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犁生前是很重视《书衣文录》的。他于“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九七九年四月初，在《天津师院学报》上首次发表了部分《书衣文录》。在一九八〇年编辑、一九八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耕堂杂录》中，孙犁又以主要篇幅，集中推出了他的《书衣文录》（174条）。一九九二年，我负责编选《孙犁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孙犁看到其中选有“书衣文录”很高兴。他说，人们编他的集子，只注意小说、散文，其实，“书衣文录”也应当选。

“书衣文”是孙犁写在包书纸上的文字。这是孙犁的一个独创，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没有先例。

从《书衣文录》（全编）我们看到，孙犁写“书衣文”，始于一九六四年四月，止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前后三十一年。在这些“书衣文”中，有不少是孙犁不愿示人、不便示人的；还有一些写于“文革”时期的“书衣文”，是不敢示人的。所以，“书衣文”有很大的私密性，“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记”（编者语）。孙犁也说，通过“书衣文”，“藉存数年间之心情行迹”（《书衣文录·拾补·小引》）。

“书衣文”的私密性决定了它的“幽深”性质，即在公开的作品中和公开的场合下被作家有意无意遮蔽的部分，有些是连作家本人都未必察觉的灵魂深处的幽暗部分。而这恰恰是值得关注和破解的作家的心灵密码。

孙犁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儒雅、沉默寡言，但在政治风浪中，他也有愤怒和咒骂。

“文革”是一场内乱，孙犁是这场内乱的第一批受难者。他被批斗、抄家，他被逐出多伦道的大院而蜗居于佟楼附近的一间小屋。他看到“文革”中太多的混乱、野蛮、龌龊和血腥。他曾几次想自杀。

孙犁对这场突然而至的人间灾难难以容忍。出人意料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孙犁竟放开胆子，在“书衣文”中对“文革”进行控诉与抨击。

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在《今日文化》这则“书衣文”中写到“文革”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戏剧只有样板，诗歌专会吹牛，绘图人体变形，歌曲胡叫乱喊。书店无书，售货员袖手睡去。青年无书，大好年光虚度……”

类似这种对“文革”的批判，在《书衣文录》中还很多，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书衣文”写在自己私藏的图书上，但如果一旦被发现或有人告密，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而孙犁却一写再写。这再次证明，孙犁并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软弱的懦夫，而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亮出自己与邪恶势力势不两立的鲜明旗帜。孙犁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抗，体现了中国作家与文化人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与风骨。

从《书衣文录》中看孙犁的深刻爱憎与人文情怀。

在《书衣文录》中，孙犁对众多历史人物及现当代的政治人物、文坛名人做出自己极具个性化的评价，率性直言，口无遮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孙犁“强忍着眼泪听广播”。他在一月九日、一月十一日、一月十六日连续在七条“书衣文”中对总理的逝世表达他的悲伤之情。一月十一日一天中，他连发了四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孙犁对人民的好总理表达无比爱戴之情。他说：周总理“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他引用外电报道说：总理的去世，“亚洲一盏明灯熄灭了”。一月十六日，他写道：“昨听追悼会广播九十分钟，夜已深。”从中可看出孙犁对周总理非同一般的深情。

此外，孙犁对李秀成、李鸿章、王国维、罗振玉以及鲁迅、周作人、茅盾、周扬等名人均有率直的无所顾忌的臧否。比如，在《知堂书话》一条中，孙犁说：周作人所记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味就有限了”。他对周作人“四无”的淡漠人生的批评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

孙犁在《书衣文录》中还表达了他对普通人的人道情怀，如：对他家的保姆杨玉珍，对长期为他送信的女邮递员王淑媛，对为了争半间房被殴打并当场服毒自杀的三马，他都自然流露出怜悯之情。一九九〇年八月，孙犁要辞退服侍他十五年的保姆杨玉珍。在送别杨玉珍时，孙犁“竟痛哭失声”。他说，这是“数十年来未有现象”。结果，“新人未来，旧人未去”，杨玉珍又留下来了。孙犁对汉奸、卖国贼、卑鄙小人，都横眉冷对；但对社会底层的民众却有一种善心和爱意。他的心是温热的，柔软的。

在《书衣文录》中，孙犁毫不掩饰自己的私人情感。

特别是他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所写的大量“书衣文”，详尽披露了他的一次失败婚姻的全过程，其中有他的许多体验与感悟。这些“书衣文”有的直白，有的隐晦，表现了孙犁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人看到，除了革命的孙犁、文学的孙犁，还有一个七情六欲的人性的孙犁。

他开始进入第二次婚姻时，“如痴如盲，孽海翻腾”，神魂颠倒，是非不辨。之后，二人矛盾不断，争斗连连。最后，伊人远走高飞，择枝而栖。此事给孙犁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也从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一九七五年四月，孙犁在《海日楼杂丛》条目下写道：“余感情用事，易冲动，不明后果，当切戒之。”后来，孙犁在《达夫书简》条目下，借讲郁达夫的婚姻悲剧来表达他在情爱方面的反思与自省。他说：“单以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的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的维持。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这一段感情经历对孙犁而言是刻骨铭心的。

从《书衣文录》中，可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孙犁心态的巨大变化——他从激情走向了幻灭。

由于孙犁对市场经济的不理解，由于他对社会与文学界许多丑恶现象的憎恶与愤怒，由于感到自己青年时期理想的破灭，他产生了迷茫与消沉的情绪。后来，他对国家的形势与前途忧心忡忡，有一种幻灭感。我把孙犁的这种幻灭感归纳为四个方面：由对现状的不满而产生的理想、信仰的幻灭感；由文学梦的破碎而产生的事业幻灭感；由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残破”而产生的情感幻灭感；由多种疾病缠身而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产生的生命幻灭感。（参见拙文《幻灭中的生命终结——〈曲终集〉出版前后的孙犁》，《随笔》2013年第2期）

孙犁并不讳言自己的幻灭感。后来，孙犁在《胡风书信集》条下写道：“国家多事，无心读书，亦无心写作，更无心出书，真正和百花（指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者注）告别了。”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在《天津杨柳青画社藏画集》条下写道：“自去岁入冬以来，余时有寂寞无聊感……然自停止写作以来，无所事事，精神既无寄托，空虚苦闷，时时袭来，绕室彷徨，终非善策。”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宋贤遗翰》条下写道：“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百花文艺出版社送孙犁《孙犁文集》珍藏本，他感慨万千：文集的前半部，是“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这时，他“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哀莫大于心死。孙犁坦承他的心已死。终于，一九九五年，孙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封笔，彻底退出文坛！在他还有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和写作能力的情况下，他决绝地告别了他无比热爱又曾激情投入的文学，出版了最后一本《曲终集》，在文坛消失了！

通过《书衣文录》，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孙犁晚年的许多隐于深幽之处的极为珍贵的生命信息。看到他在“文革”中的挣扎与呼喊，在爱情中的纠缠与痛苦，在社会转型中的激情与幻灭，也看到他在精辟的人论、书论中所表现出的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人文情怀和道德操守。以上这些内容，在同期或后来的散文、随笔以及《芸斋小说》中大都能找到对应的篇章，但《书衣文录》表现得更直接、更赤裸、更细致入微、更触及作者心灵黑洞的幽深之处。

孙犁指出：“文人之日记、书信、诗，皆为其历史断片，如有系统，编得完全，则可窥见其历史全貌，甚可贵也。”我们说，研究作家，不仅要研究他公开发表的作品，还要研究他在日记、书信这些个人化、私密化的文字中所提供的思想与情感信息，即作品背后的作家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书衣文录》是孙犁思想史、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书衣文录》是孙犁的“特产”，也是当代中国图书出版中的独有现象，在孙犁作品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书衣文录》博大精深。孙犁对数百种古今中外图书的评价，涉及政治、历史、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书的学问（写书、编书、出书、购书、读书、评书、藏书，以及出版社、印书馆与书店等），讲得很深、很细，可作为编写出版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重要参考。我认为已出版的《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全编），同孙犁的小说、散文等组成了他庞大的文字创作系列，它们将同《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文革”后的十本散文集一起，进入中国现当代作家经典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