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发生关系，古人多由出身和籍贯，在被动中形成，现代人则为生活或工作所选择，虽不无被动，却更有主动性，由此生成为一个人的地方性，或者说是人的在地性。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它都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之中，由生命时间与区域空间的交换互动，而生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经验和身份认知。吴宓晚年一直生活在重庆，并且有诸多不如意，可谓岁月荒芜，生活惨淡。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在抱怨中磨合，在习惯里忍受，而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知名的重庆学人。

一

青年吴宓

吴宓来到重庆，纯是一个偶然事件。他到重庆，偏居一隅，本想寻个安静环境，教书吃饭， 读书养心，聊以度日，但世变之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在1949至1950年间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感受，因该时段日记各一册，早被焚毁，无法查证。它们记载了中国社会大变革“惊心动魄、 天翻地覆之情景”，也记录了吴宓辞去武汉大学教席，到北碚勉仁和相辉学院任教的思想和心理变化及其痛苦抉择。从他后来的零星书信、文章和“交待”材料里，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宓离开武汉，先是打算到成都“研修佛学”，“出家为僧”，他说：“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 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 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 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到重庆后，却因交通困难，不能前往，就暂住于梁漱溟在北碚主办的勉仁文学院，兼在相辉学院任教。1950年，两校合入西南师范学院。后来，他有过后悔，亲朋好友也曾动员和介绍他调往北京和西安高校任教。既然来了，也就不用再去追问他为何而来，而是关注他如何落地，如何与地方发生磨合与纠缠。

实际上，他在1949年4月29日离开武汉大学到重庆，6月份就后悔了。他在给吴协曼的信中 说：“甚悔不应轻离武大，此时欲归不得，前途又无善计。”后来，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叹不已，1952年作诗“岂竟余生老蜀川，忧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渎哀心死，恋旧明时恨物迁。渐习核词同伪语，独持深意对浮妍。慰情至计依红袖，梦里生涯便是仙”。1959年4月29日，再作 感怀之作，“堕地飞花已十年，人间何处着啼鹃。旧交纵在非同道，新曲难工只自怜。秘记楹书愁付托，离鸾寡鹄怅琴弦。溪山大好绿如许，急锻密耕少墓田”。他在“自编年谱”里，也感叹：“1949年四月，不回清华，又离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遂走入相辉，编入西师”，“举动之极端错 误，而祸害久长者也”。1969 年12月，他给郭斌龢写信，谈到自己遭受批斗，真恨“不能早死”，“甚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陕西师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他是真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他终究也没有选择离开。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为什么不离开重庆呢？他的学生季羡林曾在回忆文章里说：“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赵瑞蕻也曾有过疑问：“又听说他最后转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书了。那时我有点奇怪，心想抗战胜利后联大结束复员，吴先生为什么不回到清华园，重新住进‘藤影荷声之馆’呢？”他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同事彭维金教授也认为：“就他在西南师院任教的28年来说，无论在外语系、历史系，还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长，尽其全才。”1961年9月，吴宓到陕西师范学院讲学，见到朱宝昌教授，他自己正被学校批判，在陕西师院却受到热烈欢迎，“未受轻侮”，于是，他感觉该校作风“大异西师”。1964年11月18日，开展社教运动，同事耿振华批评学校领导思想保守、放 纵，不重思想只重知识。吴宓的感受却正好相反：“宓昔恒以西南师院太重政治，用法过严酷。其处罚右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国各校，与耿君所评则适反，可怪也！”学校小环境，紧跟大环境，有样学样，还生怕走样，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任继愈就认为：“吴宓偏偏被安排在最轻视知识的环境中。赶上视人才如草芥的年月。”“轻视知识的环境”是社会大环境，也是吴宓生存 的小环境。

当时学校小环境让他意想不到。1964年12月24日，他以“君子恶居下流”，“危邦不入，乱邦 不居”为戒，心想“倘宓不在西师，祸累当不至如此之重也”。社会大环境会让吴宓不能不受批判，学校小环境却让他多次受批判。实际上，中国社会现代化，一直以城市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由东向西，呈梯级延伸扩散。越是西部或乡下，其开放程度反而越低。在人们一般的思维习惯里，会自以为环境越偏僻，管理就越松散，也就会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但在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年代，其情形也许正好相反。处中心者，资源越多，活动越多自由，处边缘者却想尽办法争取 资源，积极主动，甚至以激进方式实现目的。吴宓偏居西南，身负盛名，名望天下，自然会树大招风，颇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加之他做事认真，有热情，不超脱，爱冲动，许多运动事件和表态事项都会找上门来，落到他的头上。

晚年吴宓身处四川，喜欢聊天，谈得最多的人是陈寅恪和吴芳吉，最多的事是他和毛彦文的爱情，偶尔也评论同事和川人。他认为“蜀男女皆富于情，敏于感。蜀士率读诗多而能吟咏”，才情有余而品性不足。川籍学生人本“聪明”，“性于文艺为近”，擅长图画，对传统诗词韵律，“无人教授，少人通晓”，也就“难言”文学之成绩，“前途亦极黯淡也”。川中文人 虽“资性聪明”却少有“独立特行者”。说到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赵熙，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他的书法却“极恶劣丑怪，今蜀人犹多效之者，误也”。他不但评论四川人，还评论其同事，如认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四老”之一的赖以庄，生平甚用功，能博览，然“无卓越之品格，圆滑应世，又无坚定之宗旨，惟喜述说人之科名家世及著作轶事等，若持与碧柳较，实有霄壤之悬隔也矣”。有一个四川人是例外，那就是吴芳吉。吴宓偏爱吴芳吉的诗和人，世称“两吴生”。在他眼里，吴芳吉是天才，是中国的雪莱。1949年后，他将吴芳吉作为情感依靠， 制造为诗歌神话，不时谈及他们间的情同手足关系。他还曾告之身后事，愿以僧服入殓，葬在江津黑石山吴芳吉墓旁。吴芳吉是吴宓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诗人和文人的标杆，在他眼里，“蜀士多资性聪明，而处境丰裕”，“奔走末职而洋洋得意”，“皆 《浮华世界》（名利场） 中之人 物”，只有“碧柳乃真特立独行者”。又说成都“文士生活，亦不外美馔佳肴，痛饮连醉，再则赌博跳舞，全系享乐纵欲生活”，“至于爱情之理想与实际，亦非徒事享乐之名士所能知也”。他虽极为赞赏吴芳吉，但也认为他有四川人的通病，“四川人皆轻躁。碧柳尤喜动，恒无计划、无希望”。当然，他说的是四川人，也是说他自己。吴宓也时犯轻躁之病，常订计划，但多不执行，只在口头说说，或仅仅记录在日记里，就算了事。吴芳吉因病早逝，在他的家乡——重庆，吴宓就成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守护者，实际上，在吴宓内心，始终拥有这份文化情结和使命。

二

吴宓1937年于清华园

吴宓是有机会离开重庆的。1961年，他的女儿吴学昭两次到重庆和学校看望他，5月在重庆渝州宾馆匆匆见面，就劝说吴宓探访旧友和调离重庆，可“发挥宓之所学就特长，完成个人有系统之长篇著作，胜似在西南师院仅以教课之余事，作附属性之研究（如今之注释）而不为人所重”。8月在学校见面，继续关心吴宓的生活和学术著述环境，为“生活之丰裕安适”和“著作之自由方便”考虑，她希望父亲能调职（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庆的“居处、饮食、生活种种简陋粗秽，远不如北京安适”，如到北京，可“在文化潮流之中心魇饫图书载籍，先得见科学 之新资料，更与学者文士往来切磋，则编述与创作两可有成”，可将“所知旧时代之生活、旧学术 之精华，尽详尽多写出，留作后代宝贵之资料”，也可“进行自己之创作”，认为吴宓珍爱的 《吴宓诗集》，“其效果极微，若夫宓昔拟撰之 《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 《新旧因缘》仍可作出，但观点立场须作相当修改”，总之，应“心情开朗，态度积极，多写作，多刊发文章，但不拟发刊而藏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写”，她还希望父亲写文章，以引起学术争鸣，并建议他“出游各地， 以新耳目”，多与新旧学者朋友“谈论”和“切磋”，即使不考虑调离，也“必须从事并发表其著作”，“改其久久沉默之态度，以文章著作多与世人相见”，这样，才可“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化有贡献，亦可不负宓自己之一生也”。

吴学昭劝了一天一晚，他却不为所动。他不愿离开重庆，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如“环境改变， 人事生疏，精力衰耗，应付难周，当局实难位置宓，宓亦更难于自处”。他还有更多隐忧和担心。吴学昭建议他去北京，其母陈心一可为吴宓“抄写书稿、担任助理编辑”，这是吴宓内心极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与陈心一复婚，除了日记，也没什么稿子需抄写。他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对两人在一起生活心有恐惧，在他的内心依然保持对毛彦文的美好印象。到了北京，虽好友多了， 让他担心、害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给李赋宁的信里，他就解释了其中原因。他深知“到北京之好处，不待细说”，仍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是已有友生“督责”自己改造，若居京，“反与友生暌违”。北京大学教授中的李赋宁、王佐良、杨周翰等的马列主义学习好，西洋文学知识、学问，“其生动之文笔、著作，远非宓能及”，“宓来北大，成为无用之人，有如一位贫穷的老姑太太，回到贾府受王熙凤等之……”。另外，还有一条理由，“家中人 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服从党团之政令及思想，此则全国无异）”。

也许换一个环境，他的生活和命运会好一些，当然这也只是假设。他还有更大的“孤悚隐衷”，“宓之知命信佛，轻生死、乐消闲，宓之不肯写白话简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时代得名受誉，宓不愿居住辇毂之下，与当代名流周旋，宓之许由与伯夷、叔齐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岂甘特制新衫，以干谒学术界之新贵人，容悦居上流之旧友生，以为宓进身扬名之地哉？”其志向如此，何谈移居？至于吴学昭建议的多刊发学术著述，多与名家交往，更是吴宓心存恐惧和反感之事，他愿意交往的大都是有独立人格、不与时代合作的旧派人物，学术著述更是不愿刊布，即使去了北京，他也没有什么热情和兴趣。在民国时期，吴宓对学术研究都不算勤勉上进的，何况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写作“日记”上了。但他听从了出游的建议，说不上可“新耳目”，却可见见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从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2 日， 外出一个月，先下武汉，转广州，再北上北京，后从西安返回重庆，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热情款待。此行意在探亲访友，也是学术之旅，更是文化的契阔。

三

吴宓晚年照片

吴宓喜欢四川的山水和饮食。他虽然比较古板，也不是一个十分有情趣的人，但却爱美，爱诗，包括美景、美食和美人，向往大自然和诗意之美。他“能随处发现大自然之美并沉醉于其中”，十分向往乡民和市民生活的散漫、自在而自得。“乡野之农民，大城市之人力车夫，虽劳苦穷困，然其每日工作毕后，必坦腹列坐，吸旱烟，饮清茶，共相谈笑，有栩栩然自得之乐，不 知周秦楚汉，何分南北新旧，更不问君主与民权。尔时酣嬉休暇之愉快畅适，熟知我者，此乃真自由，真平等，真幸福矣”。时代变了，人们“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男女老少“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 戾骄横之姿态，嗔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他以白描之笔勾勒两幅画像，一幅“坦腹列坐，吸旱烟，饮清茶，共相谈笑，有栩栩然自得之乐”，一幅“愤戾骄横之姿态，嗔目切齿，闭唇握拳”，形象逼真。1961年5月13日，在潘家 坪招待所 （今渝州宾馆），他与女儿吴学昭见面。吴学昭劝他到外地出游，探访旧友，亦可商量调离重庆，发挥其特长。第二天，在返校的路上，他就被沿途风景和校园美景吸引住了。“午饭后， 深阴欲雨，车行途中则大风。此时忽放晴，远看四山青碧如画，西南师院山坡草木绿被如细毡。入校，则清幽整洁，真觉不忍离去此地。况吾生已成若干阶段，今之末段，岂容插入‘京国集’中，而乱我之步骤，违我之情志耶？学昭之议，宓似弗能从，终留此为佳耳矣！”

对北碚及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之美，他更是赞赏有加。他曾带学生在校园里广柑树林里欣赏风景，“我喜欢在春天的黎明时来这里散步。薄雾香花，绿叶素荣，可真是个人世的伊甸园”。1960年，学校10周年校庆，他的祝辞很美，“十年树木已成林，楼阁峥嵘气象新”，“济济良师从此出，山如画黛水鸣琴”。1962年，他给学生李赋宁的信中说：“宓老年心境平和，乐天知 命，对人有恩无怨，在此与各方面关系均好。北碚为山水窟，风景极美”，“故宓决愿终老此地”，“葬于北碚峡口之山巅（公墓），山水、烟云、风景至美”。“山水窟”言山水绝佳之处， 苏轼诗 《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云：“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1964年3月15日，吴宓大病初愈，与雪（张宗芬）和小孩到嘉陵江边观江水，捡石子，在石滩上看轮渡，“嘉陵江水 犹碧绿，春景至美”。3月29日，受蓝仁哲之邀，到北碚歇马场四川外语学院校园，欣赏美丽春景，“绿水垂杨，风景静美。既入校，穿葡萄架长路，而至教学楼前，则见红、绯、白色之桃花树多株，杂以李花树，密植路之两侧。花既盛开，而落英缤纷覆路，实甚美观”。一路上有雪 （张宗芬）及子女伴游，因临时有事回学校，未能前往磨滩观赏瀑布“奇景”，“宓今日之游殊乐，身体甚觉舒适”。1971年3月17日，春天到了，吴宓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昨今两日，宓始注意到桃花已开，桃花瓣飞落路上。阳景春浓，宓极欲步行至李园湖畔，观赏两年前所识之春景，而唐、曾及其他友人均戒宓‘勿外出走动，免为人所注意，而招来祸患’，故终迟惑不敢 径行”。这时，吴宓的腿脚不便，身份又特殊，外出有意外麻烦，吴宓喜欢自然美景，没有办法，只能远观或想象春天。这里的“唐、曾”即曾先后帮助吴宓做家务的女工唐昌敏和曾婆婆， 时间最长是唐昌敏。

吴宓不仅喜爱美景，还爱好美食。他喜欢与三两知己聚餐或茗谈。吴宓能喝酒，爱品茶，却讨厌抽烟，对抽烟者深恶痛绝。他的酒量不大，三两知己聚在一起，主要是以酒助话，以酒解闷。1971年9月8日，他在梁平曾将就一枚煮鸡蛋饮白酒，9日靠一枚馒头饮白酒，10日，“一馒有半，饮白酒，食煮卵一枚”，11日仍用鸡蛋馒头饮白酒，饮酒解愁，他内心藏有排遣的苦闷。高兴时他也饮酒。1972年元旦，那是一个极为平淡的新年，“无庆祝大会，无团拜，亦无私人拜年， 亦无乐歌”，“新年第一日，宓平安无事，且能安静读书”，一早“红日如火球，为之欣快”，早餐食花卷和鸡蛋，“饮白酒甚多”。在生活料理上，他“远不如常人，有时甚至显得幼稚可笑”。他不会做饭，常去同事朋友家，“久坐”，“论学”，友人热情招待，喝酒成自然之事，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饮白酒一杯”的记录。1951年1月12日上午小组学习，会后，吴宓访穆济波，“饮广 柑酒”，以诗唱和，享受诗酒人生。13日晚又去穆济波家，同周邦式饮白酒，“谈诗及佛教”。1月22日，饮广柑酒。2月2日，去李源澄家饮白酒。4月2日，在周邦式家，“饮茅台酒半钟”，周还帮吴宓修改诗歌。1952年11月2日，在北碚公园附近的“对又来”酒店，饮白花露、葡萄酒、 大曲酒共3小杯。1962年9月22日，他还购得五粮液一瓶，价格4.5元。1963年10月11日，友人 在北碚下半城松鹤楼为吴宓祝70岁寿辰，他与其他两位共饮五粮液3两。1961年4月30日，吴宓分得五月饭菜证，“今晚遂得食米饭三两及蔬菜，得饱”，还分得一大瓶五粮液，“遂以牛皮菜下酒，独饮一杯”。拌牛皮菜喝五粮液，虽有些浪费，但也毫无办法。

吴宓不喜欢社会活动，但喜赴宴和聚餐。他多次到西南农学院张劲公宅吃饭，“肴饌颇丰”。1956年9月6日又赴宴，菜肴丰盛，饮葡萄酒，7日再与人合请对方，肴馔丰美，进广柑酒和白酒。12月9日，又与几位同事到张劲公宅吃饭，“是日肴馔尤精美，进桑葚酒，食米饭、馒头，深酣饱”。1958年张劲公调至江苏师院，不再有记录。1959年7月3日，中午赴赵少咸、庞石帚宴请，宾主九人，吴宓对菜肴印象深刻，“肴馔丰美，海参席，以奶汤鱼肚及软炸鸡肝、葱、酱二味为最佳（席费十五元云）。宓得尝此席，如地狱中人重来人间天上，遂恣食，饮白酒数杯，半醉 矣”。吴宓自己不会弄饭菜，却喜品各种美味，吃到美味，犹如从地狱中“重来人间天上”。1960年5月9日，参加省政协委员视察活动，给他最大感受是吃得好，“肴馔更丰盛，致多食”，“此次政协委员参观，实游玩与饮食享受而已。幸甚”。1964年9月14日，与朋友聚餐，有诗句“最爱家厨特馔美”。1965年7月11日，到重庆师专周邦式宅，周邦式夫妇热情招待。其夫人盛 载筠忙着“治馔”，“手制肴馔丰盛，皆宓平日所嗜者，冷碟四：松花皮蛋、豆腐干、烧鸡、泡姜。热菜三：红烧猪肉、香菇豆腐，丝瓜豆腐汤，广柑酒。镇江金山牌之名醋”。可惜“美味太多”， 让他“应接不暇”，又逢“天热”，各述近况，说话多，他“仅进米饭小半碗，但共式饮广柑酒罄 半瓶”。经历大半年运动，他身心疲惫，能有闲暇见到老朋友，还有好菜好酒，吴宓的愉快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吴宓还喜欢美女，他毫不忌讳地一一记录在日记里，甚至有些以貌取人。1951年1月9日，有男生女生报名参军。说到某女生，吴宓认为她是“本年级最美之女生”，却哭泣不止，由另一女生代读志愿书。另一女生也是“明媚鲜妍，有才，通达而大方”。他眼中的女学生主席，却“貌最平庸”，但“深沉老辣、坚决明细”，为国家需要之“标准人物”。让人有些讶异的是，吴宓在日记里喜欢记录学生、邻居和同事女儿之美貌。如在批斗会上，看到女生发言者，说她虽“明眸皓齿，燕语莺声”，却“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让“久恋女子”的吴宓也深感“厌离”，而叹为观止、不可理解。人们私下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就是吴宓与雪（张宗芬 的情感 纠葛。他们交往从红颜知己到红颜不知己，吴宓在她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时间和金钱，同情其命运，自是主要原因，也还有另外因素，就是吴宓内心藏有美女情结。在刚刚认识时，吴宓认为她是“全校女员女生中最美之人”。1952年12月14日，到礼堂听报告，看到她坐在左后排， 也觉得她“美艳绝伦，全校之盛饰华服之太太小姐为之减色”，“会散”后，“又见雪与女同事二人，左右夹持，连手俯身，冲大风，疾驰而过，出宓等之前，宓怜其衣薄而居远”。吴宓真是多情的种子，已近60之人，仍有如此浪漫心情。1958年6月28日，吴宓参加学校歌咏晚会，登台站在第三排中间位置，唱了4首歌，“随众应景”，但看到“雪”（张宗芳），虽容华大损，仍为地理系之美人。1973年1月14日，雪来“久坐”，已至52岁的她，在吴宓眼里，仍“白润丰美，视为 青年女子，且情意似甚殷挚”，只是感到“其思想，则趋时从新不喜旧”。

1964年9月13日，他观看电影《北国江南》，秦怡饰女主角银花，其面貌让吴宓想起了学生吴静文。吴静文外形漂亮，此时正在合川参加“四清”运动。1955年5月10日日记有记载，吴宓在讲课时，“见史三女生吴静文坐前排正中，两年不觏，惊其美。第七节续讲，伊已远去，岂有觉 而为之欤”。“史三”即历史系三年级。1956年9月27日记载，吴静文一毕业就与历史系秘书郑亚宇结婚，吴宓送礼金一元。此后，吴静文多次向吴宓问学。后来，吴静文夫妇被调往合川中学担任教师。吴静文来告别，甚是悲泣，“泣时，愈增其美，宓不忍视”，吴宓也很伤感，“勉慰之”。他认为学校只重视其英文和西洋文学，不知他还深通并能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独有吴静文者，自愿专从宓学此科，其人又和善而极美，深惬宓心”，“宓之伤感悲愤，实不减于郑亚宇及吴静文夫妇本身者矣！”吴静文夫妇离校辞行前，还吴宓书，并写诗，“呈俪影一方”，吴宓粘存。到了1963年11月30日，美术系一美女老师因下放来辞行，又让他想起吴静文夫妇，感叹：“今已一载， 甚矣，美人才士之多薄命也”。吴宓甚赞邻居钱泰奇教授两个女儿之美，还为美女编序号。1973年1月18日，“上午9-11此间第一美人钱国昌来，第二美人刘哲志亦携幼女钟一清来，宓幸而由二美人陪导、护卫同出，由解放路折入中山路而抵百货商店”买棉鞋。“第一美人”“第二美人” 近似玩笑话，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吴宓日记里，可见吴宓对美女的钟爱程度。他还为美女打等级。1月26日，访钱泰奇、孙荃夫妇，“初见其长女钱小萍，美而白皙”。钱小萍、钱国昌都是雕塑家 钱泰奇女儿，其子钱国华还随吴宓学过外语，听过吴宓讲《红楼梦》。1973年6月2日，又说钱小 萍“甚美秀”，钱国昌“则丰艳”。10月1日，他带吴须曼拜访钱泰奇夫妇，见钱小萍“毫不装饰，而宓益觉其美”。12月19日，刘玉琼来，求吴宓讲毛主席诗词，“此女亦秀美可爱，然不注意听讲，亦不热心向学，不可教也”⑥。人虽秀美，却不好学，让他感到没法“教”。吴宓喜欢美而好学之女性，所谓“红颜知己”者也。

吴宓晚年不离开重庆，在我看来，主要有四点因由。一是吴宓喜静不喜动，对变化的未知性一向存有顾虑和恐惧；二是到外地开展学术活动以及邀宠之遇非他所愿，还心存恐惧；三是在经历陌生、抱怨和愤怒之后，他已熟悉了学校环境，习惯于重庆生活，而且，还很有些许挂念。他对日常生活的满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变相坚守。思想文化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四是为他提供离开重庆的机会，正是他受到最好礼遇之时。1961年的吴宓，已多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还开始招收研究生，接受访问学者。当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吴宓上午随郭豫才、张宗禹、许可经（分别为历史系、美术系、音乐系主任）到学校领导家里拜年，下午，学校领导6人回访，给吴宓拜年，中文系书记、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4人和私交朋友8人纷纷来拜年。这可说是吴宓解放后在新春佳节最为荣光的一天。此后，全国运动不断，学校也一片混乱，友人自身难保，再没有人来找他谈论调离之事，他也只好呆在重庆了。

一个人的迁徙，古人多受贬谪，今人则原因多多，或求学，或谋身，或婚嫁，或旅游，不一而足。吴宓与重庆，有情有缘，先缘后情。它不由思想观念而选择，而被工作和生活所确定。先有正打歪着的偶然，后有特殊时期单位制度的绑缚，也有机遇的不巧合，更有日常生活的眷念和个人性情的习惯。如此种种，成为吴宓晚年留在重庆的偶然或必然，谈不上幸运与不幸，遗憾和怨怼。他的“在此”而非“此在”，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接受和忍耐，习惯成自然，自然久了，反而生起不少留恋。在吴宓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对“此在”的超越和反抗，而是对“在此”的 种种生活的忍从，以及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坚持日记书写，以求得情绪的宣泄和精神文化的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