终，对新文学长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其中所规定的“合格字数须在六万字以上”，确立了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长度。在创造社所公布的六位审查委员名单里，张资平位列之首，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规则的制定与征文的评审工作，而“六万字以上”的文体长度，使张资平对长篇小说的量产方略与营销手段有了自己的新策略。之后的6年间，张资平出版长篇小说16部，其出版数量之多、频度之密令人惊叹。这除了他自身的勤奋外，与他注意经营长篇小说的文体长度紧密相关。为使自己保持较高的产出比，他注意量体裁衣，既创作了几部篇幅较长的作品如《爱力圈外》《爱之涡流》《上帝的儿女们》等，又相继创作了多部仅在达标字数6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如《柘榴花》《青春》《长途》《糜烂》《欢喜陀与马桶》等。这些小说与他之前创作的《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等文体长度大体相当，价格亦相近，很容易吸引读者持续购买。而长短相宜的文体谋术，使张资平长篇小说的量化长销术颇为成功，其作品亦长期拥有极好的市场销售量。除前文《飞絮》《最后的幸福》与《脱了轨道的星球》的出版频次与印数可直接说明外，下列作品的印频与印数也可充分印证。1927年3月1日，张资平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苔莉》，起印3000册；8月1日，再版，3001—5000册；10月15日，三版，5001—7000册；1928年4月，四版，7001—12000册；1929年10月，五版，12001—14000册；1930年10月，《苔莉》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第六版，13501—15000册[9]；1931年3月，七版，15001—16500册；9月，八版，16501—18000册；1932年4月，九版，18001—19000册；9月，十版，19001—20000册；1933年1月，十一版，20001—21500册；9月，十二版，21500—22500册；1934年10月，十三版，22501—23500册。《柘榴花》在1928年10月9日初版3000册后，1929年4月1日，再版，3001—5000册；1930年4月30日，三版，5001—7000册；1931年5月8日，四版，7001—8000册。《爱之涡流》也是1930年5月初版3000册后，7月5日，再版，3001—5000册；1931年1月2日，三版，5001—7000册；6月12日，四版；1932年3月2日，五版；1933年3月，六版。再如《天孙之女》，1930年6月30日，初版3000册；9月25日，再版，3001—5000册；1931年2月5日，三版，5001—7000册；8月10日，四版，7001—9000册；1932年6月20日，五版，9001—11000册；1933年9月10日，六版。可以说，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多是长销书，即便被查禁，改名出版照样有市场。这在新文学初始的长篇小说出版界真是一个奇迹。
结语
诚然，为追求高频出版，张资平后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粗制滥造，最终沦为被“腰斩”的对象并彻底跌下“神坛”，但他为新文学长篇小说长销术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完备的、可具体操作的业务经验，却是新文学出版史上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其中也有值得再思考的话题：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至今仍是书业最行之有效且承以惯用的操作模式；对作家而言，身份不是问题，但高频度写作与出版难免会带来另一个难题，即如何保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出现创作重复与水准下滑。张资平的教训固然是他的创作思想与商业思维出了问题，但商家的无止境榨取也是他走向下滑并最终堕落的重要推手。就长篇小说而言，创作毕竟是一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高强度艺术活，如何长时间地保持高强度的劳动能力同时又具有高水准的创作水平，让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一个“新”的创作，避免内容的重复（甚或水平下滑），是每一个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当然，这一难题究竟是生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抑或是艺术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深思与探讨的创作问题——尽管它可能永远争执不休。
注释：
[1] 第十版未见，不详。
[2] 史蟫：《记创造社》，《文友》1943年第1卷第2期。
[3] 第十三版出版时间、印数不详，但据前后版次推算，印数当为1000册。
[4] 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21年，第69页。
[5] 乐群书店出版的第二集未见，不知是否与现代书局的第二集相同。现代书局版第二集收《冲积期化石》与《长途》。
[6] 见侍桁：《评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语丝》1929年第5卷第6期；汪倜然：《〈青春〉》，《申报》1929年4月19日；贺玉波：《〈天孙之女〉》，《读书月刊》1931年第1卷第3-4期；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清华周刊》1934年第41卷第3－4期；苏雪林：《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青年界》1934年第6卷第2期。
[7] 某瑾：《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大光图书月报》1936年第1卷第3期。
[8] 《创造社第一次文学奖金缘起》，《洪水》1927年第3卷第34期附页。
[9] 第六版印数为原书版权页所标注，为何与第五版印数不完全对接，原因不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22AZW01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