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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
来源:澎湃新闻 | 汪晨欢 于施洋  2023年05月07日10:10

眼见心爱的人即将与姐姐结婚,蒂塔含泪为婚礼制作了恰维拉蛋糕。泪水滴入鸡蛋糊和糖浆,奇妙地改变了糕饼的质地,说不出的苦楚也被倾诉其中,在典礼当日唤醒了所有人心中失落的爱。

有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细腻讲述烹饪的动人故事:女孩在伤心时制作的蛋糕,意外地令品尝到它的人也落下眼泪;一位作家动员母亲一同写下她们的秘密食谱,细说汤羹如何表达伴侣的歉意,香料芬芳的炖菜又是如何唤醒恋人的爱;一个新婚女子初次走进厨房,架子上的食谱仿佛在喃喃低语,抗拒着她的到来……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传递喜怒哀乐的美食、《感官回忆录》中唤醒愿望的春膳、《烹饪课》中历经重重困难的牛排,这些菜肴从不同拉美文学作品的厨房里被和盘托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掌勺的手属于女性,制作的方式由女性传递,书写的文字同样出自女性。食物与女性之间的复杂联系交织着,凝聚在拉美作家的笔下,形成独具特色的“厨房文学”。

一,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

拉丁美洲文学中从来不乏对女性与食物、烹饪、厨房的涉及。早在殖民时期,修女胡安娜(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便在著作《回复费洛蒂修女》中讲述了她烹调鸡蛋与糖浆时所发现的自然的秘密:鸡蛋遇油煎则凝固,遇糖浆则散开;糖浆流动只需少许酸性水果的帮助;而为制作糖浆和其他菜肴,蛋黄和蛋白则需分开使用。她说:“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锋,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并不认为文学与庖厨互不相容,她手稿中的36道食谱也流传后世,整理出版为《圣哲罗姆修道院烹饪书》。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对女性与厨房关系的理解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厨房以及烹饪活动对于女性而言的意义成为一大关注点,出现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1977年,墨西哥作家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家庭合影》,其中《烹饪课》一文聚焦了下厨这项传统的女性职责。“这里(厨房)就是属于我的地方。从存在我就在这里了。”小说中的女子一边准备晚餐,一边不无讽刺地说:“根据德国那句口号,女人的同义词就是厨房、子女、教堂(küch, kinder, kirch)。”随着故事的发展,一位年轻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女性在婚姻、家庭等场景下所面临的压力被展现出来,而她与烹饪之间不协调的关系也变得引人注目。传统上女性—烹饪的有机关系受到了挑战,维多利亚时期孕生的“家中天使”理想形象被颠覆,卡斯特利亚诺斯将矛头指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将主人公所面临的矛盾和抉择展现在读者面前。

自劳拉·艾斯基维尔1989年出版小说《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后,西语女性文学中进一步诞生了一系列作品以食物为主题的作品,包括1997年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自传文集《阿弗洛狄忒:感官回忆录》、1993年由戈罗蒂舍尔(Angélica Gorodischer)和桑帕欧莱西(Ana Sampaolesi)发表于阿根廷的文集《为厨疯狂》(Locas por la cocina)等等。有学者开始称之为“厨房文学”,指出这类作品通常以厨房为中心场景,围绕食物的制作和食用展开,体现女性与食物的复杂联系,传递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理解、自我身份的认同、情感的解放与抒发、与权力系统的对抗等等。厨房、食材、食谱、炊具、菜肴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或推动剧情的发展,或反映人物的变化,对作品的结构和内容起到重要的作用。

伍尔夫曾提出女性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厨房文学则向读者展示,这样的房间未尝不可是一间厨房。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与烹饪之间不再只是一种限制性的关系,厨房也并未将她们局限在传统的家庭形象中:相反,这里成为了女性追寻自由,培养创造力和建立情谊的地点。曾经被边缘化的厨房转化为一种抵抗空间,使女性的烹饪活动重获意义。

二,食谱之于厨房文学

从厨房里拿起一个物件,也许是锅碗瓢盆,也许是瓜果蔬菜,抑或是搭在椅子上的一条围裙,都可以找到故事的载体,融入厨房文学的叙事之中。而烹饪时必不可少的食谱也走进文学,成为“书中之书”,形成厨房文学独具特色的一种元素。

翻开厨房文学作品,总有食谱出没其间。在《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12个章节开头的食谱均与情节紧密联系,如同咒语,推动魔幻的事件与冲突接连发生,不知道厨师与用餐者心意相通的到底是那一道道圣诞馅饼、辣烧火鸡、牛尾汤,还是催动它们的一段段文字。《感官回忆录》附“潘琪塔的春膳食谱”,都是母亲多年来精挑细选、严谨钻研的春膳,每道菜肴的引言是精华之处,介绍食材的奇妙功效,隐晦地点到即止,让人心痒难耐跃跃欲试。在《烹饪课》中,卡斯特利亚诺斯笔下的新妇弃笔从“厨”,面对架上的食谱,用颇具古风的语言饱含讽刺地提问: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们,今日我应准备何等佳肴?而食谱的回答却是拒她于门外的艰深行话,让人压力倍增。在女性厨房文学作品中,食谱是烹饪过程的文字记录、也是文字指导,体现出了女性与烹饪活动之间和谐或矛盾的复杂关系。

为什么要有食谱?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说,烹饪实践需要用词语和文章记录下来,以便在实施烹饪的人中间传播,而实施烹饪的人有自己的语言和参考文集,就如同有自己的秘密和协议。他进一步总结,食谱的四个基本元素是原料、容器、操作、命名(并不包含消费),关注的是烹饪者和烹饪过程;食谱在记录食物的生产时展现了“幕后的”厨房劳动者的话语,尤其是由女性写作、面向女性烹饪者的食谱,更加能够使得女性在厨房中的声音被听见,使被认为必要但却不被重视的家务劳动获得意义。

食谱出现在厨房文学中,更是成为一种文学手段,尽管篇幅短小,但构成了另一个声音,可以叙述回忆,可以表达观点,也可以抒情。安娜·鲍尔在《阅读的食谱:社区烹饪书、故事与历史》一书中指出,食谱往往有自己的场景、角色、情节,所以也被视作是一种文学,而就像女性的其他诸多艺术形式那样,这种文学类型还没有被父权文学所认识到。厨房文学中的食谱元素也正是如此。《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每个章节都从一段切菜、烧水、和面的步骤指导开始,而后蒂塔“走出”食谱的书页,食谱的文字成为了小说的场景,蒂塔的人生故事也顺着厨房的劳作逐渐展开。而《烹饪课》中一本名为《堂吉诃德晚宴》的食谱则暗示了主人公内心的割裂感:她的文学素养告诉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来不是什么美食家,甚至可以说饮食中透露着一股穷酸气;然而这些学术性的思考在厨房中都是无用的,她必须抛下这些杂念,接受家庭“煮”妇的心态。阿连德在《感官回忆录》则借助传说、历史、哲学讨论美食的奇妙功效,畅谈欲望之间的共通之处,全书的主旨即她的生命感悟。“如果我们把事件与经历都浪费在准备春膳上,恐怕就没什么闲暇来享受它们的效果”,所以阿连德挑选的都是配方简单扼要、食材轻松易得的菜肴,为的就是让读者亲身体验、全情投入。食谱由口授开始,落实到纸面,代代相传,女性成员则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食谱中完成自我的文学表达。

兼具指导性、创意性与限制性的食谱,是厨房文学中女性与烹饪活动关系的缩影。从厨房文学的食谱中,可以提取出女性传递的经验,表达的愿望,树立的规则——包括烹饪和生活的规则。

三,传递经验的食谱

在《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主人公蒂塔从小在厨房中长大,印第安厨娘纳恰用传统的食物哺育她,同时将烹饪的经验与智慧传递给她。这份经验相应地由蒂塔传递给了自己的侄女,最终以一本食谱的形式来到了外孙女手中。在生前,“蒂塔是自前西班牙时期以来将烹饪秘密世代相传的女厨‘链’的最后一‘环’”;而在死后,“只要有人按她的菜谱做食品,她就仍然活着”。

通过食谱、像链环一样传递的不仅是厨房中的经验,还有女性之间的情谊。虽然生母埃伦娜妈妈对女儿专横跋扈,处处限制着她的幸福与自由,但是蒂塔在厨房中补足了生命中缺失的母爱与温情。厨娘纳恰不仅教会了蒂塔如何搅拌面糊,还在她沮丧的时候接过搅拌的勺子,给予她拥抱。多年后,当她着笔写下自己的食谱时,记录下的便是纳恰对她的指导和关怀。

相反,当人物之间存在权力的隔阂、难以建立交流时,烹饪经验便无法顺利地传递。这一点在蒂塔与母亲埃伦娜关于食物的交流中有所体现。当掌管庄园的她出现在厨房时,往往是为了下达备餐的命令;而在食物的选择上,比起厨娘纳恰从幼时对味蕾的培育,母亲会强迫女儿选择她认为合适的食物,例如早餐时温吞的鸡蛋。权力由上至下,形成隔阂,实则反映了母亲在父权社会影响下成为了变相压迫其他女性的角色。相应地,母亲对于食物口味与搭配的知识并没有展现在蒂塔的食谱中。

反观姐姐罗绍拉失败的做饭经历也可以发现,食谱经验的传递不仅需要一方提供,还需要另一方的接受。在“玫瑰鹌鹑”一章,蒂塔的姐姐试图夺过主厨大权,结果午饭“米饭水太多了,肉太咸了,饭后甜点糊了”。罗绍拉继承了母亲的角色,为了维护自身在家族中的主导地位,试图将权力延伸至厨房空间和烹饪活动,但是她始终对蒂塔和纳恰保持着疏离的态度,对她们的烹饪知识不屑一顾。这导致她无视了蒂塔为她提供的食谱步骤,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烹饪,最后彻底失败。事实上,知识的传递和情谊的建立在她幼年时期并没有缺失,蒂塔曾经和两位姐姐看水滴在饼铛上跳舞,然而,罗绍拉不小心在锅子上烫伤了手、又在母亲的教导下远离了厨房的游戏,自身意愿和外在影响让她疏远了厨房和其中的女性。食谱所传递的经验与智慧因而也无法像影响蒂塔那样触及到她。

四,表达愿望的食谱

《感官回忆录》里形形色色的食谱是书中女性表达的媒介,帮助她们接纳和抒发自己的欲望,比如作者本人就说,“春膳是连接贪吃和好色的桥梁”,在无法直抒胸怀时,菜肴成为了沟通爱人的桥,而食谱便承载了这种隐秘的愿望表达。阅读食谱的人,带着与书写者共同的愿望,寻求心照不宣的帮助:如何通过菜肴勾起伴侣心中的爱意,拥抱欲念,一同享受生命。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的食谱同样也体现出了表达愿望的功能,通过巧妙的技巧,材料与制作方法以聪明又隐秘的方式表现出了蒂塔的心愿。收到爱人佩德罗送的粉玫瑰时,花刺扎破了胸口的皮肤,使得花瓣被意外染红,蒂塔将花瓣碾碎制成一道玫瑰鹌鹑;不知是因为玫瑰的特质、血液的力量、还是爱人的心愿,佩德罗在品尝这道菜肴的时候感到了魔法般的冲动,竟不顾自己已经与罗绍拉结婚,在餐桌上对蒂塔当众示爱,大姐赫尔特鲁蒂丝也受到连带的影响,因为这道菜而欲火中烧。

从此,厨娘纳恰留下的古老食谱“玫瑰山鸡”被蒂塔改写为“玫瑰鹌鹑”,原料是“玫瑰花,最好是红颜色的”,制作方法则是“很小心地从玫瑰花上扯下花瓣,别扎了手指头,因为除了疼之外,花瓣还会沾上血,不但改变菜的味道,还会产生化学反应,是很危险的”。被血染红的粉玫瑰被改成红玫瑰,前后不一的指导能奏效吗?还是说,血的喷张已经暗含进红的象征,必然会带来冲动和回应,同时,去掉伤痛也意味着借菜传情这件事的合理化、被允许。

食谱所表达的不仅是可及的愿望,更是无力的自救,有时在欲望之下隐藏的是对另一种精神慰藉的渴求。阿连德回忆,在女儿因卟啉症过世后的某个晚上,梦见自己跳进一个装满米布丁的游泳池,儿时最喜爱的甜点将浓郁的甜香渗进体内,使她在梦醒时分一改常态地兴奋,阴郁灰暗的生活中重新迸发出欲望的火花。“我说不出何时我看到第一抹彩色,但自从开始梦见食物,我就知道自己终于抵达漫长哀悼的隧道尽头,来到了出口,重见天日,恢复了非常强烈的再度吃喝与拥抱的欲望。于是,在一点一滴、一斤一两、一亲一吻中,这本书诞生了。”全书以米布丁为开端,以米布丁为结尾,在最后这则食谱中,阿连德为这道简简单单的甜点起名为“心灵的慰藉”。在向家庭、友谊、医学、宗教求助无果后,食物成为了她哀悼的出口,食欲也与她对新生活的渴望重合。当她写下这则食谱时,文字也表达了不断在未来重现过去经验的愿望,保持不变也是一种对时间的胜利。

五,树立规则的食谱

虽然厨房中的女性可以通过食谱传递经验和表达愿望,但是食谱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地由一双手递向另一双手。为女性而创作的食谱毕竟是一种指导手册,原料、容器、操作、命名四大基本元素树立起了烹饪的规则,不遵守便会做出“不合格”的饭菜。这些规则不仅涵盖了食材选取与准备、器皿使用、操作过程技巧等,更是包括了烹饪的目的与心态。食谱在字里行间告诉烹饪者,“喂饱你的家人”、“节俭持家”、“用食物表达爱”、“均衡营养”……从这一角度看,虽然食谱可以发展自主性与创造性,但也具有着限制性,是厨房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与要求。在制定规则的同时,它也势必会激发矛盾,引向反抗。

“我的守护神灵在上,那一位位备受赞誉的奇人,在食谱书里让水火不容的概念相互共存:纤瘦与食欲,精美与节俭,速度与趣味。还有无数种排列组合:纤瘦与节俭,速度与精美,趣味与……”这是《烹饪课》中的女性叙述者走进厨房,看向书架时所说的话。而食谱的作者本身是“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过去与现在母亲的启发者,传统的代言之声,超市里喧嚣的保密人”,那些相互矛盾的形容词与概念更显得根深蒂固,束缚着一代代的女性烹饪者。厨房中的女性不仅要保证自己的美丽、能干、顺从,还需要将家庭的需求时刻放在心上,从厨房端出令人满意的菜肴,之后清洁灶台,让桌面一尘不染“宛如医生的手术台”。烹饪俨然成为了一场严谨的仪式,展现了限制女性的厨房规则。

食谱陈列的规则不仅具有限制性,还隐藏着排他性:虽然食谱承载了女性经验的代际链接,它也将家庭主妇的角色进一步固化,使得厨房空间与公共领域的隔阂进一步明晰。比如,制定家庭的菜单对《烹饪课》的主人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此她不得不诉诸家庭主妇的智慧。但是,书中的话语早已自成体系,容不下一位已经步入社会的女子重归厨房。“假如我知道什么是龙嵩、什么是凤梨,我就不用来查这本书了……但是你们都默认我们都知道秘密是什么,都只说不解释。”她为婚姻抛弃了未来的、属于自己的事业,坦言自己“在教室、街道、办公室、咖啡馆中误入歧途,浪费时间学习的知识如今要尽数忘却,才能学会其他的技能。”她学习如何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却始终感觉自己从未触及过家庭妇女的秘密智慧,“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这里”。食谱规则给她带来的排斥感与挫败感并存,将这位女性角色置于尴尬的境地。

六,丰碑与泉源:厨房中的女性力量

学者哈伯与阿瓦基安在《从贝蒂妙厨到女性主义食物研究》一书中指出,烹饪是高度性别化的活动,女性对其各种场景下的性别构建进行着再现(reproduce)、抵抗(resist)与反叛(rebel)。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化”并不意味着烹饪是独属于女性的活动。相反,男性和女性都参与其中,但采取的形式与包含的意义却有所不同,这一点更能体现出女性所面对的困境。

再看厨房文学中的女性烹饪者,不难联想到“厨房中的男性”和“厨房中的女性”形象也差别巨大。在普遍印象中,女性可以成为像纳恰这样的厨娘,也可能是蒂塔这样掌管食材与草药的魔女,或者是哪怕不甘成为的主妇与“家中天使”;但是,很难想象她们戴着白色的高帽,站在餐厅厨房的中岛旁边,下达指令,被响亮地回应“yes chef!”的模样——厨神、行政总厨的形象往往是属于男性的。这种联想并不稀奇,因为烹饪作为公共领域的行业时,对女性并不友好,从业的男女比例显著失调。而在家庭环境中,会做饭的男人反而会被认为是稀奇的,甚至像《感官回忆录》所说的那样,是富有吸引力的。假如整日与锅碗瓢盆作伴是一位家庭主妇,那当然不会被认为魅力四射了。

除了社会形象,从烹饪写作、美食学科、日常分工也可以讨论男女在烹饪活动中的差异。米歇尔·德·塞托在研究中指出,家庭中的男性烹饪通常是随心所欲的,比起日常饮食更偏好在特殊场合大展身手,不像女性一样有一日几餐的义务。在学科领域,美食学自18世纪末诞生开始始终是排他的、男性的事业,阻碍女性的加入。而在食谱写作上,男女作家对作品的命名体现出两个群体极为不同的诉求:男性作家往往署上全名、打造个人IP,以宣示能力、创造性与所有权,而女性作家则常用简单、“接地气”的昵称,带上母亲、祖母的亲属衔,创造个人记忆的氛围——《感官回忆录》中“潘奇塔的春膳食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厨房中的男性力量是丰碑式的(西语词monumental):男性掌勺人通过烹饪与烹饪写作,希望建立名声,取得成功,留下遗产。在家庭的小厨房中,他们施展拳脚,做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佳肴,以让家人和宾客心悦诚服;而在社会的大厨房中,正如食谱的命名法所展现的那样,他们下厨房往往离不开名利心。然而,女性的同类型作品通常是在谈论家庭运作、管照日常事务、讲述私人生活。如果说男性的成果时刻希望被看见、被铭记,那么女性的烹饪与烹饪写作则被认为是次要的、上不了台面的,即便有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也难以进入视线所及之处。一方面,她们存在于丰碑的阴影之下,长期被遮挡着、掩盖着;另一方面,她们自身的愿望往往也并非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但是,正如厨房文学所展现的那样,在摆脱信息、维生功能之后,出自女性之手的食谱和食物还有着共情、审美功能等,值得关注和发掘。

可以说,女性用她们泉源式的(西语词manantial,跟“丰碑”押头韵和尾韵)力量生生不息,润物细无声。她们在长期被人所忽视的厨房中承担着压力,也运用着她们朝夕相处的厨房、食物、食谱等来进行抗压。在食谱所陈列出的烹饪规则之上,女性可以超越代际的指导,进行创造与表达、传递经验、建立情谊,在男权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展开自己的写作与实践。厨房文学所展现出的是压迫面前女性娴静的反抗、无声的躁动:她们对抗男权意识形态,也对抗内部殖民,使厨房成为了挑战霸权的众多场景中之一。文学的手搅动厨房,触及水面处,水波向外扩散。泉水的流动可能受人左右,但无人能截断;柔情莫过于水,但仍见得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