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每次到巴金故居，仍怀着十多年前看望巴老时的那份愉悦。看到沾濡巴老手泽的桌椅板凳等家具物件，依旧摆放原处,一成没变的陈设尤感亲切。如让我在展品中选一件最为熟悉的物品,不用说，非巴老坐的那辆多功能轮椅莫属。

一

1995年，巴老胸椎骨折尚未痊愈，又因体位性低血压引起脑供血不足，严重时会造成突然晕厥。于是，医生建议在血压下降时除了用药外还可采取物理措施，即马上躺平应急。可是，巴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轻易卧床休息的，连吸氧这样的小事也是经大家左说右劝才勉强同意。因此，只能在他的那辆“坐驾”上打主意了。于是换下此前法国朋友送的轮椅，找上海轮椅厂为巴老定制了一辆可坐又可躺的轮椅。这招还真管用，有几次巴老出现血压异常波动，情急之下放下轮椅靠背让巴老躺下，并抬高腿部，不多时就化险为夷了。

巴老坐上这辆轮椅车，不仅出席过中国作协在上海召开的四届九次主席团会议，还参观过上海图书馆。1997年5月8日，他坐着轮椅，饶有兴致地把上图淮海中路新馆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当我跟在巴老的轮椅后面来到金石书画室时，看到玻璃展柜内陈列着历代文人墨客的书画佳作，琳琅满目，不知从何看起。此时，讲解员指着一幅书法介绍道：“这幅字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刘墉（号石庵）的手迹，就是被称为‘刘罗锅’的那个‘宰相’。”那阵子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剧情中的嬉笑怒骂成了市民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连巴老也与我们几个年轻人每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

此时，巴老见大家向刘墉的那幅字围拢过去，便和我说起他与“刘罗锅”的旧事。他祖上本来有不少古董字画，可大都在战乱中散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九妹琼如（即九姑妈）从成都老家带来几件祖传老物件，其中有刘墉一幅字。没过多久，这幅字被巴老捐献给了国家。我听后问道：“当时捐给了哪家单位？”他说，给了文化局。

此前，我从友人口中得知他在八十年代初捐给家乡成都慧园一批藏物，其中光名家书画就有吴作人的《熊猫图》、关山月的《山青天际水潺流》、贺天健的《家乡京溪水边》等精品力作，此外还有一对上了年头的彩瓷鼓凳及巴老的三哥李尧林就读燕京大学时获得的“金钥匙”……

这些捐献的家藏，可说件件有故事，譬如创作《家》时的那张命途多舛的书桌。在“一·二八”抗战中，日寇的炮火殃及闸北宝山路上的巴金住所。此时，他幸好在从南京返沪的途中。过后，在宝光里的残垣断壁中，他同朋友索非搬出了书桌并找到几页《激流》（即《家》）残稿。这张随巴金搬过五六次家的桌子，最后“落户”武康路113号寓所厨房里，用来摆放锅碗瓢盆等炊具，有时还成了切菜的操作台。一次，清扫卫生的阿姨见破损的桌子有碍观瞻，取暖的锅炉正缺引火柴，便把它“请”出厨房。正准备将它大卸八块时，巴老女婿祝鸿生看到了，赶紧上前劝阻说：“使不得，你可知道，这是老先生写《家》时用的书桌啊！”真该庆幸，老祝从炉膛口拦下了这件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巴老参观完上图后，工作人员引领坐在轮椅上的巴老到楼梯口的玻璃栏板前，让巴老俯视安静的大厅中川流不息的读者。读者有的在搜寻资料，有的在查阅卡片，也有的在触摸屏上点击索引，更多的读者手捧书本品读。巴老在轮椅上观望良久，若有所思……

两天后，巴老向医生请了假，在小林的陪伴下回到寓所。进门后，他让护理员小吴把轮椅推进客厅，径直来到“阳光房”，察看准备捐给上图的外文图书，这批书都是巴老与外宾交往中获赠的及出访带回来的精品书。巴老看后没吱声，停了一会，叫小吴把车推回客厅，面对书橱，一会儿让我打开这扇橱门看看，一会儿要我拉开另一扇门朝里望望。小林见了问道：“爸爸，你在找啥?”巴老说：“这些书不够，再增添些。”小林说，再从三楼书库拿些外文书下来？巴老点点头。

于是，我同徐钤、陆盛华、胡嘉灏等几个上到三楼，从书架上抱了一摞摞书下来，几个来回，忙得出汗。躺在轮椅上休息的巴老见我们搬下的书堆得如小山似的，才露出了满意笑容。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家。

这辆轮椅不仅是巴老的代步工具，有时也会躺在车上边吸氧，边听别人给他读书报。在杭州汪庄养病时，工作人员见巴老读书写字不方便，特意制作了一块小木板架在轮椅扶手上。我曾看到他在那简易而灵活的“工作台”前与女儿小林一起背诵鲁迅先生的诗；也见过他在轮椅上为老舍百年诞辰纪念题词；还泪眼草拟悼念夏公的唁电和撰写缅怀曹禺的文章；也看到给老友萧乾书写生前最后一封信，及口述《巴金译文全集》序跋……

一次，我进门见陈思和教授和杨晓敏编辑站在轮椅前与巴老说着话，面前摆放着一叠新书。原来，巴老陆续写的五十多篇新“随想”及《巴金译文全集》序跋结集出版了，他俩来给巴老送样书。此时，巴老拿起新书《再思录》边翻看边说道：“这书出得不错，如身体好的话，争取再写一点，书名就叫《三思录》吧。”这本《再思录》就有部分文章在这部轮椅的“工作台”上写的。

如今，巴金故居将巴老创作过《随想录》的缝纫机和写过《再思录》的轮椅一同陈列于“阳光房”。

二

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央依旧围着一圈沙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淮海坊搬来时巴老夫人萧珊添置的。巴老在此以文会友，曾接待过数不清的中外宾客。客厅的装饰柜里陈列着来宾们赠送的各种纪念品；书橱里照旧排列着友人的签名书；墙上仍挂着画家林风眠在1964年赠给巴老的那幅《鹭鸶图》……

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客厅前后见过苏联政府颁给巴老“人民友谊”奖章的场面和巴老会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的情景，这些活动都被我摄入了镜头。翻看所拍摄的相片，客人中来得最为频繁的还数水上勉、中岛京子、古川万太郎、白土吾夫、岩佐敦史、千田是也等日本友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导演千田是也随日中友好代表团来华的那次访问了。

1991年5月8日，千田先生一行在音乐家孟波的陪同下来到巴老家。千田一头长白发，戴着宽框茶色眼镜，笑声洪亮，很有艺术范儿。刚入座，千田就与巴老叙起上次（1986年）与栗原小卷一起拜访巴老时的情景。他说那次是带着由他执导、栗原小卷主演的布莱希特舞台剧《四川好人》来上海访问的。巴老听了补充道：来访的还有东山魁夷先生，他是个大画家。那天，千田兴之所至还与巴老议论起各自的年龄。当巴老得知两人同是1904年出生，千田长他几个月时，就笑着对千田说：“那你是哥哥了。”欢笑的谈话，就如走亲戚一般轻松自如。

听了千田与巴老的晤谈后，我找到了1986年千田、栗原小卷做客巴金寓所的照片。那天巴老身穿藏青呢中山装，手提拐杖与千田坐在一起，栗原小卷坐另一侧沙发上。他们仨都面露笑容，能看出正谈到开心处。我随即又从《随想录》中读到了巴老当时的谈话。他写道：“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见《随想录》合订本新记3页）

1978年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还未对外发布。这时，日本影片《望乡》在我国几个大城市上映，由于人们的思想还未从十年禁锢中完全解脱出来，影片引起了激烈争论，遭到了无端指责，有人甚至提出禁演此类“毒害青年”的“黄色影片”。巴老读了剧本，还看了电影，他为饱受战争苦难的“南洋姐”流了泪，感到难过。他在一个月里接连写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随想”。文中充分肯定栗原小卷出色的表演，他写道：“她（栗原小卷——本文作者注）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见《再谈<望乡>》）从1978年12月3日的首篇“随想”到1986年12月3日栗原小卷到寓所探望巴老，相隔恰巧八年整。此间，巴老克服病痛和各种干扰，完成了150篇说真话的五卷本《随想录》……

2015年初夏，栗原小卷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名义访问上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是带着缅怀之情走进巴金故居的。我在微信上看到她在巴金故居参观并在巴老那幅发绣像前驻足凝视。当年报道巴老与栗原小卷难得的相逢的《文汇报》记者汪澜，这次以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的身份陪同栗原小卷参观。福地重聚，在客厅里聊起当年的情景，分外亲热。也许栗原小卷想找回已过去将近三十年的那温馨一刻，我从两幅照片上看到她仍坐在曾坐过的那张沙发上。她左手边摆放着巴老写《随想录》的小书桌和靠背椅，五卷《随想录》和笔摊放在桌上，让人感到巴老只是有事稍作离开……

巴金故居得知栗原小卷重访故地的消息后，特意以高仿巴老的《谈〈望乡〉》手稿相赠。我见照片上的栗原小卷戴起了眼镜翻看着手稿。我马上想起与之类似的一件往事。巴老在写《谈〈望乡〉》的半月前（1978.11.14），让一位素不相识的工人业余作者宗福先拿着他写的推荐信，到北京登门拜访了曹禺先生，促成了这位创作《于无声处》的青年编剧与戏剧大师彻夜长谈的佳话（参见2022年8月7日“文汇笔会”《巴金给曹禺的一封信》）。《于无声处》这部话剧同样也遭受过像电影《望乡》那样的非议和责难。巴老不仅力挺这部话剧，他还在《谈〈望乡〉》一文中提及：“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他在《随想录》的开山之作中为电影《望乡》正名；也为进京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叫好；更是在为青年一代鼓与呼。巴老的两篇“随想”确像第一只燕子，在乍暖还寒时就报以春将来临；这种敢为人先的勇气，着实让人敬佩。

不久前，我看到栗原小卷在重访巴金故居时的日文题词：“今天访问了尊敬的巴金先生故居。栗原小卷。2015.6.13。”她把在巴金故居度过的温暖时光定格在留言簿上了。三个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举办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与日本作家文献图片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上，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栗原小卷朗诵了巴老的《谈〈望乡〉》《再谈〈望乡〉》文章片段。洋溢中日两国人民友情的故事在延续……

写于202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