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长河的源头。打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头读起，我发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鲁迅先生奠基的现代文学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促使许多文学青年奔赴北京寻梦。当年，丁玲、沈从文、胡也频、陈翔鹤等文学青年联袂北上，将自己的志业寄托于文学，在文化古都开始新文学创作。孙犁，也是在北京做起自己的“文学梦”的。

一九三四年春，从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的孙犁，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升学，来北平找工作，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的天仙庵公寓。居京谋职期间，他去大学旁听，到图书馆看书，留心读《世界日报》《晨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并且开始写诗、写小说，给报刊投稿。那个年代，海关、邮局是稳定、高收入的体面职业，民间有“金海关、银邮政”的说法；孙犁的父亲在安国听到邮局招聘的信息，就把孙犁的学历文凭从河北寄到北平，让他去考这个“银饭碗”。上中学时，孙犁英语阅读、书写的成绩优良，但会话差些，夹带“保定腔”。不料他当头碰到的就是弱项——刚进考场便是英语会话考试，自然名落孙山。“银饭碗”没得到，孙犁的父亲又托人给他找了个工作，这个工作从纸面上看很“高大上”，名曰“北平市政府工务局书记”，地点在府右街。所谓“工务局”，其职能就是今天的房管所，负责片区的房屋修缮；所谓“书记”，不是如今单位里的书记，而是抄抄写写的文案人员。鲁迅当年由蔡元培举荐到教育部工作，刚上几天班就在日记里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对正在做“文学梦”的孙犁来说，这份职业让他第一次见到旧官场的衙门作风，他也感到“极无聊赖”。好在上班的地方有个“好邻居”——北平图书馆，他经常去那里看书，还去东安市场、北新桥、西四牌楼、西单商场、宣武门外逛旧书摊，每天下班回公寓，他总要买几本书或杂志。那时，他的薪水是每月二十元。

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工作期间，他的阅读兴趣在左翼文学，按他的回忆：“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读书自修期间，他给报刊投稿，曾在《大公报》上发表速写式的散文《北平的地台戏》，用观察生活的眼睛，记录昔日北平民间的通俗文艺：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

这篇一千五百字的速写，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天桥艺人的人员组成、演出形式以及获得报酬的方法，对风俗史、戏曲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从中也能看出，青年孙犁开始试笔，自觉训练当作家的基本功。那时，《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沈从文一人主编，孙犁的稿件就是当年在中国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沈从文发现并采用的。五十年后，沈从文还对他的传记作者凌宇说：“三四十年代，孙犁的小说就很有特色。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后一句话，显然是沈从文在关注孙犁后期创作时生发的感受。

对一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来说，单靠投稿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不久，孙犁因工务局人事关系的变动遭解雇，正所谓“祸不单行”，他在天桥深入生活时，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还被人偷走了。失业后，他用最后一笔薪水在西单商场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鲁迅的译作《死魂灵》，一路吟啸，跑到离城六十里外的黑龙潭访友。在那里住了两天，他又去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的同学处暂居，就和沈从文当年初进北平时的生存状态一样。孙犁十七岁结婚，在失业、彷徨的窘境中，自然想到妻子——学书学剑不成，就重返老家的温柔乡了。回到家，他还订了一份《大公报》，为的是追踪文学界的动态，并且悄悄投稿。这段乡居生活，他在散文《报纸的故事》里透露过。

次年，孙犁的父亲又托人给他找了个工作，在北平的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事务员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后勤人员，孙犁的职责是每月向社会局填报表格，用文具店开的假单据报销。不过他缺乏办事能力，也没有干事务工作的兴趣。工作之余，他迷上京剧和电影，尤其爱听富连成小班的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早期的演出，他几乎都看过。到后来，他对京剧的鉴赏能力越来越高，自己也能唱，业余爱好悄悄培育他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趣味。他在回忆二进北平的生活时写道：

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戏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

二进北平，孙犁对工作不满意，又决定辞职回老家。下一份工作，是在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同口镇教书——一个未来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受胎于北平，落地于北方水国，白洋淀是“接生婆”。离开北平时，他给《大公报》投寄了一首诗：“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这首诗获得五角稿费，是孙犁二进北平的纪念。他读左翼文学，萌发阶级意识，亲眼看到社会的不平等，在诗里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作为平津代表团第一团的成员，孙犁以作家的身份三进北平，参加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他从北平开始文学创作，现在真正以作家的身份回到这里，算是美梦成真。一九五一年冬天，为参加冯雪峰为团长的中国作家访苏团，孙犁提前抵京参加集训，再次回到他青年时期做文学梦的古都。大病以后，他来北京治疗，在小汤山休养。这些与北京有关的经历，他都写在《颐和园》《红十字医院》等作品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他和同事集体进京参观“批‘黑画’展览”；这时，他对现实已然厌倦，懵懵懂懂随着人流走了一趟，中途还退场，不愿看那些荒诞的“批判”。一九七八年冬，刚刚恢复正常秩序的作家协会开始运转，为举行文艺座谈会，诗人李季专程去天津邀请孙犁出席，孙犁在座谈会上有个简短的发言，其中说道：“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诗人田间的家本来在北京，在孙犁出席文艺座谈会期间，他特意到孙犁下榻的宾馆，与老战友同住几天，以消解孙犁的寂寞。

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往往有一段漫长的美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