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这样一个系列的小册子：用讲话的形式来梳理一下自己曾经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的关键词。我不打算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这些关键词引发的学术争论、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声音给以总的回应。毕竟时代在发展，无论是我、还是争论的各方，在思想理论的实践中都会不断修正或改变自己的原有观点，很多激烈言论随着时间的进行都会变得无足轻重，失去讨论的必要。不过我还是很怀念二、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在人们热情于理论探索的背后，始终洋溢着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坚持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真纯向往。

我打算把这个系列小册子写成一种理论形态的回忆录。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对以前作为文学史理论研究成果提出来、但并未详细梳理其形成过程的一些关键词（包括我提出这些概念的当时场景），做一次系统梳理。它包括我为什么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史理论的领域，为什么会提出诸如“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民间”、“共名与无名”、“先锋与常态”、“世界性因素”、“潜在写作”等关键词以及它们在研究实践中的作用。出于种种考量，我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取向列入第一个论述题目，这也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一系列文学史理论探索所提出的第一个话题。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就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我们在讨论现代文学史时，一定会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与责任，如何理解、传承五四新文学所凝聚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又如何实践等等较为复杂、也很难清晰陈述的领域，现在我把诸如此类问题都集中在“价值取向”这一个维度上给以表述，还历史一个说明，给当代一点启发。

之所以要首先讨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可能还包含了我个人的一些原因：从学术层面来看，作为一个普通高校的人文学科教师，一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我们固然需要著书立说，把研究成果奉献于社会。这是高校教师普遍的工作状态。然而从我个人的精神立场而言，我是有意把自己在学术上的探索和参与社会活动，看作是与知识分子的当下实践相关的工作，企图通过这些工作对当下时代做出回应，自觉实践价值取向、学术责任和我个人立场的统一。而这一切，都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世界观发生自觉转变开始的。面对晚清到五四前后的现代文学史发轫期，我更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动机，我明明看到了五四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最后都走上了不以自己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不归之路。我对文学史理论及其关键词的提出和研究，既是对以往文学史现象的解释，也是对当下时代一些被遮蔽的意义的发掘。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的辨析，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强调，都表明了我在当下社会活动中身体力行的准则。读者可以针对我的言和行来考察我是否做到了言行一致，哪些方面我做到了，哪些方面没有做到或者做得很不够。

我把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提出来讨论，起因是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1]，现代社会转型期并不是指当下社会，而明确的指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推翻了封建帝制以后，整个社会从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向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转型完成。当然这个转型在实际过程中还要漫长得多，也模糊得多，本书所说的“转型期”，是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指晚清士人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我不打算全面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史，以及现代思想发展史，这些方面早就有专家在作深入讨论和个案研究，我感兴趣的仅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价值取向如何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行动？以及百年来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其价值观念对当下人们的意义所在。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群，他们在现实环境下所做出各种行为的选择，说到底是受到思想的驱使，而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利益。这当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我特意选择“价值取向”这个关键词来区分知识分子的几种类型，因为在我看来，“价值取向”的含义比较笼统，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我是在复旦中文系接受教育成长的，我对语词的文学性比较敏感。我知道有许多语词的表述，总会有一种辞不达意的遗憾。我并非是指言论者缺乏雄辩能力，而是我们使用的语词概念自身会在人们运用过程中发生变化，其意义自有完整且复杂的呈现，内涵繁复，诸义并存，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义去规范。正如本文要讨论的“知识分子”的涵义。这还不仅仅是指语境产生不同效应，对接受者来说，他是带有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的。譬如说，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并在八十年代系统接受过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的人，与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受过互联网的熏陶的年轻人，我们面对诸如“知识分子”或者“岗位”这样的语词，都会以各自的经验来改变语词本来表达的含义。语词含有的复杂意义，不可能在使用者的表达瞬间被精确地呈现，而只能是模糊、近似、歧义丛生地呈现出来。

出于这样的理由，我有意选择了几个意象模糊的文学性语词作为价值取向的关键词，具体说，就是庙堂、广场和岗位。这是文学的修辞手法，强调了某种虚拟性。庙堂一词，是我从鲁迅先生关于“廊庙文学”的说法[2]转化而来，所指传统文人通过政治权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还是会继续发生影响；广场一词，我受启发于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自由论坛），移用到中国是指五四运动的发生，象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介入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一个空间。还有，庙堂和民间是两个互为依存的空间，但民间本身不具有与庙堂、广场对等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启蒙改造民间，唯有将知识分子的岗位与民间结合，把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设置在民间的（非庙堂的）社会，才成为一种与庙堂、广场相对等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主要标志就是拥有专业知识；但是专业知识可以为庙堂服务，也可以为民间社会服务，庙堂性的专业知识岗位属于庙堂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价值取向属于庙堂；唯有民间性的专业岗位，才可能具有与庙堂分庭抗礼的价值取向，即所谓“南面王而不易”。

我写作《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是1993年，正是我刚刚迈进不惑之年。当时的我，思想处于低迷惶惑时期，我往何处去？以后的路怎么走？我将在哪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其实，这些问题早几年就开始缠绕着我，促我思考，催我自新。记得当年读但丁《神曲》：“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3]诗人恍惚陷入噩梦之中，在原始丛林里看到了狮子、豹和母狼……《神曲》开篇描写的几个段落震慑了我。对此，我不能不追根寻源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源头，寻找我所需要的人生答案。关于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的探索，正是我为自己寻找的一份答案，决定我以后坚持了三十年的人生道路。

还需要补充的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文学史理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把这项研究工作视为一种实验。我不是事先周密设计了一套理论体系，然后去著书立说。我几乎都是用单篇论文的形式探讨文学史理论关键词的各种可能性。我的研究方法从来都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更不会从西方引进的理论概念出发，而是相反，我比较在乎的是从研究对象中发现矛盾，提出问题，探索理论的解释。西方相关理论是我研究问题的必要参照，但不是研究的出发点，更不是我所要阐释的主体。我是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个别的、具体的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当下文学的批评者，我更是通过解读一系列创作文本，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关键词内涵，使关键词逐步显现其自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这样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探索是过程性的，总是从不成熟到成熟，这必然会遭遇质疑和批评，甚至证伪，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过程，也就是在直面质疑、批评和证伪中，才能检验思想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体现在它不断修正错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这次我打算写作的系列小册子，不再重复我以前的研究方法，我不准备再提出新的关键词做新的探索；我只是着重对以前提出过的语词本身作整体性阐述，以及尽可能忠实地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反省当年思考问题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自我的质疑与批评。

我相信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2022年6月5日

（这是作者新写的一部书稿《从广场到岗位》的序言开场白）

注释：

[1] 《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初刊《上海文化》创刊号，1993年11月。

[2] 鲁迅：《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第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 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朱维基在第一句诗下面加注：“《旧约﹒诗篇》里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但丁自己在《飨宴篇》里把人生比作一座穹门，他也说：这座穹门的顶点在哪里，是很难确定的。……但就大多数的生命说，我相信，达到这顶点的是在三十和四十岁之间。而且我相信，身体组织最健全的人，达到这顶点总是在三十五岁。但丁生于1265年，那末，《神曲》想象的时间是1300年。”